（第一节）为什么还是文化管理
如果我们把经验管理释为用经验来管理，把科学管理释为科学地管理，把行为管理释为对行为的管理，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来翻译文化管理呢？用文化来管理？文化地管理？还是对文化的管理？换言之，所谓的文化管理，文化到底是管理的手段、状态、还是对象？目前，绝大多数文化管理学者相对更倾向于把文化认为是管理的手段，即用文化来管理。正如其中有人归纳经验管理的特点是人治，科学管理的特点是法治，文化管理的特点是文治，以文来治。
假若当下的我们仅仅把文化当作手段，事情倒也简化了不少，甚至我们已经可以预见用文化手段进行组织管理的时代临近了某个可以驻足的时间节点。然而，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作为时空中真实而具体的人，我们只要存在于人类社会，那么我们的一切就都与文化有关，且全部都处在宏观的文化系统中，也全部都包含着微观的文化元素。进一步说，管理这种人类生命实践方式的手段、状态、对象都是文化，文化管理的概念是个文化一体化的概念。具体而言，作为管理的手段，文化可以被我们打造成应手的工具或者载体，比如拓展活动、宣传海报等，用以向管理对象传递或灌输组织的价值观和目标愿景；作为管理的状态，文化可以被我们塑造成一个具有覆盖性和过滤性的渗析体，诸如文化交流氛围的渲染、文化补偿机制的缓冲等，用以协助管理者将刚性的管理工具重起轻落，避免在管理对象身上硬力性作用的产生；作为管理的对象，文化可以被我们细分成若干类型的标的内容，并镶嵌在管理的各项具体职能中，例如组织客服员工行为礼仪规范的编写、组织生产研发中文化创意的应用等，进而与管理手段进行有效对接，并将管理状态注入对接部位予以必要的渗透式传递和缓冲。
此时，我们会发现对组织的文化管理其实是一种全方位、一体化的实践行为，单一地去完成某个组织目标并不是文化管理的目的所在，单向地去将某种实践方法施用进去同样不是，而能当作我们文化管理目的的似乎应该是在以文化为手段、状态、对象的管理实践过程中形成一种文化衡动关系，如此才能让组织构成的主体，人，得到全方位、一体化实践效果的影响。基于这个目标，我们还有太长的路要走，至少在未来的20年里，它都将是各种组织形态变迁重组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线索。
据上，我们算是对文化管理在目的性上有了开放性的认知，但是在结构性上，就目前我们的认知来看，恐怕要更窄也更浅，更莫谈相关的行为实践。要承认，我们对文化管理的结构性认知和应用还仅仅停留在企业等特定的组织形态上，即组织层面的文化管理，在社会乃至时空等层面的文化管理我们依旧可以说是两眼一抹黑，不知三六五，或者说有心乏力，有力乏路，有路又乏心，总之是混沌成坨就对了。当然，这和结构的关系界定有关，但更和我们对文化管理内质的不求甚解有关。
对于组织层面的文化管理，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且拥有了一些资历可以给出一点概述。首先要知道，组织是根据某些供需关系而组成的人的集合，其存在意义是为了实现某些个人在某个时间段内所无法实现的特定目的，同时这也是组织整体形成并存在的特定目的所在。于是，在组织的文化管理中，人成了特定文化的制造者，同时组织中的人又是该特定文化的作用结果。这种实践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特定文化的开放程度，或者说局限性。其局限性越强，人所能接收到的感知和行为反作用力就越小，组织的衡动性也就越差，进而影响组织的生命长度，有可能是组织的发展无法持续，甚至解体或消亡，也有可能是组织中的人脱离开该组织，转入其他组织以寻求更好的发展。然而，不论其实践效应究竟表现如何，文化管理所在的局限性组织只要没有实质性的演化、重构或者整合，它无疑都将是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进程中的桎梏因素之一。
幸好，我们依稀能够感觉到一种可能的存在，那就是组织的概念与社会的概念之间的边界将有逐渐淡化的趋势，亦即人类社会整体概念的形成趋势。所谓人类社会整体，也就是指的社会层面。社会层面的文化管理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常在的，但现实中难免会因为历史、民族、宗教等长久积攒下来的失衡的文化作用力，导致某些作用点在准备集中发力的时候才发现力根本就凝结不起来，抑或凝结的过程中很快又被散掉了。要知道，人类社会内部之间扭曲制衡并缠错在一起的文化作用力很多，解开不易，却很容易就可以把目标力化开，使整体陷入更深的文化漩涡之中。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种现状视为无解的文化博弈关系，对社会层面文化管理的感知与践行，我们需要站在更高的层面，即时空层面，来审视和操作，这就像对组织进行文化管理时我们要将社会责任作为背景基础。
