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请允许我披上一件忏悔用的麻衣。和懦夫一样，评论家们是试图用某行警句而不是一把剑来杀死他们的心爱之物的。因此，数月之前，在评论一部散文集时，我提到了阿瑟·凯斯特勒：“在20世纪的烤架上，他是那块终极的蛋奶烘饼。”这话说得是多么无所畏惧，又是多么的不恰当啊！麦克米伦公司重新发行的凯斯特勒全集用的是精致而统一的多瑙河版式，真是大大的丢人现眼。我过去曾设法忘记这一点，即关于那个炙烤过他的世纪，凯斯特勒告诉了我这一代人我们所需了解的一切。他的小说、散文和四卷本的自传证明了他是西方世界卓越的记者。他既不愿意接受一夫一妻制，也不愿意接受意识形态的特征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他为什么具有令人惊叹的流浪习性。
说他是记者，我并无贬低之意。如果说他的自传缺乏马尔罗的《反回忆录》的那种文学性的优雅的话，它却更加特别、更为引人入胜：凯斯特勒也不会使自己陷入戴高乐主义者的“我是一个历史之谜”的枷锁之中。如果说诸如《正午的黑暗》（关于帕吉案）、《夜晚的窃贼》（关于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以及《出发与到达》（为作为荣格信徒的革命者所描绘的肖像）这样的小说属于论证小说的话，它们依然也比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名士风流》那种暴躁乖戾的匿名真人小说要好得多——在涉猎后一种体裁时，凯斯特勒、加缪、萨特，甚至是纳尔逊·阿尔格伦的表现都不佳。如果说《机器中的幽灵》与《无穷尽的酒徒》让读者感受到凯斯特勒渴望为他那种形而上的迷狂提供物质证明的话，那么尽管这种渴望令人遗憾，但至少他还在寻求证明，而不是激动万分地大谈凤头麦鸡和绝对事物[41]。
一段“可做案例的历史”
这是四卷本的自传中的两卷。《与死亡对话》和《地球的渣滓》写于他西班牙内战期间被关押在佛朗哥的监狱中的时期，以及两年之后被关押于法国集中营中的时期。它们是有时间限制的。但是《空中飞箭》与《隐性写作》关涉的是凯斯特勒头一个四十年的人生经历，用宁静的回忆口吻写成。如他所言，它们是为“我们这个世纪上半叶中欧一名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一段典型经历”所作的补充，此人是那些难民中的一分子，一个新的名词因为他们而诞生：“继母国”（stepmotherland）。那里充满了愤怒、反常、讽刺与悲剧。
这一段描写的是凯斯特勒童年时代在布达佩斯的生活，他既早熟，同时又很害羞；后来他成为维也纳的一名从事机械业学习的学生，被政治行动与静思默想的怠惰这两股力量撕扯着；再后来，他长成了一名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具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二十岁青年；成为为乌尔斯坦报业帝国效力的、报道中东问题的记者；在希特勒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时期，在柏林成为转向共产主义的科学编辑；他还是乘坐齐柏林飞艇参与前往北极的辉煌探险的独家报道者。读者跟随着凯斯特勒体验了他在30年代初期的饥馑年月在苏联旅行的经历；作为维利·穆森伯格的《共产党组织》的宣传家在巴黎工作；在西班牙寻觅德国、意大利两国与佛朗哥合作的证据；在西班牙发现了“第三阶的现实”；宣布退出共产党，在英格兰定居，创作小说，……和他几乎所有朋友不一样的是，他终于活了下来，而在这上千页的叙述中，他的朋友们要么死于希特勒之手，要么死于斯大林之手。
无论他所沉思的是语言（他先用匈牙利语写作，随后又使用了德语和英语，更不用提他还会写希伯来文与俄文）、是态度（“1930年代的神秘主义者渴望一睹第聂伯河大堤，以及苏联生铁产量达到百分之三的增长率，将之视作神恩的显现”）、是公正（“一种伦理统一的观念，因而也是一种本质上自然的观念——就像水晶的结构”），或是英国的监狱（“知道你们处身于一个对人执行死刑判决依然被视为某种严肃、罕有的事件的地方，真是很不错”），凯斯特勒都是出类拔萃的。
对行动的偏爱
正如奥托·卡茨对他说过的那样，凯斯特勒的自卑情结或许相当严重。奥威尔也说：“凯斯特勒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是他身上穿戴的盔甲中的裂隙。”不过，总是哪里有行动，哪里就有他，他总在那里奋笔疾书，义愤填膺。如果说他那卡珊德拉式的叫喊会使他的朋友们感到窘迫的话，他们的窘迫也是活该。（就在本月，一份不够灵敏的杂志就完全没有抓住威特克·钱伯斯[42]事件的重点，仿佛钱伯斯本人、凯斯特勒、马内斯·斯泼伯、古斯塔夫·瑞格勒、维克多·瑟吉和安德烈·纪德都是用盖丘亚印第安语记载下自己的疑虑与不安的。[43]）
至于说到那种狂迷，那种“第三阶的现实”，这发生于凯斯特勒被监禁于西班牙的某座监狱，被判处死刑期间。它的逻辑开始于一个欧几里得的论证，即如果我沿着一系列素数的阶梯往上爬，我们是绝不可能发现最大的素数的。因此，他总结说：“关于无穷的有意义与全面的表述，必须要经由准确与有穷的手段来获得。”假如某人表示反对，认为那些表述仅仅指称的是一种人造的、并非无穷的设计，那么他仍然得面对另一条反物质主义的证据：凯斯特勒在发生超感知觉后与异性调情的不体面行为。神秘主义：这是一个意志不坚定的头脑最后的避难所吗？
不是。凯斯特勒拒绝任何种类的决定论，如果我们体验过他的生活，我们也会那样做的。不过，缺了对有神论的痴迷，难道就没有可能相信选择吗？在去世前一年，弗洛伊德给了凯斯特勒一次面谈的机会。弗洛伊德既从未体验过“大海般的感情”，也从未见过“看不见的文字”。凯斯特勒说：“我怀着赞赏与同情，心中疑惑一个人如何能在没有这种体验的前提下就能面对自己的死亡。”我则怀着对无价的凯斯特勒的赞赏与同情，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在没有这种体验的前提下面对自己的死亡，同时学会穿越存在主义者们称之为“可能性的迷惘”的地带。为了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不得不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