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到步入科学殿堂，屡屡获奖，成为中国神经生物学领域最具权威的院士之一，……历经了身份的变化、战争的洗礼、机遇的诱惑，他的人生旅途，虽没有令人歔欷的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却始终伴随着拼搏的艰辛、失败的折磨、成功的欣慰。李朝义的研究之路，从他24岁那年便注定终生。
抗美援朝中经受锻炼
2006年3月13日下午，生命科学学院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72岁高龄的李朝义对着电脑一动不动。见到有人进去，老先生才站了起来，镜片后面顿时露出一双笑眼。老先生有着消瘦的身材，脸色清峻温和，讲起话来，普通话略带沙哑，和悦敏捷，声音不高，却剔冗简明，一语中的。
“我是一个富家子弟，但我人生的改变缘于进入抗美援朝的后方基地锻炼。”李朝义取下眼镜，拿在手里，一边用纸巾擦拭镜片，一边慢慢地说道，他于1934年出生于重庆一个富裕的大家庭，全家14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八。从小父亲对他们兄弟姐妹管教极严，由于家庭条件充裕，从小学到中学，他们都是就读于当时在重庆最有名的学校，父母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都能考上北大、清华等国内知名的大学。然而，李朝义只读到高中二年级，抗美援朝战争就爆发了。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出于爱国热情，他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被分配到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军医。
当时的沈阳，作为一个重工业中心，已经受到敌机轰炸的威胁。出于安全考虑，学校暂时从沈阳迁到了黑龙江北安。北安是志愿军的后方基地，那里有许多志愿军的后方医院。每一场战斗之后，从前线都有大批志愿军伤员被运送回来。李朝义和他的同学们奉命同当地的老百姓一起组成担架队，常常在半夜里冒着零下40℃的严寒，将伤员一个一个地从火车站抬到医院抢救。有时候伤员们需要紧急输血，这些学生兵就成了一个活动的“血库”。冰天雪地的环境和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使这一批知识青年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和锻炼。但看到自己身边这些为保家卫国而流血的战士们，大多数同学们都坚持了下来。“那种环境锻炼了我的意志和性格，对我的一生甚至对我后来所从事的科研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李朝义说正是那种艰苦的条件，正是那些被当做“血库”的日子，让他明白生活的不容易和学会了去爱护、关怀身边的人。
名师指导，涉足神经生物学
1956年，朝鲜战争结束，李朝义也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了，他被分配到中朝边境上的一个志愿军部队里做军医。但李朝义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普通的医生。1958年，我国开始实行学位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收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李朝义向部队提出申请，得到部队的大力支持。他报考了上海复旦大学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卢于道教授的研究生。“当时卢教授在全国只招一名研究生，我幸运地被录取了。”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代的那种自信，李朝义禁不住笑了笑。“卢先生是我科学研究的启蒙老师，他和我亲如父子，是他带我进入了脑和意识研究这个神秘的科学领域。”在卢于道的带领下，李朝义的才华渐渐崭露头角，研究成果屡屡见诸于各大学术刊物上。1961年，中国科学院需要给老专家配备助手，在卢于道先生的大力推荐下，李朝义告别了恩师，踏进了中国科学院的大门，正式开始了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研究之路。
选择回国之路
机遇总是眷顾有能力的人。1981年，李朝义被选为中国科学院与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学会的交换学者，到该学会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开展合作研究。在那里，李朝义与该研究所所长奥托·克罗兹费尔德一起从事外侧膝状体和视皮层的研究工作。在几年的合作中，他们常常一起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一起讨论研究中遇到的难题，一起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在共同工作中，他们成了莫逆之交，逢年过节，李朝义都是奥托家的座上宾。
“那时我全家都在德国，虽然那里工作条件优越，生活也很舒服，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想法，那里再好也总是别人的地方。”在德国长达8年的生活中，回国的愿望一次次地撞击着李朝义的心。“奥托曾多次挽留，我们家也召开了多次家庭会议，最后我还是决定，把两个女儿留在德国，自己带着老伴回国了。”提起当时的决定，李朝义沉思了一会，坚定地说：“事实证明，我选择回国之路是正确的，我的大多数有意义的工作都是在回国以后做出来的。”
立足国内，艰苦创业
李朝义回国之后面临的处境是十分严峻的，当时我们的国家科研经费很少，科研条件也很差。没有实验动物，他就从研究苍蝇、蟑螂的视觉开始；没钱买电子仪器，他就自己到旧货市场去买处理的电子元件，参照国外的图纸，自己动手焊接成实验仪器来用。十几年的光阴荏苒，十几年的探索和拼搏，艰苦的条件并没有难倒李朝义。通过长期的实验，李朝义对视网膜、外膝体和视皮层神经元的感受野外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实验确定，在视网膜、外膝体和视皮层神经元的传统感受野以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区域，这个区域的活动对于处理大范围复杂信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感受“三重结构”的理论模型。由于他在视觉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1991年李朝义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997年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9年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同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朝义的这些发现，被国际学术界认为“他对统治了视觉理论和实验研究近20年的Marr视觉计算理论提出了质疑，李朝义等关于整合野的工作，首次从细胞水平上阐明了认知运动目标与运动背景间相对速度的脑机制”。2002年，国际神经科学领域顶级刊物《神经元》（Neuron）首次刊登了人类关于视皮层功能构筑的研究的学术论文，将李朝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公之于世人面前。据该刊物编辑部声称，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全新的脑功能结构，对了解脑处理复杂图像信息的神经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协助我校建立神经科学研究平台
科学研究永远没有止境，李朝义院士现在在北京和上海都有实验室，然而他仍然想再为自己的家乡成都做点事情。2005年6月，李朝义应聘到我校生命科学学院任职。“他来我们学校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薪酬，他说他只想踏踏实实地为我校建立新学科基地和培养年轻人才做些贡献。他一来到学院，马上就投入到研究之中。”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尧德中说：“李院士在工作中表现出很强的责任感和忘我精神，他不顾自己的年龄和带病的身体，亲自深入各个实验室去具体指导学院的研究生们做实验，使他们很快就投入到新的研究课题中。”
“我希望结合自己的特长和电子科技大学雄厚的技术基础，协助学校建立和发展新的交叉学科。”李朝义笑着说出了他的心愿。现在，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他正在帮助我校建立一个神经生物学研究平台，并利用他在上海的实验室为我校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教学之道——用行动影响学生
“做研究一定要有兴趣，没兴趣的研究等于失败了一半。”回顾自己几十年的研究之路，李朝义说，正是自己对神经科学的巨大兴趣支撑着自己不断地去探索发现，去克服一切困难，甚至常常让他忘了自己，忘记了外界。现居上海的老伴和在国外的女儿经常打电话提醒他，要他少在外地奔波，多注意休息，但李朝义却经常把这些叮嘱忘在脑后。
他就是这样，爱着在旁人看来枯燥的研究之路，爱着和他一起努力的学生们。“我自己有兴趣，我在努力，学生们才会这样做。”在李朝义看来，“作为老师，最好的教学方法就是用行动影响学生”。所以他觉得自己要做出榜样。学生们加班，他也陪着加班；学生们吃饭，他才吃饭……李朝义常说，作为师者，言传身教是关键，所以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去带领学生们走向更高的殿堂，从探索中寻找乐趣，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真理，兢兢业业一辈子。
（玉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