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加尼是“费达依”的“精神教父”，一个有着很深理论修养的游击队理论家。作为人民党青年部的负责人之一，他在“8·19”政变后被捕并被判处15年徒刑，后被当局“大赦”。他在监狱中写下了许多理论著作，如《反国王专制的斗争》、《伊朗最近30年》、《论武装斗争如何转变成群众斗争》等。他对流亡的人民党理论家安拉尼和塔巴尼等人在国外关于历史规律、变革的社会条件等抽象理论争论非常不满，认为这些空洞的理论离国内的斗争形势距离太远，根本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和指导斗争实践。在《武装斗争：既是战略也是战术》一书中，他指出，在一个国家中，工人阶级和群众的斗争手段与方式是不能在理论中找到的，而是要根据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就目前伊朗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与列宁时代的俄国情况大不一样，那时，革命知识分子有可能与工人阶级建立直接联系，而目前的伊朗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严酷而严密的政治高压使工人组织的工会意识都被剥夺，更不要说工人有什么政治觉悟了，没有政治觉悟，就不可能有政治行动；正是因为党的领导人存在着“保守主义”、“因循守旧”和“行动消极”，才导致党内大批忠诚可靠的党员失去生命；要想克服这种消极被动局面，只有依赖于“实践”，因为“实践”是必然到来的革命运动的动力。“在我们看来，不怕行动、不怕犯错误以及敢于用真诚和勇气来改变现状才是实现战术上完美的手段。实际上，唯有通过‘实践’，我们的理论才能发展，才能得到纠正。只在理论上兜圈子，不敢付诸行动或者一味地沉溺于讨论，只能把我们引向机会主义的保守主义。”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我们亲身参与革命，我们才能得到革命认识和方法，而且，革命运动的目标是打倒人民的敌人，而不是提高人民觉悟，提高人民觉悟只是斗争的方式和手段，因为提高人民觉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打倒敌人。革命行动就是革命实践，那么伊朗革命实践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和“军事行动”。光靠“理论批判”不仅达不到革命目标，相反还会使革命蒙受更大损失，而“武器批判”的最大好处是能在强大的反动统治链条上打开一个缺口，让人民看到“不可战胜神话”是可以打破的，证明统治者自吹自擂的“稳定”和“安全”仅仅是一种欺骗。甚至，“扎加尼认定，游击队的任务就是通过自身的英勇行动来唤醒人民这种意识，表现出先锋队应有的表现，证明统治者的脆弱，激励和鼓舞人民群众加入革命运动中”。
“库姆事件”结束不久，“第二民族阵线”的年轻成员、后来成为“穆加黑丁”创始人的哈尼夫里贾德（1938年生，当时25岁）和摩赫森（1939年生，当时24岁）就写信给“伊朗自由运动”组织负责人巴扎尔甘，指责他“未能做好组织工作”而应对这场“灾难”负责。他们认为，伊朗社会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自近代以来已发生了深刻变化，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不平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在伊朗社会中出现，也就是说，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和成熟，而目前的“第二民族阵线”的领导人正是缺少对“革命客观形势”的正确分析和认识，这是过去的革命斗争一再失败的根本原因。哈尼夫里贾德正是沙里亚蒂直接教过的学生之一。
以扎加尼（“费达依”成员）、哈尼夫里贾德（“穆加黑丁”成员）、摩赫森（“穆加黑丁”成员）等为代表的“政治一代”，通过“库姆惨案”的洗礼，已经对老一辈的理论不再有兴趣，已经走出了“自由主义式的无关痛痒”的“理论批判”，已经摆脱了参与石油国有化运动的老一辈人多少对宗教人士存在一些戒备的心理，开始把宗教界援引为必不可少的同盟军，开始把美国以及被模糊化的“西方”作为伊朗民族民主运动的主要敌对者。这些热血青年在国内的政治高压，在国际上众多成功革命和游击战争理论的促动和鼓舞下，开始筹划武装组织、拟订革命纲领、招募激进成员、建立秘密网络。
