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族的兴起及个体意识的觉醒
上一章讲，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一方面分裂动乱一方面又自由活泼的时代，造成这种两面性的根本原因，是中央政权的相对弱势和地方势力的相对强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其中的因素当然很多，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自东汉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历史学家通常称之为“士族阶级”。士族阶级到魏晋时代已经发展得很成熟，若干士族变得很庞大，几乎垄断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资源。
讲到士族，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董仲舒。他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经他改造过的儒术成为汉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同时他又建议汉武帝兴办太学。太学本是古已有之，是天子和皇族受教育的地方，规模并不大。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后，就把太学办得很有规模，到东汉末年，甚至庞大到有三万多名学生。由于独尊儒术，所以太学里只教儒家的五经，也就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每一经都找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来教，这些老师叫“五经博士”，学生则主要是贵族青年和官员子弟。这些受过太学教育的人成为汉王朝文官的来源，汉武帝以后的文官几乎全是从太学中选拔的，所以汉朝太学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中央党校。当时太学的老师和学生是全国最有学问的人，又是最有可能当官的人。因为中央一级除了太学以外没有别的学校，地方上虽然还有些官学，但规模不大，水平不高，所以一般人很难接受好的教育，那么太学的师生就变成当时社会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垄断者。而且这些人的家族往往会世代相传，代代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代代都有人在朝廷里做大官，读书和当官是其两个重要标志，所以这样的家族就叫作士族。“士族”的“士”最早指贵族当中最低的一级，春秋以后逐渐演化为有知识能办事的读书人的代称。由于皇帝的恩赐和法律的偏袒，这些士族往往得到很多的土地，又享受免税的权利，许多农民也自愿地投到这大树底下来找荫庇，成为这些士族的佃客。士族就这样雪球般越滚越大，逐渐形成一个个庞大的家族，人数可以多到几百甚至几千。这几百几千人连同大片的土地，就变成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一个个集团，甚至还拥有保卫庄园的武装力量。我们在《水浒传》中读过“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祝家庄就有点像这里所说的士族庄园。
大士族的形成除了从太学出身以外，当然还有别的途径。有些家族开始可能只是地主或商人，靠土地或经商而致富，变成地方上的强宗大族，不一定有什么文化。但是他们有很强的经济实力，自然就可以培养子弟读书，于是慢慢也就有了文化，并且进入官场，最后也演化成了大士族。
在汉末，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大家族。袁绍、袁术的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史书记载袁家是“四世五公”，“四世”就是四代，曾祖父、祖父、父亲、儿子，“五公”就是有五个当“三公”的官员。什么是“三公”呢？就是朝廷上最高一级的文官。其名称各代略有差别，汉武帝时的“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国防部长和中纪委书记这一级。“四世五公”就是连着四代出了五个“三公”一级的大官。这样的家族是不是很有实力？所以袁绍与袁术后来能够趁乱而起，各霸一方，想当皇帝，可惜最后都被曹操消灭了。曹操有一个谋士叫杨修，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因为太聪明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被曹操忌妒而遭杀害。杨修的家族是与袁家差不多的大家族，史书说杨家“四世三公”，连着四代都有当“三公”的人。其实三国时代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军阀们、谋士们，几乎都有类似的家族背景。