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可定一原则曰：“关于人事上之处理，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一定是一主性善说，一主性恶说。”孟子主张仁义化民，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韩非主张法律绳人，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个人主义经济学，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独裁主义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民主主义，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达尔文之互竞主义，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是以性善说为立足地。因为人性之观察不同，创出之学说遂不同。我们欲解除世界之纠纷，当先解除学说之纠纷，欲解除学说之纠纷，当先从研究人性入手。
人性本来是浑然的，无所谓善，无所谓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出来，于整个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论，曰性善，在当时是一种新奇学说，于学术界，遂独树一帜，但是遗下了半面。荀子出来，把这半面提出来，曰性恶，也是一种新奇学说，于学术界，又独树一帜，成为对峙之派，此二派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何也？各得真理之一半也。孟子之性善说，已经偏了，王阳明致良知之说，则更偏，学术界通例，其说愈偏者愈新奇，愈受人欢迎，所以王阳明之说，一倡出来，风行一世。荀子之性恶说，已经偏，我的厚黑学则更偏，阳明向东偏，我向西偏，其偏之程度恰相等，所以“厚黑学”三字，遂洋溢乎四川。后来我着《心理与力学》，说：“人性无善无恶”。阳明晚年，也说：“无善无恶心之体。”譬之攻城，阳明从东门攻入，我从西门攻入，入了城中，所见景物，彼此都是一样，阳明讲致良知，说得头头是道，我讲厚黑学，也说得头头是道，其实皆一偏之见也。
我研究人性，由《厚黑学》而生出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由此臆说，生出“合力主义”。本此主义，而谈经济，谈政治，谈国际，谈考试，谈学术趋势，与其他种种，我的思想，始终是一贯。所谓厚黑学者，特思想之过程耳，理论甚为粗浅，而一般人乃注意及之，或称许，或诋斥，啧啧众口，其他作品，则不甚注意，白居易云：“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我也有同样的感慨，故把我思想之统系写出，借释众人之疑。
六十晋一妙文
鄙人发明《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从今而后，当努力宣传，死而后已。鄙人对于社会，既有这种空前的贡献，社会人士，即该予以褒扬。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当兹教主六旬圣诞，应该作些诗文，歌功颂德。
鄙人今年（一九三九年）已满六十岁了。即使此刻寿终正寝，或者被日本飞机炸死，祭文上也要写享年六十有一上寿了，生期那一天，并无一人知道，过后我遍告众人，闻者都说与我补祝。我说：“这也无须。”他们说：“教主六旬诞颂，是普天同庆的事，我们应该发出启事，征求诗文，歌颂功德。”我谓：“这更勿劳费心，许多做官的人，德政碑是自己立的，万民伞是自己送的，甚至生祠也是自己修的。这个征文启事，不必烦诸亲友，等我自己干好了。”
大凡征求寿文，例应补叙本人道德文章功业，最要者，尤在写出其人特点，其他俱可从略。鄙人以一介匹夫，崛起而为厚黑圣人，于儒释道三教之外特创一教，这可算真正的特点。然而其事为众人所共知，其学已家喻户晓，并且许多人都已身体力行，这种特点，也无须赘述。兹所欲说者，不过表明鄙人所负责之重大，此后不可不深自勉励而已。