那么，怎么样才算站在了更高的层面呢？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我们是时空中的同一种生命存在形式，我们有足够生命本质上的共性可以支撑我们一同去面对未知。同时，我们共同创造的文化虽然曾经是我们相互之间产生矛盾冲突的动因，但也正是这些文化冲突内生的动力在不断驱使我们的关系走向更大范围的和合，走向广泛意义的多赢，走向与自然生态环境形成可持续和谐关系的轨道。在对方向有了共识性认知之后，我们便需要将共同行动体现在社会层面文化管理的实践当中，而实践的核心就是强化人的社会性，即强化人们对社会交流和尊重需要的满足。我们应当主动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界限关系，给予每个人尽可能多的自由交流权力和机会，并尊重每个人存在的意义及其选择的权利，进而把视角从解决人类社会内部组织或个体间的关系问题更多地转向人类共同面对的阻碍人类社会持续和谐发展的时空元素。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整体才有可能避免因文化对峙升级，并被人们视为阻断了自身继续生存和发展的顽疾，从而导致的拒绝自由、无视人权的行为发生。倘若不然，人类社会行将面对的就是整体发展的衡动被打乱甚至终止，人与同类之间相互纠缠攻击，直至大面积消亡，并最终受到自然生态环境的选择性反作用力，人类社会整体灭亡，文化无以演进，与此同时某些脱离了人类社会的人也逐渐因缺少必要的交流和尊重含恨而去。
如果我们有幸能够参与并见证社会层面文化管理实践的效能发挥过程，此间我们也将直面一个无奈的现实，那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目前所生存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地球，是一个具有相对有限资源条件的时空生命体，同时它还在不断受到其他时空生命体的影响而调整着自身的演化规律，换言之它所能在与人类社会的衡动关系中提供给人类的衡动能量是会耗竭或失效的，那时人类无疑要经受更多更大的时空考验，即如何应对新的生存和安全问题，这也就是所谓时空层面的真实问题。谈到时空层面的文化管理，人们往往认为这是个伪命题，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很少将自己设定为一个可以推动自己所在群体不断发展演进的个体，而只是一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身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个体。事实上，人，作为时空生命体，它富有比这两个层面更高的存在意义，那就是人的时空性。进一步说，人在对自身时空生命的生存和安全需要予以满足的过程，其实就是文化管理之于时空的实践意义。
一旦我们认可了自身时空性的存在，以及时空层面文化管理的现实意义，我们就需要通过亲身的知行实践来进行必要的引导和预防了。此时如果我们再说去站到更高的层面去审视实践目的，获取实践方法，倒不如说站在更归真的层面来给出答案，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层面，也是人类属性其内质的衡动可循环体现。人本身是集时空物质性和信息性于一身的一种生命存在形式主体，人对自我时空物质性和信息性的管理其本质是自我层面的文化管理，同时这也会对时空层面人与其他时空生命体之间的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进而决定人类对目前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乃至未来即将发生变迁或者替换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性。适应是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建立在衡动关系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人类需要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我出发，跟那些在生命实践中发生过或可能发生关系的时空生命建立并维系起一种收放自如的衡动关系。而这些关系的存在并非需要具有目的性，但凡有目的性的存在就一定会破坏关系存在的纯粹性和衡动性，重要的是从关系中感知一种自我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可以通过潜意识引导我们如何保持生存，如何保证安全，如何持续发展，进而实现或者说创造出所谓时空层面文化管理的实践意义。
此外，除了在关系维度上对自我的潜意识行为培养，我们也不能忽视过程维度上对自我主观能动行为的尝试，而这就涉及了人在自我性上对自我完善和超越的需要，也就是对自我时空物质性和信息性完善和超越的需要。人自我的物质性和信息性是时空赋予的，而人通过自我完善和超越的行为又可以推进时空的衡动，创造出衡动中新的时空价值，即对时空物质性和信息性进行的更加开放的体验过程，建立的更加开放的存在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时空层面文化管理的必要性。具体来说自我完善和超越，可以是通过全面获取信息资源、充分利用物质资源使自我的时空生命生存条件更加完备，并能和其他生命体之间和谐共存，平等互惠，也可以是系统拓展自我的信息关系网、有效利用自我的物质再生性使自我的时空生命安全性得到全面升级，化解生存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危机，超越某些时空生命制衡规律而持续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