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俄罗斯有两类工资：一类是比较丰厚的(原料输出部门和为其服务的领域)，包含15%~20%的工作岗位，而包括预算部门的其他所有部门的劳动报酬极低。2008年1月，各部门月平均工资(不包括社会性质支付)与整个俄罗斯水平的比例关系如下：农、林和狩猎业是44%，纺织和缝纫工业是47%，教育是63%，医疗和社会服务提供部门是76%。
2005年有40%的医疗和教育工作人员的工资低于最低贫困线，而退休金只有最低贫困线的35%~37%。在俄罗斯，国家公务员、军官、专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低保障群体，他们中间只有20%~25%的人有机会进入居民的中等阶层。
换句话说，低报酬工作岗位明显地占多数。结果，根据统计资料，2007年3个低收入的20%组群中的60%的劳动者只得到了工资基金的28%，而第5个20%组群，也就是报酬最高的20%的劳动者却得到了50.4%的工资基金。而且这样的状况已经延续许多年。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署在2006年4月对6.1万个单位进行的工资支付金额抽样调查数据，22.1%的劳动者取得的工资等于或低于最低贫困线，而劳动报酬在四分之三最低贫困线和最低贫困线之间还有20%的劳动者。在低报酬工作岗位占多数的情况下，劳动报酬分配如此不平等，会使贫困保持长期的、慢性的趋势，在贫困家庭里代代相传。
这样，已进入就业范围但并不能保证不会落入贫困境地，因为在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就业的地方，家庭对贫困的贡献度为35%，而收入短缺的达到总规模的30%。在就业贫困家庭，工资是收入的基本来源，而这样的工资不仅低于整个俄罗斯水平的几乎一半，甚至低于其他贫困家庭的工资水平(7%~16%)。这样，就业的部门就成为落入贫困境地的重要的危险因素。
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产生出就业贫困人口。目前总的来说，低保障与居民的居住地有着密切联系。拥有几千人口的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点集中了45%以上的俄罗斯贫困人口。农村居民的贡献度明显超过了其在居民数量上的比例，居住在农村是落入低保障群体的强大而稳定的危险因素，不但如此，它的存在会加强其他风险因素的影响。
低保障的居民阶层在自己工作岗位的品质、居住地点、人力资本自身的特点方面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这些因素中远不能解释低保障问题长期化的所有情况。此外，人力资本和就业的特点只有对那些就业或非就业的低保障人群来说才是重要的。所以，只有那些一系列社会人口因素的影响才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年龄、家庭状况、健康情况等。
今天，低保障问题最重要的因素是就业人员的子女负担。有子女的家庭具有最大的贫困风险，他们超过全国平均贫困水平的一倍。因为对子女18岁之前的二代和三代人家庭来说，工资是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货币补贴对他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起不到任何影响作用，所以不难理解，俄罗斯联邦最大的贫困群体是有子女而又工作的家庭；他们在贫困家庭总数中占50%~60%。几乎在所有地区，有子女家庭占贫困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首都的集聚点是个例外，那里的劳动市场没有什么严重问题。
包括多子女家庭、不完全家庭和退休人员在内的“传统贫困人口”占贫困人口总数的30%。确实，他们比就业家庭更经常地处在贫困人口边界的底线。与此同时，无子女家庭占俄罗斯贫困人口的约20%。此外，如果家庭有3个或更多的子女，在农村陷入贫困的风险要比平均数高出两倍。就可支配的资源来说，整体上有72%的多子女家庭挣扎在贫困线上，如果转到货币收入指标上，则多子女家庭有90%~95%的可能性沦为贫困人口。他们的收入平均短缺29%~32%，超过所有有子女家庭同一指标70%。此外，总人口的3%~5%生活在收入指标低于最低贫困线20%~30%的家庭中，也就是说他们连维持最简单饮食的资源都没有，其中60%~70%的家庭有子女。用绝对表达方式来说，在极端贫困群体中最大的部分就是多子女家庭。他们基本上都是农村家庭。
家庭中的多数子女经常造成母亲有限的就业能力，这首先会恶化多子女家庭的物质状况。
