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岸峰解讀金庸小說中的武俠世界，切入傳統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學考古的深度挖掘，通過普世價值的理念及廣大的江湖世界，重新建構歷史，解釋歷史，寫出了不一樣的金庸世界。
本書可以說是比較文學的傑作，作者並非孤立地研究金庸的武俠小說，而是通過多種古今文學名著跟金庸作品相互對比，指出問題所在。其中作者最大的創獲就是「隱型結構」、「文學考古」的兩大理念，同時也藉此建立其個人的批評理論綱領。所謂「隱型結構」，作者認為，「金庸幾乎將很多古典小說中的主角及配角以至於情節及對話等細節全都搬進自己的小說中」，在實際的操作上，包括「人物移植」、「情節及結構嵌置」，然後「再加上金庸的創造性，此中包括武功與愛情以及歷史」，達至「文本互涉」的概念，「除了不同文本間的互涉現象」之外，還「包括更廣闊、更抽象的文學、社會和文化體系」。例如作者討論《天龍八部》中的隱型結構，指出蕭峰與武松、段譽與賈寶玉、虛竹與魯智深，以至《雷雨》中的孽緣故事等，都有密切的關係，富有創意，促進大家對文學作品的閱讀和思考。《射鵰英雄傳》以《說岳全傳》中的岳飛、陸文龍與曹寧分別作為郭靖與楊康的原型，郭靖顯然完全繼承了岳飛的志事，光復宋室，宣揚民族正氣。《神鵰俠侶》以《西遊記》中唐僧與孫悟空的師徒形象作為小龍女與楊過的原型，既是師徒，復為戀人，關係更為密切，深入人心，戰勝禮教和歲月，構成永恆的「俠侶」形象，可能比很多歷史人物還要真實。而楊過與孫悟空、豬八戒與周伯通、郭靖與托塔天王李靖及哪吒的形象演變等，都很傳神。《倚天屠龍記》與白蛇故事、《說唐》、《瓦崗英雄》及《雷雨》諸書，也有密切的聯繫。金庸甚至將《三岔口》與《十日談》的混合結構穿插於其中，例如《射鵰英雄傳》中的「牛家村密室」、《天龍八部》中的「窗外」、《倚天屠龍記》中的「布袋」「皮鼓」及「山洞」、《笑傲江湖》中的「磷光」「雪人」及「桌下」、《鹿鼎記》中的「衣櫃」「蠟燭」及「破窗而出」、《鹿鼎記》與《雪山飛狐》中的「說故事」等相近的情節安排，大量的運用，反覆再用，「由不同人物講述不同版本的故事，導致撲朔迷離」，「在盤根錯節的脈絡中，誘使狐疑不已的讀者在閱讀的森林中繼續跋涉，並最終逐漸獲得閱讀的快感」，增強戲劇效果，揭出事實真相，伸張正義，懲罰壞人，自是值得大家仿效的寫作手法。陳岸峰復以《世說新語》的魏晉故事為藍本，藉以詮釋《笑傲江湖》及《鹿鼎記》中人物的精神理念及場景安排，散發蕭散的風神，既解釋了金庸從臨摹到創造的過程，自然更超出了讀者的想像世界，令人嘆為觀止。
至於「文學考古」，其實也就是作者的考證功夫，有時像考古發掘，有時又像福爾摩斯探案，要將很多「碎片」聯繫起來，解釋現場狀況。陳岸峰認為考古的功能有三，「揭開作者的挪用、改編之所在」、「闡述金庸在臨摹之後的創造力所在」、「揭示金庸武俠小說中，古今中外文學之傳承與交流」。陳岸峰將《天龍八部》與《紅樓夢》相互比較，指出段譽即「斷慾」，寶玉即「飽慾」；二人都具有「癡」的特質；父親要寶玉讀書求功名，寶玉不聽而被打，同樣父輩要段譽練武功，段譽索性逃跑；段譽視王語嫣為仙子而自己為凡夫俗子，寶玉視女人為水，男人為泥；寶玉為花園命名而大顯才華，而段譽則在曼陀山莊中大炫茶花知識；兩人同樣整天周旋於不同女子而煩惱不休；段譽與寶玉最終也是完婚後再出家為僧。在此，作者羅列七條證據，言之成理，可見在考證方面用力甚深。
其實，本書更大的成就在於「詮釋歷史」，「金庸從《天龍八部》中的北宋積弱、《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中的南宋抗擊外敵，下及《倚天屠龍記》中的明教抗擊蒙元，從黑暗而漸至光明，還我河山，再至《碧血劍》中明末的1644年的甲申之變，再至《鹿鼎記》、《書劍恩仇錄》、《雪山飛狐》、《飛狐外傳》的反清復明」。金庸說史主要集中於宋元明清四代，弘揚大漢天聲，以民間的力量抵抗異族入侵。可見金庸有意顛覆了傳統正史成王敗寇的書寫方式，重新加以詮釋，這有點像《三國演義》及《水滸傳》之作，其實都反映了說書人的庶民想像及世俗的江湖天地，可能比官方撰史還要真實及具體。而陳岸峰的研究，則用挖深的方法，在武俠世界之外，重整傳統的文化秩序，並在金庸故事創作的基礎上帶出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着重反映中國的傳統思想及文化情懷，甚至上溯至魏晉風神以及老莊的道家心法，嚴格來說更是對金庸小說的再顛覆，再解讀，帶出新的亮點。
陳岸峰《文學考古：金庸武俠小說中的「隱型結構」》在分析文本個案方面都很細心，挖掘金庸武俠小說的思想深度，揭示其中的隱型結構，有助於釐清金庸武俠小說與中外文學的淵源，及其創造力的驚人表現，思考縝密，言之成理，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詮釋金庸，解讀金庸，是難得一見的力作，值得推薦。
黃坤堯
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委員
2016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