例如曹操的父亲曹嵩官至太尉，曹家自然是大士族；孙坚、孙权的孙家是东吴的豪族，官虽然做得不大，经济上是很富厚的；刘备虽然小时候家里穷一点，毕竟是皇族后裔，当然也是士族，只不过是士族中的寒门而已。又如曹操的大谋士荀彧、荀攸，他们所出身的荀氏是荀子的后代，东汉末期出过好几个大学者、大官，如荀彧的祖父荀淑仕至朗陵侯相，荀彧的叔父荀爽位列三公，荀彧的堂兄荀悦是有名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又如刘备的大谋士诸葛亮所出身的诸葛氏，是山东的大族。虽然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他青年时代“躬耕于南阳”，不要误以为他真是农民，那只是因为他父亲死得早，母子到南阳来投靠其当太守的叔父诸葛玄，不幸在他十六岁时叔父也去世了，所以他有一段日子过得清贫一点而已。想想看，诸葛亮家族三兄弟，哥哥诸葛瑾在吴国做大将军，自己在蜀国做丞相，族弟诸葛诞在魏国做司空，如果不是出身大士族怎么可能呢？吴国的鲁肃、张布也都出身东吴的大士族。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晋朝以后，特别是东晋以后，士族的势力更加发达，那时的中国社会基本上就控制在一百来个大士族的手中。现在我们偶尔还用到“王谢子弟”这个成语，“王”指的是山东琅邪王氏，王导的家族；“谢”，指陈郡阳夏谢氏，谢安的家族。王导、谢安都是东晋的名臣，都做过宰相，王谢两家就是晋朝士族的代表。其余如颍川庾氏（庾亮的家族）、谯国桓氏（桓温、桓玄的家族）、京兆杜氏（杜预的家族）、河东裴氏（裴潜、裴秀、裴的家族）、陈郡殷氏（殷浩、殷仲堪的家族）、范阳祖氏（祖逖、祖冲之的家族）、吴郡陆氏（陆逊、陆抗、陆机、陆云的家族）、吴郡顾氏（顾雍、顾荣、顾和、顾恺之的家族），都是著名的大士族。
这些家族的势力有多大呢？看看琅邪王氏。东晋的政权是司马睿建立的，但是如果没有王家的帮忙，司马睿绝对建立不了东晋的政权。当时王家有两个大人物，一个是王导，他是司马睿的大谋士，几乎可以说是他一手谋划了东晋政权的创立。另外一个大人物王敦，他是大将军，东晋初期最主要的武装力量就是他统率的。在建立东晋政权的过程中，王导、王敦这一文一武的功劳比司马睿还要大。所以当群臣拥戴司马睿做皇帝的时候，司马睿居然亲手拉着王导，说：“咱们两个人一起去坐金銮殿吧。”这虽然只是一种姿态，王导也没敢接受，毕竟反映了司马睿对王家功劳的感激与重视。所以当时民间有一句谚语，说“王与马，共天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东晋政权勉强延续了一百多年，前期靠的是王导，后期靠的是谢安。这一政权本质上就是若干大士族的联合统治，司马氏只是这个联盟的盟主而已。如果没有各大族的联合支持，盟主的地位是不稳固的。事实上在各大族的心中，都有跟孙悟空差不多的意思：这个盟主的位置你司马氏坐得，我何尝坐不得？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搞得好就让你坐，你搞得不好，特别是损害了我的利益，那就对不起，我就只好取而代之了。所以东晋一朝野心家特别多，开始有王敦，后来有桓温，甚至连陶侃都有“不臣之心”，到桓温的儿子桓玄，就干脆造了反。虽然后来桓玄被刘裕打败了，但最终晋朝还是灭在刘裕手上。刘裕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即南朝的宋，后人为了和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相区别，把它叫“刘宋”。
到这里就明白了，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地方势力那么大？就是士族阶级的缘故。尤其是大士族，又叫门阀士族，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大到几乎可以跟皇族相抗衡的地步。这样一来，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自然就削弱了，就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混乱分裂、政权更替频繁的一面。但也正因如此，地方势力和地方势力之间、地方势力和中央政权之间形成了许多空隙，社会便有了自由的空间。士族势力的强大还造成了另外一个更积极的情形，就是这些士族中的成员可以相对地脱离皇权的控制，脱离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不是非要靠皇帝才有饭吃。他们不靠中央政权也可以过很优裕的生活，这样终于慢慢摆脱皇权奴仆的心态，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价值。
其中谢安的故事就很典型。