1963年11月，扎加尼联络琐尔基、法拉哈尼等人，在德黑兰大学成立秘密“学习小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革命学说。1967年，艾哈迈德扎德等人在德黑兰大学成立了另一个秘密“学习小组”，学习格瓦拉、杜别内依和中国的游击战争理论。1970年，两“学习小组”合并，正式组建“伊朗人民费达依”。1964年2月，流亡在欧洲的部分青年人民党成员在西德慕尼黑举行集会，成立“伊朗人民党革命组织”（The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of Tudeh Party of Iran）（又称“风暴”派，因机关报《风暴》而得名）。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为指导，以武装斗争为手段，开展游击战争，走人民战争道路，最后夺取政权。1965年1月，该组织在阿尔巴尼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人民党革命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指责原人民党领导人抛弃革命的暴力原则，采取机会主义和妥协退让的投降路线，因而已经蜕变成革命事业的障碍。此后，分散在全欧各地的激进的人民党成员纷纷宣布脱离原中央委员会，加入到该组织。“风暴”派积极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武器，招募和训练红色游击队、敢死队，分别派遣年轻干部小组到古巴和远东革命国家，试图接受系统的游击战训练，并获得其他方面的支持。
1965年9月6日，哈尼夫里贾德、摩赫森和芭迪扎德甘等3人，召集另20名青年在德黑兰大学成立秘密“学习小组”，专门讨论“目前形势”。“伊朗人民穆加黑丁”正式宣告成立。经过三年的紧张筹备，1968年9月，“穆加黑丁”又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和“理论部”，组织能力和规模进一步壮大。
1970年7月，“伊朗人民费达依”游击队（当时，官方媒体对外公布的名称是“武装革命运动[The Armed Revolutionary Movement]，后来才确知该”非法“武装组织正式名称为”伊朗人民费达依“）为了筹措”革命事业“经费在首都德黑兰蒙面抢劫两家银行，制造恐怖气氛和社会不稳。1971年1月，这支游击队13名队员在德黑兰北部马赞德兰省一个叫西阿卡尔（Siahkal）的村庄，向皇家宪兵营地展开袭击，”武装反抗“巴列维王朝的第一枪终于由伊朗左翼游击队组织打响，标志着伊斯兰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业已拉开。这次勇敢的”武装批判“大大地鼓舞了国内处于地下状态的其他游击队组织，特别是”伊朗人民穆加黑丁“。”穆加黑丁“游击队不甘示弱，立刻做出反应：为了打破统治者”不可挑战的“神话，他们密谋在当局举行波斯建立帝制2500周年国际性大典期间，炸毁德黑兰主要电厂，”使现场一片黑暗“，但由于叛徒告密，该组织共有35名成员被捕。同期，因试图对国王侄子实施绑架遭到失败的一支游击队中，有70多人被捕。1972年4月，共有69人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16人无期徒刑，11人被判处10~15年有期徒刑，其余25人被判处3~9年有期徒刑。据统计，这次被捕的总人数中，有一半是沙里亚蒂的学生。1972年5月6日，”穆加黑丁“游击队对位于首都德黑兰中心地点的国家警察局发起攻击。一周后，他们炸毁了一栋官方杂志的办公大楼。月底，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伊朗前夕，”穆加黑丁“成功地在伊美关系协会、美国情报处、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国王寝宫等地点同时引爆定时炸弹。”费达依“也在这一时期引爆了8颗炸弹。1972年8月3日，”穆加黑丁“炸毁约旦驻伊大使馆，10天后，刺杀了德黑兰总警察长。9月，他们用炸弹袭击了帝国俱乐部、国家民事防卫中心大楼、德黑兰百货公司、库姆警察武器库以及国家军事工业部的展览大厅。月底，在德黑兰与警察发生巷战。1973年，在首都与警察两次交火，并用炸弹袭击了国家计划部、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等10栋大楼，暗杀了美国军事代表团的第二号人物刘伊斯·豪金斯将军。1974年1月，”穆加黑丁“向伊斯法罕地方警察局发动武装袭击，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前游击队第一次在首都之外展开军事行动。同月底，“穆加黑丁”和“费达依”并肩合作，在德黑兰技术学院组织学生罢课，抗议当局对政治犯使用酷刑。