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分封”，就是将国土分给有功之臣及宗亲，让他们各自建国。
关于分封制起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分封制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也有人认为分封制起于尧舜时期。
商之前没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暂且不谈论那时是否已经有了分封制，但是商朝时期确实存在分封，比如我们之前介绍的黎国和邘国，便是武丁抢夺原始方国的地盘之后，封给了他的后人，这是有甲骨文证实的。
夏商时期的政治体系大体应该是这样的：以夏商中心政权为天下共主，夏族、商族同姓部落国为重要支撑，收服愿意归顺的异姓部落国，从而建立起联邦性质的大联盟。
经过时间的验证，这种联邦制度确实有其先进的地方，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有的诸侯国，特别是一些异姓国，他们存在的时间很长，可能从上古开始他们的族群就在这方水土上生活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实力越来越强，实力强了自然就不安分，就会不服中央的管束，特别是在共主实力衰落的时候，他们的异心就会越来越重，最后就会成为老政权的掘墓人。
商取代夏，周又取代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在周朝建立之初，周武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总的来说，分封制还是要推行的，因为当时没有更好的政治模式可以借鉴，而且王朝地盘太大，不把土地分封出去，自己一个人又怎么控制的过来？
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
有困难，找吕尚和周公旦，这是周武王屡试不爽的办法，于是几个人坐下来商量出一个绝佳的对策。
具体的做法为：分封继续推行，但是要分三六九等，从国土面积和爵位等级两个方面加以限制。
周朝时规定诸侯国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公”为最高等级，“男”为最低等级，不同等级所拥有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城邦规格都不相同，这样便有了很大的可操作性。比如对于异姓国，虽然此时表示臣服，但给的爵位却不高，这样便限制了这个国家后续的发展，让其没有做大的可能；而对宗亲及亲信大臣的封国，则给予高爵位，同时将他们穿插安排到不放心的异姓国周围，从而限制这些国家的崛起。
在这种分封制下，所有土地都归王室所有，但是使用权却归诸侯，而各自封地上的所有资源及收益，都给诸侯所有，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这跟中世纪欧洲诸王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一样，也是现代联邦制国家最根基的内容。
当然不管是异姓国还是同姓国，几代下去以后，自然不会像现在关系这么密切，到那时怎么控制他们？
这一点周武王也想到了，那就是建立明确而严格的制度，同时严格控制诸侯国军队数量。
制度方面，限制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同时为周天子镇守疆土；如果周天子有战事，诸侯还要派军队一同作战；定期缴纳贡赋，诸侯个人固定时间还要到王都觐述职。
军力方面，按照五等爵位配不同数量的军队，不可超过相应限额，而周王室，则拥有远超过两三个公爵大国的兵力，以军事力量震慑各国。
这就是周武王跟吕尚和周公旦的决策，这有效维持了周王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分封的具体过程中，周武王首先妥善安置了历代圣王的直系后裔，这自然体现的是不忘圣王建国之恩，让他们的后代有国土可以给他们祭祀，同时也是让天下人了解自己的仁德之行，从而教化万民。
他赐封炎帝的直系后裔于焦国（一说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一说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赐封黄帝的直系后裔于蓟国（jì，今北京市区西南广安门附近），赐封尧帝的后代于祝国（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赐封舜帝的后代于陈国（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赐封大禹的后代于杞国（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陈国和杞国。