鄙人生于光绪五年己卯正月十三日，次日始立春，算命先生所谓：“己卯生人，戊寅算命。”所以己卯年生的人，是我的老庚；戊寅年生的人，也是我的老庚。光绪己卯年，是西历一八七九年，爱因斯坦生于三月十九日，比我要小一点，算是我的庚弟，他的相对论震动全球，而鄙人的《厚黑学》仅仅充满四川，我对于庚弟，未免有愧。此后只有把我发明的学问，努力宣传，才能不虚此生。
正月十三日，历书上载明：“是杨公忌日，诸事不宜。”孔子生于八月二十七日，也是杨公忌日，所以鄙人一生际遇，与孔子相同，官运之不亨通，一也；其被称为教主，一也。天生鄙人，冥冥中以孔子相待，我何敢妄自菲薄！
杨公忌日的算法，是以正月十三为起点，以后每月退二日，如二月十一日，三月九日……到了八月，又忽然发生变例，以二十七日为起点，又每月退二日，又九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三日……到了正月又忽然发生变例，以十三为起点。诸君试翻历史书一看，即知鄙言不谬。大凡教主都是应运而生，孔子生日即为八月二十七日，所以鄙人生日非正月十三日不可。这是杨公在千年前早已注定了的。
孔子生日定为阴历八月二十七日，考据家颇有异词。改为阳历八月二十七日，一般人更莫名其妙。千秋万岁后，我的信徒，饮水思源，当然与我建个厚黑庙，每年圣诞致祭，要查看阴阳历对照表，未免麻烦。好在本年（民一九三九年）正月十三日，为厚黑教主圣诞。将来每年阴历重九登高，阳历重三日入厚黑庙致祭，岂不很好。
四川自汉朝文翁兴学而后，文化比诸齐鲁，历晋唐以迄有明，蜀学之盛，足与江浙诸省相埒。明季献贼践蜀，杀戮之惨，亘古未有。秀杰之士，起而习武，蔚为风气。有清一代，名将辈出，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无一不有。嘉道时，全国提镇，川籍占十之七八。于是四川武功特盛，而文学则蹶焉不振。六十年前，张文襄建立尊经书院，延聘湘潭王壬秋先生，来川讲学，及门弟子，井研廖季平，富顺宋芸子，名满天下，其他着作等学者，指不胜屈，朴学大兴，文风复盛。考《湘绮楼日记》，己卯年正月十二日，王先生接受尊经书院聘书，次日鄙人诞生，明日即立春，万象更新，这其中实见造物运用之妙。
帝王之兴者也，必先有为之驱除者：教主之兴也，亦必先有为之驱除者，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孔教之兴，已二千余年，皇天上帝，乃眷西顾，择是四川为新教主诞生之所，使东鲁圣人，西蜀圣人，遥遥相对。无如川人尚武，已成风气，特先遣王壬秋入川，为之驱除，此所以王先生一受聘书，而鄙人即嵩生岳降也。
一九一二年，共和肇造，为政治上开一新纪元，今为一九三九年，也即是厚黑纪元二十八年。所以四川之进化，可分为三个时期：蚕从鱼凫，开国茫然，勿庸深论，秦代通蜀而后，由汉司马相如，以至明阳慎，川人以文学相长，是为第一时期，此则文翁之功矣。有清一代，川人以武功见长，是为第二时期，此张献忠之功也。民国以来，川人以厚黑学见长，是为第三时期，此鄙人之功也。
一九一二年以后，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努力工作，把四川造成一个厚黑国，于是中国高瞻远瞩之士，大声疾呼曰：“四川是民族复兴之根据地！”试想，要复兴民族，打倒日本，舍了这种学问，还有甚么法子？所以鄙人于所着《厚黑丛话》内，喊出“厚黑救国”的口号，举出越王勾践为模范人物。其初也，勾践入吴，身为臣，妻为妾，是之谓厚。后来，沼吴之役，夫差请照样的身为臣妻为妾，勾践不许，必置之死地而后已，是之谓黑。“九一八”以来，我国步步退让，是勾践退吴的方式。“七七事变”而后，全国抗战，是勾践沼吴的精神。我国当局，定下国策，不期而与鄙人之学说暗合，这是很可庆幸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余岂好讲厚黑哉？余不得已也。
