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员工
当这名员工置身于那样的精神状态下，并且了解到这是源自他的工作表现和所属的组织，那他就能从自己的工作中看到价值和意义。
或许“幸福”这个议题，实在是太过于平常了，所以人们没有时间去想到它。而这个结果就是，除了愚蠢的笑话之外，我们找不到什么理由来感觉欢乐和开怀大笑。
幸福是一种心境，而一个幸福的员工会是一个多产的员工。当这名员工置身于那样的精神状态下，并且了解到这是源自他的工作表现和所属的组织，那他就能从自己的工作中看到价值和意义。
当这发生时，它结合了对工作、同事友谊和对上司与组织忠诚的承诺与奉献，而这一切鼓励并激发了员工更良好的表现。这不仅仅是因为害怕丢了饭碗、怕被同事超越，或是由于对工作机会及加薪所做的承诺。实际上，在提升人力资源的生产力与业务成长时，恐惧和诱导式的预期是应该被避免当作成长基础的负面因素。
科学研究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来推断出，幸福的员工会是心胸开阔而且有耐心能容忍的员工。他们往往能感受到安全、满足而且乐观进取。他们也倾向于具备社交能力，是值得信赖而且能为团队精神与团体的和睦融洽做出贡献，这因此使他们成为有创造力，负责任而且坚决果断的员工。
就这一点来说，应该要加发奖金给那些能够活得更久、过着更有效率生活的较为健康且强壮的员工（目前已知不抽烟的人要比抽烟者多活3年，一个更幸福的人要比那些意气消沉，以及承认自己通常感到不幸福的人多活9年）。这些是任何组织，特别是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中，能够活力充沛并且具有弹性的重要特质或要素。
我知道这是一个有关于找寻方法和工具，来提升人力资源的生产力、并从投资它来增加其价值与回报的会议。在这么做的时候，不要把人力资源视为一种资产会是明智的做法，那样做的话他们的表现只是以巧妙的计划来操纵而已，以假设人类是一种经济动物、而非大部分是社会和精神上的动物为基础的计划。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大街上的那些人，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而且聪明有才智的员工，已经越来越对我们这种令人质疑的生活方式感到关切。人们开始关心他们所工作的组织种类、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种类，以及这些是如何提升或降低我们的生活及自然环境的质量。他们也对下个世代的伦理道德和义务感到关切。
所以，当我们谈论到提高生产力时，我们必须留心到生产的本质和生产的方式。我们必须要关心到在产品从原物料转化成制成品的过程中，如何让员工们不需要感到难堪或感觉到受威胁，即使这些产品是不具意义的。从认知到他们正在做的是正确的事，并且是以一种对自身和对社会整体负责的方式，他们必须要能够从自己的劳动中，发现到意义所在和自身的骄傲。
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幸福不只对员工的生产力有好处，它对所有人类也是有利并且是必需的。GNH正是有关于如何达成这项我们全都在生活中寻找的最终价值。它超越了政府及企业员工，而涵盖了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甚至是全部的人类社会都涵盖在内。GNH最早是由不丹国王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所宣布，使它成为不丹发展进程的指导哲学，并承诺在不丹的发展过程中，要创造出能够协助促使不丹人民体会幸福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条件。因此，有关于去认知、接受并且选择来追求这种普世热望，同时寻找出适当手段来实现它，这就是GNH。
这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明显和简单的事，但其实它并不是，特别是在不丹以外的地方。因为GNH挑战了占优势的物质至上者的道德标准，这些标准将人类社会置于一个危险的轨道上，一种在缓慢毁灭我们所生存的地球的同时，带领我们远离了所追求的生活状态。对于人们这种去计算进步的方式，GNH质疑了这么做的目的和正当性。至少，GNH引领我们去思考生活的目标和人类社会的走向或是应该迈进的方向。因此，它或许能被视为代表一个国家朝向一个真正进步，以及永续发展的生活方式的另一种选择模式。
可能有人会问，当时不丹会对人人接受的中心指标“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ion，GDP）感到不满的原因是什么？在开始谈论这个问题之前，人类对于如何以数量来评估标准，具有一种强迫式迷恋的欲望和癖性。在这一切构成了评估物质成就的大部分尺度之后，人们变得对物质需求感到痴迷。但是，一旦这种评估的方式违反了生活的基本／正常要求，无论我们的生活可能有多么舒适和充裕也都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与其他人比较，以及我们在社会／收入的阶梯中排行有多高？因此就政府而言，他们强制地使用统计学来解释自己是如何做出那些违反他们可能曾经许下的誓言、或是来响应人们的要求和预期——或者，仅仅是为了他们所反对的税收支出计划和行动辩护，诸如此类。
这就是为何国民生产总值（GNP），以及被更广泛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一系列的补充经济指标，在当代已成为影响公共政策最有力因素的原因了。它们主宰了应该计算什么、应该衡量什么，而且还告诉我们应该要感觉好或坏。但是艾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经警告，并不是每一件算得出来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也不是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能够被算出来的。
我们一直在东算西算的，却没有真正去检视我们所选择的测量或计算指标，对于这个我们需要去打造，并且在其中生活下去的社会是否有效、是否正当。我们只是选择在无条件的经济成长下，去忽略这个社会、文化和生态的支出，然后去计算我们信以为真的进步。
GDP的五大限制
让我和你们分享最近一项有关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大主要限制的特别研究：“大西洋真实进步指数”（GPI Atlantic）。五大主要限制分别是：
一、未能计算出自然、人类和社会资本
二、仅是质的计算但是未能做出质的区分，也没有说明质的改变人们对自由、和平、尊严、安全和关系的渴望要胜过收入。而精神、情绪、心理的社会需求，正是幸福的本质。总之，未能说明质的改变意味着犯罪、离婚、赌博、车祸、天灾、疾病、肥胖、精神病以及有毒污染的增加，这一切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但这仅仅是因为它们产生了额外的经济活动而已。
