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存在着非常多的国家，而我们在叫这些国家的时候也有自己的特定称呼，例如一些国家他们那里什么物产丰富或者是喜欢吃什么，我们会直接用那种食物或者是物品来代替这个国家的名字，这样叫起来会比较顺口一点。这一现象在邻国称呼上会更加明显一点，而且在各个国家都是存在的。
而我们的邻国俄罗斯一向被大家称作战斗民族，因为这个民族的人体内流的不是血，而是伏特加，有时候还可能是含有酒精的浴液。因为俄罗斯人天性好斗，从不屈服，属于几杯伏特加下肚，跟北极熊都能打上几个回合的那种；就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强悍了，连陆地上战斗力非常厉害的熊，在俄罗斯也是被当地的人训练到服服帖帖的。并且他们每一个人的处事风格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中国人习惯将俄罗斯人称呼为战斗民族，因此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的称号当之无愧。
一部分俄罗斯人认为战斗民族的称号是一种赞美，是属于褒义词，因为俄罗斯人的传统对武力还是十分推崇的。但也有一部分俄罗斯人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歧视，因为只有中国人才会这样称呼俄罗斯；而一些俄罗斯人则无所谓，对这个称号不在意。
但是你知道俄罗斯作为邻国喊我们叫啥？俄罗斯人称中国人为“契丹人”
在中国的历史中，契丹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生活在隋唐宋时期，与中原王朝多次交战，并在宋朝时建立了大辽国，雄踞北方的草原和大漠，是当时西伯利亚的霸主国家；那时候的俄罗斯，国内一盘散沙，非常的弱小。由于契丹人不断的向西和向北扩张，势力笼罩了西伯利亚。当时的俄罗斯人从来没有见过东方的部队，契丹人也是俄罗斯人第一次见，于是便把契丹当做了对中国的称呼，并一直沿用到现在。
在拥有着冰箱、空调、风扇的现代，即使夏日炎热，人们也能找到不同的纳凉方法。而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酷热的夏季就成了一个难熬的时节，古人们常常感到“夜热依然午热同”，晚上热得无法入睡，只能“开门小立月明中”来驱散难捱的暑气。
在1743年，也就是乾隆八年的夏天，就曾经出现过历史上夏季的最高温度。当时大半个中国都深陷“热灾”不可自拔，死伤无数，古人们度过了有史以来最漫长的一个盛夏。
乾隆时期的《浮山县志》中这样描写当时的场景：“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青城县志》中亦记载道：“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
除此之外，《续东华录》、《续天津县志》、《高邑县志》中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都有记录，这些记录还原了热灾肆虐下普通百姓的惨像：田地干涸，麦苗绝收；阳光毒辣，暑气蒸腾；河道、井水尽数枯干，街道上行人绝迹，连背阴的墙根处都无法感受一丝阴凉，许多人熬不过如此酷热，纷纷出现中暑或脱水症状，最终死于路旁。
据记载，当时在京师附近因为酷暑而死去的人数，在半个月内达到了11000人以上，这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乾隆帝眼见民心动摇，不得不给自己下了罪己诏，来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及请求上天与黎明百姓的谅解。
这份罪己诏在《清高宗实录》中有所记载：“谕、京师自五月杪以来。天气亢旱。且溽暑炎蒸。甚于往岁。明系上天垂象以示儆。朕夙夜忧惕。莫释于怀。皆因朕躬之阙失。或用人行政之失宜。”诏书中明确反省了自己的过错，虽然对于救灾并无帮助，但至少安抚了民心，对于下级官员也起到了一个督促的作用。
当时富贵人家会比普通百姓要好过一些，虽然没有我们如今的空调和风扇，但可以花高价买冰和水来降温。乾隆帝就是用的冰块来降温，皇宫中在夏季会存有冰鉴，冰鉴类似于现代的冰箱，可以存放冰块和水果。
为此，乾隆帝还写下了一首诗：“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辗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意思就是，朕在皇宫中有冰块降温还觉得无比炎热，那些穷苦的百姓不知道会是怎样的难受啊。
关于“中国最热夏天”的具体温度，因为科技水平限制，在当时的文献中未有记载。但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主任、气候变化研究首席专家张德二的研究换算，乾隆八年7月份20至25日午后的气温值均高于40℃，最高应该达到了44.4℃。
此种高温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哪怕在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的今天，我国也再未出现过这种极端高温。但这次事件也警示了后人，自然的威力是无穷的，人们要注意环境的保护，否则最终遭到反噬的只会是人类自己。
《后汉书·孔融传》中《融家传》记载：年四岁时，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去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是家喻户晓，那长大之后的孔融又成了什么样子呢？
