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施政质量：本方面会评价5个次方面：政治参与；政府效能；法律的公平及平等；媒体自由与素质；透明化、信任、诚信，或腐败。相关的状态指标例如以百分比记述参与地方政府会议，百分比记述政府在各种层面的表现是好／极好，以及百分比记述对媒体的信任度。大家或许想留意5年前上一次不丹人口家户普查，以下是当时不丹人民感到快乐的程度：
不是很快乐＝3％
快乐＝52％
很快乐＝45％
“国家幸福力”高度依赖主观数据是备受争议的一点，而且诸如此类快乐的本质不被允许能引导任一社会的治理。我担心如此不信任主观数据，可能让治理及发展计划上会漠视快乐。长久以来无视主观数据，让政府免于制定主要责任在于能让人民可以追求快乐。就评价施政的各种方面来说，人民感受到的各种快乐是极为重要的一点。人民感到极不快乐，当然表示有地方出差错了，我们承担不起去等待客观数据，因为客观数据没办法告诉我们真相为何，真相究竟是主观的。
从国内生产总值引导市场以总体经济模式为中心，改变到“国家幸福力”典型，我们需要从根挥别过去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国家幸福力”一开始就要先承认人类达成的惊人物质成就，以及接受愈高的物质成就并不能带来更进一步的进步或更大的快乐。我们要折断消费主义的模式，去追求并非不知、只是较少实践的道路。不过，最大的挑战是重新定义何谓财富及繁荣，让两者能成为人类共同的愿望及目标。我们要考虑到财富并不仅是累积物质，而是累积对我们幸福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应该包括，例如朋友圈还有与扩展家庭网络的融合，指的是有一群人，这群人是自己信赖的真正朋友，不只是同甘还能共苦，在自己需要的时候，这一群人愿意给予物质及情绪支持。我们必须理解财富的本质是在永续环境里让人类生命更为精致。使得我们更能估测未来及有安全感；增进在小区及家庭里的关系。这一点是能持续感到快乐的必然原因。这也就是设计“国家幸福力”作为转变工具希望达成共同目标的愿景。
注：此篇内容为作者于2010年，在廷布市举办的不丹文学节“山麓回声”所做的演说。
健康、幸福与领导力
知识和力量若未伴随着慈悲和同理苦难之心，将成为危险的能力。科技发展若与理解世间苦难和悲悯之心背道而驰，亦可能走上歧途。
2009年联合国大会检视千禧发展目标（MDGs）的承诺与进程。借用联合国秘书长的话，是“缓慢到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然而我很高兴在此向各位报告，不丹的进展顺利，某些项目已经提前达到2015年的目标。
我认为达成MDGs仅是对每个社会的最低要求而已，因为多数的MDGs项目仅是维持生命存续的指标。另一方面，我的国家不丹从幸福的观点来测量国家的发展程度，这便是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与佛教思想的融合。
将这项精心挑选的幸福指标加入MDGs，我认为并不会误导我们努力的方向。我参考过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的言论，向联合国高峰会提议MDGs 应多增加这一项，把幸福指标纳入之前联合国同意并公开宣示的八项发展目标当中。千禧发展目标涵盖幸福的方面，与我们另觅替代发展途径，以崭新的角度检视社会进展的理念不谋而合。
站在世界领袖论坛，我希望以独特的观点阐述领导力的本质，并指出当今与未来领袖必将面对的挑战。
首先，何谓美好人生和表现优异的经济？西方社会正在对这两个概念重新诠释。这份正向的觉醒正像涟漪般向世界各地扩散。
在这个既不永续也不公平的世界中，不少人已经被迫重新思考。今天被视为激进的思想，明日也许成为众人奉行的信条。
金融危机使我们不得不反省，最后将使得经济这个行业面临重大变革。经济部门在社会上力量庞大，但正由于它的不知足，让我们必须寻找新出路。动荡的年代里，每个社会都急需睿智的领导来匡正扶倾。全球问题汇集后形成巨大压力，我们难有充足的时间提出完美解套。这非但考验未来领袖的创意，更是当今领袖们肩负的重担。
当我们试图解决诸如气候变迁、贫穷、治理、贸易和安全等各项急迫议题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各国国内存在的明显政治断层，国与国之间一样也有国际断层。我们必须找出衔接断层的新方法，这项任务需要更宏观的领导力，才能跨越党派和国家利益的界限。凝聚共识和集体创意如何形成，在国内不被政党利益左右、在国际上不被单一国家利益所钳制，在考验着领导人以卓越的才智突破重重限制。
