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链接】
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确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在这次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为后来党的若干文献沿用,并出现在一些重大会议及节日庆典的标语内容中。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后,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之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作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权准备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推行独裁统治的反共反人民之心也昭然若著。1943年3月10日,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发表,竭力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业绩”,论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甚至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回击。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列陈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谬论。社论最后套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话语,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为根据地人民的共识和口号。后来这个口号被视作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语言,还被用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名称,唱遍全国,一直至今。
“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针对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这个口号后来还演变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口号。
“将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江南也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御。蒋介石请国外势力调停遭到拒绝,国民党内的桂系乘机要求打出“和谈”旗号,威逼蒋介石“毅然下野”。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由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革命人民和军队继续斗争的行动口号。革命胜利后,它又成了不少革命家矢志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不息的座右铭。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在同月30日,他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苦的民族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的话语。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6月27日,美国出兵侵略朝鲜,并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面对美军对中国东北近邻的入侵和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朝鲜的重大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这表明了中国出兵朝鲜的性质、目的以及对取得胜利的信心。随后,举国上下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也成了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最为流行的口号之一。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对此做了解释,认为总路线的精神表明,党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技术和文化革命。他还就经济发展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作了说明。总路线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它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身规律。尤其是宣传工作重在“多”和“快”上,轻视了“好”和“省”,客观上推动了“大跃进”盲动行为。“总路线”由于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很快为群众掌握,很长时间内成为动员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口号。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对“文革”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谬论的有力批驳。它为当时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述的代表性口号。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所做的开幕词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85年3月7日,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1988年9月,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春,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出发,从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状况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全国上下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但是有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意识形态的领导思想等根本问题提出了质疑。为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张。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新时期我国“立国之本”的最早的完整表述。
“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83年初,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窗口。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增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经过多年的实践,改革和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人们的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概括术语。
“一国两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香港、澳门等领土问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后来邓小平及党的其他领导人多次对“一国两制”作了类似的解释。党和国家职能部门依据这一构想,对台湾、香港、澳门分别制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等具体的方针、政策,顺利地实现了香港1997年、澳门1999年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对台湾的和平统一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四大对这一理论做了详细的阐述。十五大又将邓小平理论列入党纲,作为我们党新时期的指导思想。2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功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又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