孔融，字文举，鲁国人，是孔子第19世孙，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孔融出名是13岁，此时父亲孔宙去世，孔融悲伤过度，需要人搀扶才能够站起来，乡亲父老成都称赞孔融的孝行。
16岁那年，名士张俭因为得到了中常侍侯览，密令要抓捕他，张俭又跟孔融的兄长孔褒是好友，就一路逃到了孔家，孔褒因为外出不在家，孔融就收留的张俭，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败露以后，孔融和孔褒都被抓了起来，两人都争着担罪。
但孔融年龄尚小，没有定罪，就定了孔褒的罪，孔融却因此闻名，他还得到了司徒杨赐征召，深得重用，杨赐还让他明察暗访贪官污吏，光和七年（184 年），河南尹何进迁升大将军，杨赐让他去庆贺。
没想到孔融仅仅因为门客没有及时通报，就负气而去，作为杨赐之人，代表的是杨赐，此举让杨赐和尹何进两人都脸上无光，本来尹何进打算杀了他，但孔融因为孔褒一事名震天下，杀了他恐怕不妥，就提拔孔融，迁任侍御史，但他心高气傲，不愿就职。
后来孔融就被转为虎贲中郎将，他在朝中又激怒董卓，董卓想杀他，但又怕非议，就让人将他调到黄巾军最为猖獗的北海（山东昌乐西）国为相，在北海还流传着一则野史。
据说孔融初到北海时，看到一个人正在为自己的父亲送葬，孔融看他哭得不够伤心，认为他不孝，就让部下把他给杀了，孔融名声尽失，又被黄巾军张饶击败，就撤离到朱虚县自保。
随着袁绍和曹操势力庞大，孔融的幕僚左承祖就劝他归顺其中一方，结果孔融怒而杀之，他自负于才气秉性，不屑跟任何人结交，建安元年（196年）袁谭攻打北海，城外短兵相接，孔融还在城中喝酒作乐。到了晚上才知道被攻陷了，他抛下妻儿一个人乔装逃到了山东。
兵败之将，又临阵脱逃，回归朝廷肯定要担罪，但孔融非但没罪，还升任少府，仗着身后有汉献帝，孔融傲视群臣，常常给曹操写信讽刺他，曹操想禁酒，孔融就建议不要禁酒，久而久之，曹操对他忍无可忍。
建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曹操终于找到了除掉孔融的理由，孔融一喝酒就口无遮拦，他提出“父母无恩论，认为父母是为了满足情欲才将他们生下的，母亲只是一个装着孩子的瓶子。
当时以孝治国，孔融的这番话无疑是找死，曹操就以“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株连孔融全家，他死后，甚至都没有人敢为孔融收尸，一来是怕迁怒曹操，二来是孔融得罪了太多人，没人愿意给他收尸。
孔融以“让梨”、“孝行”出名，最后也因为“孝道”而亡，这也是为什么老师从来不会提及长大之后的孔融，因为孔融活成了每个人都讨厌的样子。
1931年抗战爆发后，日军的狼子野心是昭然若揭的。在闪电般占领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后，日军并没有就此打住，反而是在休整了数年时间后，对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由于实力差距悬殊，虽然当时的我军奋起抵抗，但是依然有很多城市被日军给占领了。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面对日军的进攻，不仅老百姓们自发走上了抗战的前线，同时包括宗教人士也加入到了抗战的队伍中。
比如在14年的抗战中，我国的道士们不仅没有置身事外，同时还为抗战贡献了不少力气。众所周知，和佛教等不同，道教不仅是我国的本土宗教，同时还有着比佛教还要悠久的历史。只不过因为道教讲究的是清静无为，所以一直都比较低调而已。和佛教经常四处化缘和喜欢和人讲道理不同，道士们大多是一些清心寡欲，不问世事的人，他们通常都隐居在山野之中。
然而即便如此，在抗战时期我国仍然出现了众多的爱国志士，比如大家熟知的李本纯大师，他就是一名真正的道士。据了解，在抗战爆发前，李本纯大师一直是武当派学习武术，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但是当抗战爆发后，他看到了山下老百姓受到的困苦，并且见识到了日军的残忍，于是李本纯先生就带着他的弟子们下山，亲自到军队中教习士兵们学习武术。
后来在一次外出的途中，李本纯大师遭到了日军空袭部队的轰炸，最后李本纯大师在轰炸中失踪。后来他的弟子还曾多次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李本纯的下落。除了李本纯外，程定远大师也曾是一名在武当山习武的道士。当抗战时日军占领了南京后，程定远不忍看到老百姓们被日军残害，于是在禀告了他的师傅后，也独自下山却为抗战出力了。
据了解，在下山后，程定远一方面在军队里传授士兵们武术，另外一方面则是在当地免费为老百姓看病。等到抗战胜利后，程定远在南昌等地开设了诊所，继续为老百姓们看病。在众多的抗战道士中，窦来庚也是一位不得不说的志士。和李本纯以及程定远等人一样，窦来庚从小也是在武当山学习武术，并且他还是武当太乙门派嫡传弟子，身份非同一般。
七七事变后，窦来庚加入了当时的3集团军军部警卫武士大队，成为了一名上校大队长。后来因为表现出色，窦来庚在1938年就被任命为少将旅长。但是让人痛心的是，1942年7月19日，在一次与日伪军交战的过程中，窦来庚不幸受伤了。为了不当日军的俘虏，窦来庚选择了开枪自尽。等到抗战胜利后，为了感念窦来庚的忠烈，于是追晋为陆军中将。
其实在抗战时期，我国道教涌现出来的爱国道士有很多很多，比如黎遇航道长，比如田信良道长，比如茅山道士群体等等，他们虽然一直是与世无争的状态，但是在国仇家恨面前，他们的心中始终是有着一腔热血的。而在抗战胜利后，他们依然是不求任何回报，要么留在世俗继续治病救人，要么重新回归隐居的生活。希望大家以后能多多了解我国的道教文化，将这样的文化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