领导人应具备的三种特质
我来自喜马拉雅佛教文化，因此将提出流传达数百年之久的领袖思想，这些思想源于早期曾经主宰喜马拉雅佛教社会的世界观。当然，这样的世界观自然会因各种不同观点的兴起而受到挑战，也包括领导力。
在传统的喜马拉雅文化脉络当中，领袖基本上应具备慈悲、实力与知识这三项特质，也就是说领袖应同时要慈悲为怀、坚强有力但不是手握强权，还有学问渊博。他或她拥有的知识尤其应能体察各种形式的苦难。一个人要成为领袖并非独占某个特定强项，结合这三项特质将最为理想，也最适宜。胸怀大志者在努力养成这些特质后，终将获得大众认可而成为领袖。在传统喜马拉雅或其他亚洲社会，我们认为即使具备在媒体前雄辩滔滔的口才都不是最主要的。口才和其他优点只是工具性专长，重要性皆次于慈悲与良善这类核心价值。
知识和力量若未伴随着慈悲和同理苦难之心，将成为危险的能力。科技发展若与理解世间苦难和悲悯之心背道而驰，亦可能走上歧途。光凭知识与力量不足以解决人民疾苦，因为这两项特质缺乏目的，因此不能为知识和力量的发展指出方向。
知识是无限的，身为领袖，要有效扮演领袖的角色并不需要精通每个领域。我们知道，信息不等同于知识，而知识也不代表智能，这些都只是有助于深入了解以展开行动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只有从慈悲出发才能让我们永不停歇地尽力解救众生于苦难。人世间充满着程度与形式不同的苦难，从个人精神到相处关系，从生理到心理，都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然而，克服这些问题的力量与潜能也存在于你我之间。拯救众生于苦难的能力也就成为度量领导才能的第一把尺。
由此看来，佛教对于领导力的诠释极为宽广，也具有一致性。至于要如何建立能培养慈悲、宽容等必要价值的机构、政策和培训计划，其实是个非常不易回答的问题。
领袖养成的讨论多半出现在西方的管理学文献，其中占最多篇幅的是针对情商。情商跟慈悲不同，不过我不打算在此做两者的区分。有关慈悲的特点之一，我以肌肉来做比喻。肌肉可以经由训练而生出，如果不持续运动，便会逐渐萎缩，慢慢消失。同理，慈悲可被负面情绪压制而变得隐晦不清。养成慈悲的技巧，首先得破除自、他之间的分别障碍，具足同理心，进而诱导出苦民所苦的觉察与包容力。
我建议领袖训练的内涵应包括慈悲心的养成，这是良善领导才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今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人数渐增，领袖不一定非得是专家或高级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具备上述价值观和动机，如此足矣。
现代领导人所要面对的挑战
简要讨论喜马拉雅文化的领袖必备条件后，我想把焦点转移到我们所在的区域问题上，这也是领袖们持续会面对的。发生在东南亚的问题，本质上与世界其他角落会碰到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若将问题逐一列出，想必各位一定都不陌生。这些问题牵连甚广，不但规模庞大，还跨越世代。若想有所改善，需要跨时空思考，并至少应该考虑任何行动在百年后的影响。
今天最令人无法满意的现象，就是在决定大规模对策时，连对单一世代带来的后果都未能细加规划，更别说是一个世纪，即使我们常喜欢口号式地把“未来的世代”挂在嘴边。也因此，我们在试图解决问题时，经常不思是否该停下脚步回顾，而是如往常般惯性地想以更高深的科技和更多的资金消弭未知的新兴问题，天真地以为一切都能迎刃而解。虽然大家都知道，也承认现下最迫切的严重问题有哪些，不过我想通过讨论我们的区域问题来指出它们对于人类幸福与健康带来的影响。当然，我也会联结到幸福这项无形的因素。
人口
首先，人口爆炸的问题将会持续到21世纪50年代，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的人口剧烈成长。而在日本、中国、韩国、泰国和其他国家，人口老化也正在加速当中。未来25年间，不丹人会大比例地老化，在老人照护与财务面都将演变为艰巨的挑战。如同老化中的北方国家，依赖家庭成员来维持老年人口的健康福祉已经是极度困难了。
在人类历史上，老弱人口能得到大家族成员充分的照顾，是因为有他们在青壮年时期对家族的贡献。这个传统在许多社会经历巨大转变后便不复存在，家庭的照护功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消失，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家庭照护者自己的老化。八十几岁需要被照顾的人，自己家里可以照顾他们的人也超过六十岁了。这便是日本目前的写照。