4月初，为了抗议阿曼国王访伊，“穆加黑丁”同时袭击了接待阿曼国王的宴会大厅以及英国驻伊大使馆、泛美石油公司等。4月19日，为了纪念“穆加黑丁”第一批烈士牺牲两周年，他们用炸弹袭击了“萨瓦克”在德黑兰大学的办事处。5月25日，为了纪念第二批烈士牺牲两周年，他们同时用炸弹袭击了3家西方跨国公司。6月底，为了报复警察镇压一家美国企业的罢工工人，他们同时用炸弹袭击附近的皇家宪兵队和5家与以色列有联系的工厂。与此同时，为了“迎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访，炸弹袭击美国ITT公司和若干代表美国利益的国内公司。11月，德黑兰技术学院学生在“穆加黑丁”和“费达依”的组织和领导下举行了长达3个月的罢课，12月，该校和德黑兰另一所大学阿亚梅尔大学学生打着“费达依万岁！穆加黑丁万岁！”的标语示威游行。1975年1月，“穆加黑丁”用炸弹袭击了北部吉朗省拉希赞市的皇家宪兵驻地。5月，为了报复当局在狱中秘密杀害9名政治犯，“穆加黑丁”暗杀了2名美国军事顾问和1名巴列维王朝空军军官。1977年初，国王在国内反对呼声空前高涨和“国际大赦”等压力下，宣布释放357名政治犯，其中大多数都是游击队同情者；同年6月、7月，国王在“国际人权组织”的压力下，释放343名政治犯，年底，国王再次释放了50名“罪行恶劣的”重刑政治犯。1978年3月逢伊朗诺罗兹节（伊朗历新年春节，以“春分”日开始，为期3天），国王为了给自己增加一点“喜庆气氛”，一次性释放260名政治犯，10月，国王一次性释放1126名政治犯，其中包括著名的宗教反对派领袖之一阿亚图拉塔尼加里。1979年1月，也就是在巴列维王朝被彻底推翻的前三周，国王最后释放了162名“重刑”政治犯。在这些被释放的政治犯中，约有200人是“穆加黑丁”的正式成员，另外还有从国外返回的100多名成员，这些人迅速加入到如火如荼的反巴列维王朝的武装斗争中。不过此时的“穆加黑丁”没有用自己的名号，而是打着“伊斯兰学生联合会”的名义，通过塔尼加里建立的“革命联络中心”与远在法国的霍梅尼进行联系并接受“革命联络中心”和霍梅尼本人的统一指挥。这个时期的“穆加黑丁”已经壮大到在册骨干就有5000多人，还不包括部分地方支队队员人数。2月9~11日，革命进入高潮，“穆加黑丁”和其他游击队组织与皇家正规军发生全面交火，攻占了军营、警察局、电台等重要部门，给垂死挣扎的巴列维王朝的棺木钉下了最后一颗板钉。法国《世界报》报道说：“在决定性的、剧烈的两天中，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组织（分别指‘费达依’和‘穆加黑丁’——引者加）将巴列维王朝埋葬。”美国《纽约时报》目击记者报道：“装备很差的游击队成功地击败了国王的精英卫队。”国内报纸也报道说，在“震惊世界的最后三天”里，是游击队组织特别是“穆加黑丁”和“费达依”起到关键作用。就连革命后最先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的也是一位三个儿子都参加“穆加黑丁”并牺牲的父亲，最先在国家广播电台宣布“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的人也是“穆加黑丁”成员。从1972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穆加黑丁”一共有83人为革命牺牲了年轻的生命。
伊朗另一支著名的游击队组织“费达依”，自1971年1月打响伊斯兰革命的第一枪起，其武装斗争从未停止过。到1978年夏的7年多时间内，对巴列维王朝实施军事行动共2175次，平均每年有30多次武装行动，共有172名成员为革命奉献了年轻的生命，差不多占革命期间五支游击队烈士总数的一半。笔者此处引用的统计数字仅仅截至1978年夏，之后的半年时期中统计数字不详，但从斗争的残酷程度和激烈程度上可以推断：“费达依”为革命贡献的烈士应远高出“172人”这个数字。
“伊朗左翼与宗教势力是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两支主要力量。如果说，宗教势力以精神力量鼓舞革命斗志，那么，游击队烈士用鲜血浇灌了伊斯兰革命之花。”而推动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三个关键因素是：1953年美英联合推翻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1963年巴列维王朝血洗库姆城以及沙里亚蒂的激进思想。1983年，霍梅尼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齐采访时说：“阿里·沙里亚蒂对革命做出过贡献的。”其实，早在霍梅尼还在伊拉克纳贾夫流亡期间，就曾发表过类似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