鄙人发明《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从今而后，当努力宣传，死而后已。鄙人对于社会，既有这种空前的贡献，社会人士，即该予以褒扬。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当兹教主六旬圣诞，应该作些诗文，歌功颂德。自鄙人的目光看来，举世非之，与举世誉之，有同等的价值。除弟子而外，如有志同道合的逸伯玉，或走入异端的原壤，甚或有反对党，如楚狂沮溺，征生亩诸人，都可尽量地作些文字，无论为歌颂，为笑骂，鄙人都敬谨拜受。将来汇刊一册，题目《厚黑教主荣录》。千秋万岁后，厚黑学如皎日中天，可谓其生也荣，其死也荣。中华民国万万岁！厚黑学万岁，厚黑纪元二十八年，三月十三日，李宗吾谨启。是日也，即我庚弟爱因斯坦六旬晋一之前一日也。
亲访宗吾答客问
笑着答道：“孔明何足道哉！他的名士气太高了！单就用兵而论，他犹不及先帝，先帝不过借他来慑服头脑简单的关张赵黄诸人罢了，实则他尚被先帝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不然，伐吴之役，帝何以不使孔明自将呢？且孔明用马谡守街亭，实为大失着（当用魏延），军败而斩马谡，尤为大失着，蜀之穷蹙以亡，斩马谡时，已肇其因了。孔明无能为如此，何足道哉！”
问：“先生能否暂将厚黑学收起不讲，专在文化学术方面多加发挥与着述，以飨国人？”
答：“这是办不到的！十年以来，已有很多朋友劝我不必再谈厚黑。殊不知厚黑是‘说得做不得’的，我们既不能应用，又不能不讲；不讲，心中反而难受。若想劝我不讲‘厚黑’，无异于劝公孙龙不讲‘白马非马’，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本着‘说得做不得’的信条，尽量发挥厚黑哲理来创教立学，试问这样无冕王，唯我独尊，又谁能比得我优游自豪呢？且古今真理，只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孔孟的仁义，老子的道德，佛陀的慈悲博爱，和宗吾的厚黑，均是一个真理，不过说法不同罢了。若是各有发明，各立一说，不相假借，便是各有千秋。这样，比起及身得志的人，我觉得尤胜一筹，又何必用世呢？你屡来信劝我不讲厚黑，怕我前途有阻，我想当年基督尚肯以身殉教，区区之阻，又何足以使教主不谈厚黑呢？”
问：“先生满腹经纶，是当代的一个诸葛孔明呢？先生自忖以为如何？”
问：“先生看，古今以来谁是可取的呢？”
答：“我不是说做一姜太公的话吗？实则千古可取法者，惟此一人。太公年至八十，尚能佐周克商，已是亘古奇迹。厥后苏秦诵其阴符，而合六国；张良用其兵法，而灭秦楚。试问：厚黑远祖，舍太公还有何人呢？鄙人实是他百代的徒孙，想掘发出这千古不传的秘诀，以光前裕后。”
问：“先生治学的门径，可以见告吗？”
答：“我生平治学，实得力于八股文法的‘截搭题’，那是很合乎辩证法的逻辑的。我的厚黑及一切着作，都是从中推衍而出的。”
问：“先生莫非是说笑话吧！”
答：“不是笑话，我确是得的是一套八股法宝。如若不信就请以后对于八股文法多下些工夫。”
问：“先生的着作，出版的，未出版的，一共有多少种？”
答：“出版的有《厚黑学》、《厚黑丛话》、《宗吾臆谈》、《社会问题之商榷》、《制宪与抗日》、《中国学术之趋势》、《心理与力学》、《孔子办学记》、《吊打校长之奇案》、《孔告大战》、《怕老婆的哲学》十余种。现在写的，及已写成未发表的，还有《中国民族特性之研究》、《政治经济之我见》、《叙属旅省中学革命始末记》、《性灵与磁电》、《迂老随笔》等种种。谈正经道理的，有《社会问题之商榷》、《考试制度之商榷》、《制宪与抗日》、《中国学术之趋势》、《心理与力学》五书。其余的正经的作品，因尚未问世，暂可不谈。其实我已老了，还着作甚么呢？真可谓不自量。”
问：“先生以往的资历，及目前的身世境遇如何？”
答：“我早年受教于富顺名八股家卢彖先生之门，后入成都高等学堂学习数理，曾加入同盟会。民国以来，充督署科长，全省官产清理处处长，擢为重庆海关监督未就，后长富顺县中，绵阳省中，再任省督学多年，曾出川考察各省教育。北伐后，入省府任编纂委员，去年始解职归家。我自幼生于穷家，经一生奋斗的结果，已有小积蓄，现有市宅一所，水田三处，收租百石，生活尚称小康。生有二子，长子甚为能干，曾任富顺教育局长，及自流井中学校长；次子曾在成都工业读书。不幸两子均于近年中先后死去，现有老妻寡媳及三孙四孙女，请有塾师，就家中教读。这便是我的大概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