我们之前介绍过，大禹当年把舜的儿子商均封在了虞国，所以虞国才应该是舜直系后人的封国。但是这次伐商，虞国国君虞阏父（又作遏父）率领虞国军队一同参战，为表彰其忠心，周武王又将虞阏父之子虞满封在了陈地（又称宛丘），从而建立陈国。
所以陈国宗族跟从舜为妫姓，后以国为氏，所以虞满就是“陈”姓主要得姓始祖。
由此可知，虞国跟陈国是同宗同源，祖上都是舜。
对于杞国，早在夏朝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具体是什么部族建立已无从查找。
根据《大戴礼记·少间》记载，商汤灭亡夏朝之后，将夏后姒姓的一些遗族迁到杞国，以奉大禹的祭祀。但后来商朝君主对夏朝后裔越来越不重视，曾数次废掉杞国封号，所以商后期这个国家也就消失在商朝版图上了。
周武王灭商后，寻找大禹的后裔，结果找到东楼公，便将他封到杞地，主管对大禹的祭祀，这样杞国才得以再次复国。
言归正传。
封完先古圣王的后裔，周武王便开始大封功臣和他的亲族，目的就是要在宗周周围多多建国，以充当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周武王首先封了周文王的两个弟弟，也就是他的两个叔叔虢叔和虢仲，虢叔封在今山西省宝鸡市，名叫西虢国；虢仲封在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名叫东虢国。
周公旦自不必说，他是周武王最信任的兄弟，在伐纣过程中又立有大功，于是被封在今山东省曲阜市附近，名为鲁国。
但周公旦为周武王左膀右臂，依然需要留在王室任职，于是他便让自己长子伯禽前往鲁国就职，因此伯禽就是鲁国第一任国君。
召公奭（“召”通“绍”，读作shào），历来被认为是周文王的庶子，周武王的庶弟，其实并非如此，他应该是姬姓贵族，但并非周文王之子。
关于这一点，我们日后再分析。
《史记》记载，杀商纣以后，周公旦手持大斧，召公奭手持小斧，左右夹辅武王，举行祭天之礼，向上天和百姓昭告商纣的罪状。由此可见，召公奭的地位仅次于周公旦。
召公奭之所以出身不高，但却深受周武王信任，自然是跟他的才能有关，不然放着那么多亲兄弟不用，除非周武王脑子进水。
也正因此，周武王封召公奭于今北京市附近，从而建立燕国。
周武王同样离不开召公奭，于是让其子燕克前往燕国就职，召公奭就留在了王室。
姜太公吕尚，他在兴周灭商中功勋卓著，因而被周武王封在营丘（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以此建立齐国，并且震慑周围经常叛乱的东夷民族。
之后周武王又分封了他的几个弟弟为诸侯：五弟蔡叔度封在蔡国，位置在今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六弟曹叔振铎于曹国，位置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县；七弟郕叔武封在郕国，位置在今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八弟霍叔处封在霍国，位置在今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
其他几个弟弟年龄尚小，无法分封就国，所以暂不封国，等成人之后再行分封。
分封了这么多，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能忽略，那就是对商朝后裔的安置问题。
按照之前不成文的规定，朝代虽然覆亡，但胜利者仍然不能让以前的贵族宗祀灭绝，比如舜封丹朱、大禹封商均、夏启封大廉都是如此，所以周武王也不能把事做绝，于是他封了商纣的儿子武庚（《史记》记载为禄父）于殷地，也就是商都朝歌附近，以奉殷商宗祀。
但是周武王对武庚是有防备的，为防武庚发动叛乱，又在朝歌周围设卫、鄘（yōng）、邶（bèi）三国。
朝歌以东设卫国，使武王三弟管叔鲜由管地徙封到卫国；朝歌以西和以南设鄘国，使五弟蔡叔度由蔡地徙封到鄘国；朝歌以北设邶国，使八弟霍叔处自霍地徙封到邶国。
这样设置，完全是让这几个弟弟共同监视着武庚，所以历史上称为“三监”。
等一切都稳定了下来，《史记》记载：“纵马於华山之阳，放牛於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意思是说周武王把马放养在华山南面，把牛放养在桃林区域；让军队把武器放倒，进行整顿然后解散，这些举动都是在向天下表示：武力推翻商纣残暴统治并非我愿，而是天命不可违，如今大业已成，从此不再用兵。
“马放南山”，这个成语出自这里，比喻天下太平，不再用兵，现在演变为形容思想麻痹。
然而，这只是作秀罢了，史料证明，周王室的军队一点没有减少，反而强化了军队战斗力，毕竟王朝新建，没有军队这个强大后盾根本无法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