城乡
此外，迫不得已移居都市，养成都市生活形态的人口比例也愈来愈高。除非我们提出不一样的人民居住地理分布设计，否则人口迁徙、小区与社会连带的解体与流离失所都将持续发生。今日的都会生活，重心绕着工作打转，严重威胁到人们，尤其是老人的社群生活。我们必须重新建构人与人的社会联结，使人们恢复对小区的归属感，这便是幸福的基础要素。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是快乐老化最关键的要素之一，这些是徒有金钱也办不到的。
生态
其次，生物多样性的消失速度并没有减缓，这是很不幸的。生物多样性的恶化，伴随着单一栽种农业区的扩大、土壤荒漠化、渔资源耗竭，与外来物种的入侵，驱逐原生物种等现象。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清楚地点出两大问题：其一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与自然界的冲突；其二是自然环境毁灭的主因是不正义地满足社会上一小群人的欲望。
把焦点放在明星物种保护的做法，也许应该再扩大范围。不管是否为人类所偏爱，所有的生物在自然的眼光中是众生平等的。所有有感的生命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因为自然界的生命是彼此相关的。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不应被理解为某种特定物种的消失，而应视为演化关系被斩断，难以朝向更多元丰富的方向发展。由这点看来，任一物种的消失都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戕害，道德上所不容许。我们在这方面必须竭尽所能，一视同仁地加以维护，重新担起我们应负的职责。
能源
过于依赖效率低落的化石燃料科技，将不断对气候与环境带来危害。气候变迁的相关灾害所导致的影响，特别在农业部门，将可能对我们居住区域中日渐增加的人口带来新型却更严峻的营养与健康问题。一方面，肥沃的沿岸地区饱受没顶的威胁，另一方面干枯的河湖悲歌也同样令人难以想象。
根据《史登报告：气候变迁对经济的影响》的预估，每年以全球GDP的1％投资在开发减碳新科技，只是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低必要条件。当然，不管是看各国GDP或每人GDP，全球的分布都非常不均；同样地，全球各地的人均排碳量也是高低差异甚大。然而，分布不均并不代表集体投资新科技的努力不应推动，这是我们必须走的路。最好的办法是加速推动太阳能与风力发电，使能源使用得以均布。
但即便实行上述最好的办法，地球上某些地区，个别社会某些族群的消费形态依然必须加以节制。学习用更少的资源过更好的生活，是绝对办得到的。我们必须创造崭新的开端，学习不必靠物质堆砌而成的地位来生活。我们依然需要减低靠化石燃料才能达成的货物与人员运输。举例来说，如果一定要到别处工作，也许可以用双脚多走点路。我们必须减少货物的运输，亦即食物生产的在地化，以在地生产网络解决我们的物质需求。
我们应该想办法用迥异过去的方式创造生命的福祉，且立即采取各种市场和非市场的行动。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对于新科技的投资不能只依赖市场。诚如《史登报告》指出，世上没有任何市场会把任何公共事业的报酬率拉长到100年之久。此报告还表示，过去经济学家在研究气候变迁经济时犯下的重大错误，就是使用市场重贴现率。
科技
我也希望对于新科技的重视，不会导致科技的价格上升而使低收入国家难以负担。国际政策应该加以协调，确保新科技的推出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倘若新科技的移转只是促成全球性的所得移转，那么科技的传播速度一定快不了，也会导致不公平。同时，我也希望产业对于稀有资源的竞争，像是争夺稀有金属和稀土金属来制造电力引擎和开发其他革命性技术，不会使20世纪的恶性竞争重演。
军武
全球军备产业的成长，奠基于武力之上的国土安全和军力而不断扩充的军事预算，也继续挤压原本可用来增进人民福祉与发展的资源。还停留在19世纪的安保联盟、合作与结盟等思维，虽然给部分人带来安全感，但也迫使同时代的其他人必须遵照相同的逻辑行事，相对地成为他人不安全感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