在决定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贫困的各种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是母亲的低工资和母亲因在家照料子女而不得不失业。专门的研究资料证明，在40%的多子女家庭里母亲不工作，或者在不要求什么技能的工作岗位就业，当然报酬是很少的。总体上，50%有子女的贫困家庭双亲领取的工资低于最低贫困线。此外，还有45%有子女的完整家庭中父母有一人不工作。
多子女家庭传统上属于居民中的脆弱范围，但是如今的俄罗斯，贫困也在具有适宜的人口负担(两个孩子)的家庭蔓延。两个子女的家庭在所有有子女家庭总数中的比例占22%。
如果在整个家庭结构中他们只占8%的话，那么在可支配资源方面贫困人口中的比例要高出一倍(15.4%)，而在可支配资源总短缺的分布当中，他们的比例已经扩大到两倍(22.4%)。完整家庭中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将贫困风险提高到50%。客观的现实是这样的，在现有家庭经济条件下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表现出穷人的消费行为倾向要高。
在国家不良的人口形势条件下，还要求关注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给年轻家庭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第一个孩子的出生会急剧降低家庭的物质保障，因此造成的贫困家庭的比例在货币收入方面增加了40%，在可支配资源方面增加了50%。以最低劳动报酬为依据的孩子养育费无法补偿妇女在家庭预算中的工资缺额。
同时，在扶持有子女家庭方面国家救助的作用在整个改革时期连续不断地在下降。俄罗斯工资补贴水平，严重低于发达国家。对贫困家庭子女进行每月补贴的制度不能根本改变儿童贫困的水平，因为补贴的数额，据估计不超过儿童最低贫困线的3%。而将贫困家庭的儿童补贴的立法权和财权转到地区层面，对俄罗斯不景气地区来说，根本就没有这种拨款的资源。
对个体绝对贫困风险的分析结果表明，2006年底儿童的贫困风险要比居民总的贫困风险高出一倍(21.5%比12.8%)，表明今天俄罗斯的贫困有一张孩子的脸。
尽管儿童属于深度贫穷的高风险群体，但俄罗斯实行的来自国家的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社会救助体系主要是以老年人为导向的。
值得关注的是，例如，这样的不良趋势依然在维持：近4年来贫困人口中所有劳动年龄组都下降了，同时贫困人口中55岁及以上年龄组比重2007年增加到55%。可以理解，这一年龄组的经济状况与就业状态紧密相关。由于在俄罗斯退休年龄从55岁(女性，男性是60岁)开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年龄”公民的低保障是和退休保障问题结合在一起的。
在改革年代以工龄和工资水平为依据的退休金分化程度急剧下降。退休保障领域的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做一种再分配，将领取中高退休金的退休人员的资金向领取低退休金的退休人员和其他退休人员如残疾人和战争参加者转移。最近几年他们的福利明显改善，但还是很低的。
没有补充收入来源的退休人员的收入水平只能保障最起码的生存条件。
2007年支付的退休金的平均数额实际上只相当于退休人员的最低贫困线。平均月退休金的购买力是最低贫困线的1.02倍。2009年第一季度退休人员的最低贫困线为4044卢布。
据估计，处在这条线以下的退休人员大约占10%。尽管如此，对这一群体的社会扶持还是非常有效的。如今退休人员比其他居民阶层的处境大为改善。很多情况下，只要他能够继续工作，就不会落入贫困行列。在贫困人口总数和资源短缺中退休人员家庭占18%和3.3%。
这一结果表明，退休人员家庭不仅不代表大多数的贫困人口，而且也不具有极端贫困的特点。而在评价生活水平的可支配资源指标方面，与这一居民群体的最低贫困线相比，贫困的风险和深度急剧下降了，这主要是因为让老年人优先分享非货币的社会转移支付。
由于退休人员中的绝大部分人因为年龄状况已经不再工作，他们物质状况的改善是最近几年提高退休金和定期指数化的直接结果。总之，退休人员与有子女家庭甚至与无子女的有劳动能力的家庭相比，贫困风险都是很低的。但是在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特别是其中医疗支出的增加情况下，要保持现有生活水平，必须及时指数化和提高退休金。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身体健康也是通过调节劳动市场的进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水平，因为有效就业至少是部分解决贫困和低保障问题的机制。这就是说，健康状况影响生活水平不以年龄为转移，健康状况越差，陷入贫困和低保障境地的风险就越大。在俄罗斯人中间健康状况差的35%陷入贫困，29%在贫困门槛前徘徊。在健康状况良好的俄罗斯人中间这些指标分别为7%和10%。