三、对未支薪工作的忽略
目前许多被视为“成长”的活动，并不是真的象征生产有所增加，而是一种从那些未支薪家庭或义工部门转换到付费的市场经济，我们必须要去评估对“免费工作”的程度是缩减还是扩大。
四、对自由时间的忽略
被工作、压力和赚钱所耗尽的生活，将可带动国内生产总值成长，但是对GNH的贡献却可能少了许多。
五、在所有的问题中，未能说明公平性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我先声明一下，在本质上，国内生产总值和它伴随的经济成长统计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将国内生产总值滥用为一种“对成长的全面性计算”。这套系统的真正功能，应该是作为检视经济规模、或某特定时期内所有商品和服务生产总和的简单计算之用。尽管受限于它的预定及有限功能，但国内生产总值在报告重要的经济活动时，仍有它不可或缺的角色。
国际环境
总体来说，成长或发展的模式并不包含以幸福为最终目的，而对进步发展的评估计算，通常也不会提到人类福祉。幸福，最多不过被认为是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附属结果而已。但是后来，人们有着很显著的企图要研发出更全面性的计算方法和指数，包括人类发展指数，以及永续发展与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都受到相当的支持。其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甚至还提到：
人类进程的合理计算
人类的前进会受到我们对进步的观念所制约……现在正是停止光是以经济成长来错误计算人类进步的时候了。转换为有利于人类持续发展的计算模式仍在开发之中，但在许多国家已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取得不可避免的结论，那就是为了有价值且具合理的正当性，包括国家和国际的进步发展，都必须以人民为主，做公平的分配，并且在环境和社会是可永续发展的。
～UNDP，1996：iii，补充强调。同样地，加拿大新斯科细亚省（Nova Scotia）的大西洋真实进步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ex Atlantic），也是非常值得嘉奖的先驱成果。在过去7年来，他们已经研发出针对社会、经济和环境进步的完全成本计算分类指标，在许多方面来说，这些计算指标承诺把许多GNH打算促进发扬的东西给列入考虑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大西洋真实进步指数要和不丹共同合作，来开发出一套计算幸福的指数了。
GNH与大西洋真实进步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exAtlantic）罗纳德科尔曼（Ronald Coleman）和他负责的大西洋真实进步指数，正是我要和你们分享的部分看法和见解。我很高兴遍布于各国的机构和个人，也都在进行着类似的工作，而且值得我们给他们鼓励，特别是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更进一步来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自我和精神上制造幸福很快将会成为一个兴旺的产业。我很确定，当今，在我们之中，至少会出现几个这个产业的开拓者。为什么不呢？特别是后者（开拓者）？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我们应该稍微地净化一下我们的头脑。
注意到近年来媒体、学术界、研发专家和社会工程学，都展现出对幸福这个议题的兴趣，这确实能令人感到些许的心满意足。对于幸福的希求愿望及其可行性，在作为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目标上，一直受到实证结果和急剧增加的研究所支撑。当然，这是社会对于幸福与日俱增的关切与兴趣的一种反射——这个在我们共同的未来出现不祥之兆时，对我们欲振乏力的、老是无法称心如意的、不快乐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的社会。这一切将有助于产生进一步的了解、知识和智能。我确信大众对这个议题的兴趣和关切，不会只是一个转眼即逝的趋势潮流，而是会激励出更深入的研究和政策来介入。
在不容置疑的数据佐证下，一个开始去关注幸福的好理由就是，过去50年来在好几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实际收入在很多方面都获得提升，但是这并未导致幸福也出现类似的成长。最近英国广播公司（BBC）一个叫作“幸福方程式”（Happiness formula）的节目报道说，在英国的物质财富成长三倍之际，人们却远比战后当时感到更不快乐。显然，在职场上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中获胜，然后赚得更多、拥有更多和消费更多，却无法给人们带来真正而持续的幸福。
有钱有势的人看起来在精神上和社交上经常是更为贫乏的，也因此是比较不快乐的。对于我们以什么方式，以及如何来计算财富与幸福，这肯定还有相当的改善空间，但是如果财富和幸福之间缺乏相互的关联，那么在达到基本的需求之后，在人类贪得无厌的贪婪驱使下，在无休止的、没有方向的旅程中我们是无法找到幸福的。工业化国家大体上都已经达到这类的基本需求。这些幸福正在衰减，至少铁定是不会成长的国家，拥有充分的理由去寻找一个可替代性的成长模式，而它的基础正是以更有责任、更具智慧和更为诚实的方式，来为财富和繁荣的概念做定义。
市场经济的快乐假象
这带领我走向第二个理由——市场主导下的快乐假象。市场需要更强大的效率和更高速的生产力；它要求残忍无情地竞争、获利的最大化，并且采用诱惑怂恿（广告／商业）作为手段。但这些正好是导致社会泯灭人性，并且对创造幸福的因素造成伤害的原因。就像大量的文件所证明的，为了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所需的苛求与难耐的职场生涯，和能够让我们感到满足的休闲与社交生活之间，是很难取得平衡的。
此外，当情绪上的安全感受到市场经济削弱时，在市场力量强加下的社会流动与工作更换，和维持持续性的社群生活所需的重要需求，彼此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值得一再重复的是，淘汰弱者、把获利当作企业的主要目标，以及利用嫉妒和贪婪这些不正当的天性，这都不是一个和谐社会的组成元素。我们在社会上经历的，是不计代价求生存的原始本能，只不过这和真正的生存并没有什么关系，一切都是为了要比别人好，并且成为他人羡慕的话题。是我们不正当的天性在主导着这些我们所谓的成长和生产力的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