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三四十岁的人，错过了许多的学习机会。“文革”前后，中国有太多的禁忌，这也不许学，那也不准看，生怕人们变得聪明，知道太多的事情，懂得太多的道理。因为那时的逻辑是“知识越多越反动”。那时之所以没有焚书坑儒，原因大概是为了让人们认几个字，好背“红宝书”，好写检讨书，好在工资条工分簿上签名画押，否则可能便没有了书本没有了学校，当然也不会再有学生以及这篇文字。由此观之，失去一些机会，还留有点滴机会，也算上帝恩泽中国百姓的福分了。
“文革”前后的课程，一律经过了删削，只留下最简单的人们掌握了也不能胡思乱想犯上作乱的内容。外语是万万不准学的，学了就可能是间谍。汉语也不能学丰富多彩的诗词歌赋、散文政论，而只能以“红宝书”为教材。稍后的课本也只是“红宝书”的扩大版或曰诠释本。说来惭愧，上了中学，我还不知道孔子孟子、屈原李白，不知道韩愈苏轼柳宗元，也不知道司马迁司马光章太炎康有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辉煌灿烂，极其丰富，但于我辈，却是禁区盲区空白区。我们那时大脑中除了毛老人家“去安源”“上井冈”，除了“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便只有面条糊糊了。记得当初看到课文中老人家的光辉著作中有一句“举起你的左拳打倒国民党”，举起你的右拳如何如何时，全班同学顿时慌作一团，如同世界末日来临。有人急急奔去找老师询问，何以红宝书中出现了反动话，后经老师再三解释，才打消了我们一班小文盲的疑虑。还记得同班一个女孩在读“语录”时，把“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中的“依赖”读成了“奈奈”，被淘气的我们取了个“奶奶”的外号。
正式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是批林批孔中的事。那时大批《三字经》《女儿经》，我们一看，竟是如此新奇，“人之初，性本善”等等，使我简单的大脑中扑入了许多新的信息，第一次感到世界的玄妙。后来评《水浒传》，批宋江，又得悉中国尚有此等使人捧之废寝忘食的小说，于是“认识”了宋江、晁盖、吴用、林教头。“文革”中郭沫若揣摩上峰好恶，编了本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从此书我开始窥见了唐诗的斑斓。后来法家诗文大量流行，我便开始慢慢与古文接近。
对于外国的许多东西，人们也大多是在批判中从反面吸取的，比如现代西方的社会制度、运行机制、社会风貌、价值取向等等，是对是错，只能靠从批判文章的字里行间去自己思索与揣摩了。
对于中外历史文化遗产及新鲜知识的单向否定，是我们国家40多年来的一大失误。于是注定了我们这辈人只能不断从批判中学习，靠自己摸索。这倒也不是全然不好，好处在于可以培养人的识别能力与判断能力，但也确实有致命的短处。一是实践对所谓“批判”的否定。让人越来越不相信批判的正确性，反感批判。二是青年人大多养成了逆向思维甚至逆向判断的习惯，只要国家在批判什么，青年人便开始欣赏、传播、仿效什么。如此一来，连那些真该批判扬弃的东西也被青年人盲目地逆反接纳与认同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且难以弥补。
我们这代人盲从过空虚过“白痴”过，我们曾走过了从批判中学习的路子，其艰难危险常萦绕于心。那么这条路是否还要走下去呢？主观上我们愿意走直路，愿从正面学习，倘此路不通，也只好依然走那条怪异的求知之路了。因为有路总比无路好。从这个意义上断言，不分青红皂白甚至颠倒黑白的批判，虽然是十足的蠢举，但比焚书坑儒消灭文化不留片纸只字只言片语要高明十倍。
（载1992年7月10日《宁夏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