残疾人的贫困风险要比退休人员高些，但是其中有些群体的贫困风险明显高于俄罗斯的平均水平。属于这类群体的首先是没有劳动工龄的残疾人家庭、从小残疾的残疾人家庭、有残疾儿童的家庭。
俄罗斯低保障重要的分化因素是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低的贫困人口比例在增加，相反，具有高等和非完全高等教育成了有效的文化资本，它有助于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贫困。
正如国家统计署的资料所证明的，在贫困人口特别是极端贫困居民中，人们的教育水平都不高(与所有居民比较)。从中等技术学校的教育水平开始陷入贫困的风险急剧降低，与中等教育相比，高等教育水平陷入贫困的风险几乎要低一半。具备高等教育是生活有保障的决定性保障，有三分之二多的具有高等教育的人拥有的人均收入超过最低贫困线。同时，年轻人教育机会的最大差别正是取得高等教育的程度；而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比其他人更经常地遇到接受职业教育的障碍，教育水平越高，这种障碍就越强烈。
在过渡时期，俄罗斯贫困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情况明显恶化。取得良好教育的机会，包括孩子和成人的再教育，是当前属于贫困家庭生活区别于其他家庭生活的5个首要因素之一。现在绝大多数俄罗斯贫困人口(62.2%)都认为自己获得所必需的教育和知识的机会很不好(居民总体上倾向于在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评价，而富人则从来不这么认为)。
忽略这个问题必然会造成长期贫困陷阱的出现。根据有代表性的全俄2000-2002年的调查研究资料，只有5.5%的贫困人口提高了自己的物质水平(全体居民当中是22.7%)；9%的贫困人口提高了教育和技能水平(全体居民当中是20.7%)；只有7.9%的贫困人口能在工作中得到提升或找到新的合适的工作(全体居民当中是17.4%)。很显然，不解决贫困家庭出身的人接受教育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贫穷问题。
取决于物质保障水平的日益缩小的社会机会和不平等的生活机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俄罗斯贫困再生产过程的强化，严重制约贫困家庭子女在生活中得到大多数其他阶层已经得到的机会。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生活水平分化的决定因素的教育的重要性指明了减贫背景下教育战略的效率。
俄罗斯在目前条件下，无论是从收入的来源和支出项目来看(购买住房和物业维护)，还是从与生存条件及现代最低社会标准的相适应的角度来看，直接或间接影响公民福利资源保障水平的重要因素是住房保障。
住房保障不足(相对于住房面积的社会标准而言)和低收入的住房设施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的事实。据研究，遇有这样或那样住房问题的居民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其人均收入低于两倍的最低贫困线。尽管低收入居民(包括官方认可的贫困人口)和属于收入比较优越的俄罗斯居民阶层接近平均住房保障，而低收入居民的住房条件却明显地差。例如，32%的贫困人口居住在集体公寓、简陋板房和公共住房，45%的贫困人口缺乏公共设施(中央供暖、电力、排水设备、卫浴设施)，或者不完善。同时，贫困更加严重的农村几乎100%的住房设施不完全或者彻底没有。2007年只有21%的农村住房(城市76%)同时装备了所有设施。
据估计，60%以上有子女和98%有三个子女的家庭需要改善居住条件，但他们恰恰属于要等几十年才会有房子住的收入群体。与此同时，10%贫困人口的公共服务支出在其预算中的比例要比最富的10%俄罗斯人高出一倍。
正如前面资料中看到的，俄罗斯的贫困和社会的脆弱是和低下的日常收入相联系的，而且也是在与居民的社会人口状态相互关系中同生活水平的财产构成相联系的。这决定了无论是针对官方认可的贫困(最低贫困线)还是针对如今和未来低保障风险最集中的居民群体，都必须制定和实施社会扶持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