大家都知道谢安是东晋后期很重要的政治家，他当宰相十多年，把国家治理得不错。在他的指挥之下，侄儿谢玄在淝水之战中打败了来势汹汹的苻坚，保住了东晋政权。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谢安本来不想当官的。当时大士族出身的青年一般十八九岁就踏上仕途，二三十岁官就做得很大了，甚至有四十不到就做到“三公”的，如此年轻还没有长白头发，当时叫“黑头公”。而谢安一直到四十多岁还隐居在家乡会稽，有一天他老婆问他：“你难道真的就这样一辈子不出去做官？”谢安捏着鼻子（他大概有鼻炎），勉强回答他的太太说：“唉，恐怕还是免不了要出去做官啊。”他说“免不了”，是很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去的意思。为什么不情愿呢？因为他觉得每天跟朋友们游山玩水，清谈高论，还有大群的美女跟着，唱歌跳舞，是很惬意的生活，为什么要出去做官呢？做官每天上下班，要忙着开会、批公文，要听长官的指挥、看长官的脸色，出了错还可能坐牢杀头。他现在这样多么优游自在啊！他们谢家是东晋数一数二的大家族，什么都不缺，犯不着出去奔波劳累、冒风险。但是他又不得不出去做官，因为对于当时的门阀士族，一定要有人在朝中做大官才能保住本家族的社会地位。当时谢安的哥哥谢奕、弟弟谢石，一文一武都在朝廷当大官，可是他这两个兄弟实在没有才干，官都没当好，文的没政绩，武的打败仗，眼看位子就要保不住。所以为家族的门面和利益计，谢安虽然不情愿，一拖再拖，到了四十多岁还是出去做官了，否则谢氏门庭可能就衰落了。
谢安的例子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门阀士族只要有一两个人在朝中做大官，其余成员就可以享受非常优裕的物质生活，并不需要直接依靠皇帝，甚至根本不需要做官。而且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他们的心中便萌发了一种自觉，自觉自己并非其他人（包括皇帝）的工具，自己的生命也与其他任何人（包括皇族）一样珍贵。当时很多人常常在诗文中感叹生命短促，应当及时行乐。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会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情绪，他说：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这是人作为一个个体在精神上的自我觉醒。简单地说，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一个跟其他人一样的珍贵的“人”。现代一些学者称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自觉”的时代，就是这个意思。自觉到什么呢？自觉自己个体生命之珍贵，自觉自己并非他人的工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觉醒，有了这个觉醒，才有一切精神文明的产生。如果说私有财产是人类物质文明产生的基础，那么也可以说，个体意识的觉醒是人类精神文明产生的基础。人如果意识不到自己是一个可以有独立意志、可以有自由思想而非一切听命于他人的人，那么一切精神上的创造都将是不可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了那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几乎都是出身大士族，其原因盖在于此。以王谢二家为例，在当时真可谓人才辈出，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讲“王谢风流”。政治家、军事家除外，文化方面的名人就有著名的玄学清谈家王戎、王衍、王导、谢安，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王珉、王僧虔，著名的诗人谢朓、谢灵运等，不下数十人。
总之，当我们谈到魏晋南北朝时，不能不提到士族，不能不注意到士族阶级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这里有两点是不可以忘记的。第一，士族阶级的兴起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动，造成了中央集权的削弱，造成了地方势力的壮大，由此给社会带来了自由的空间，这是魏晋时代一方面分裂动乱一方面自由活泼的根本原因；第二，士族阶级带来了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体意识的觉醒使具有独立意志和自由思想的人成为可能，使精神上的创造成为可能，因而大大推动了精神文明的进展。魏晋时代在思想、文学、艺术、科学各方面之所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根本原因在此。当然，当时人的个体觉醒基本上还局限在士族成员上，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觉醒的条件。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否定了少数人个体意识觉醒的重大意义。人类一切文明的发展都是金字塔形的，开始的时候总是极少数的、处于金字塔顶的人才能享受文明的成果，不过随着社会向前发展，文明就会向下扩散，越来越多的人就能够享受这种成果。总是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慢慢地其他人才有可能富起来，一部分人先自觉起来，慢慢地其他人才有可能自觉起来。这个规律适用于所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过程，历史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