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正在死亡。我们的地球已经体弱多病。恢复空气、光线、天籁、水和土壤的质量和纯净，不只是为了我们的福祉，也是为了我们和所有其他物种的生存所需。我们必须展开恢复原貌和消除污染的工作。我们必须尽快开始，从个人，小区，全国和全世界不同的层面展开，对抗这些挑战的根源所在。我们通常会以为，福祉和健康，在相当程度上，如果我们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医疗照护的话，是可以用金钱买得到的。公共卫生工程的突破和生物科学的新发现，让我们为越来越多的疾病找到了治疗的方法。但是大多数治疗都是供非传染性疾病之用，这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没有花时间培养健全人际关系所付出的代价造成的。我们生活的本质，如果你认为是大环境造成的也无妨，其实它已经在我们身上施加巨额的隐含成本。全球死亡率的大约64%，是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世界人口的12%，也就是大约4.5亿人，总有某一种心智上的问题。虽然生命和幸福的损失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但这种损失却是对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一种可悲的批注。很不幸地，人们总是继续沉溺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挫折中，比例之多，将需要有越来越多的资源，用来治疗这些原本可以预防和避免的疾病。
GNH强调在基本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上，摆脱诊疗和医治。这不是一个小愿望，因为这需要在我们的工作、人生和休闲之间的平衡上，做出重大的调整，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地又需要在经济和组织的结构上，做出重大的改变。当然，这种尝试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对社会发展策略进行根本上的改变。
我们的工作和人生无可避免地受企业规范与文化的影响。因此，将改变带入职场会是一种有待累积的美德，不只为了改善员工本身的幸福水平，也因为被转化为企业的成长和永续经营时，会有直接的生产利益。幸福的员工会是高生产力的员工。所以，将人力资源发展、管理制度和组织结构，都依GNH的考虑重做调整，是有道理的。首先，就基本层面而言，人员管理规章、训练与服勤状况、奖励与诱因，仍有很大空间，可供重建和重新调整方向，以便为最幸福的企业，提供一个理由。
就长期而言，一个GNH取向的社会，必须要有来自教育制度和媒体的动力，因为这两者是影响人们理解、认知、行为和决策最有力的因素。这些因素必须变成影响力得以发挥的领域，能够推动和支持集体幸福。媒体必须扮演的角色是，从GNH的观点，提供目前的议题一种持续的评论，以便人们可以尽量多获取一些GNH对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以及影响他们的社会与事件的观点。对年轻人来说，GNH的价值与做法，必须纳入他们的教科书。说到这里，各位可能会有趣地发现，不丹的媒体正式被视为政府管理上的独立第四权。至于教育，下个月12月初，将有一项会议，目的就是要将GNH的价值，通过数学和课外活动等各个主题，注入并深植于制度之中。
GNH经济学
由于经济学和公共资金是影响和打造社会的主要工具，任何有关GNH的讨论，如果不花一点时间在这个议题上，就会不够完整。政府的角色在每个社会，都是至高无上的，这从它处理庞大的开支，以及制定、遵循或是违反法律等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集体幸福是我们主要通过政府开支想要追求的愿景，那么会计制度就必须跟这个目标一致。但是如果预算的配置、法规、税金和其他会计措施是基于传统的标准，没有将GNH考虑在内，那么这种追求就会注定失败，因为结果会跟GNH不一致。这样才会让焕然一新的国家预算的公式和作业变得强而有力，并且提供纳税人追求GNH的诱因。诸如推动社会资本形成、绿色科技和健全家庭等的相关活动，则应另外加以考虑。
一般人的行为和喜好，从他们花钱的表现可以看出来，是受两种因素的制约。第一个是货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第二个是媒体内容。价格和媒体改变了人们对价值和行为的认知。作为强有力的工具，它们是培养GNH价值与行为的关键角色，我们应该要给予高度重视。
不幸的是，目前的价格与媒体内容并没有反映真实的环境与社会成本，或是心理上的、小区的、文化上的和其他方面的成本。因此，人们的选择，跟创造真实价值，或是在永续环境中推广足以产生幸福的行为，几乎没有关联。
重要的是，应该在国家会计作业的总成本当中，将生态足迹的分析和其他一些东西都纳入考虑，成为主流做法。这样一种新的会计模式，应该充分反映文化、社会和生态的成本，这是我经常敦促，并且最近在萨柯奇委员会报告（Sarkozy Commission’s Report）中也有所界定的做法。这样我们才会得到货品和服务的真实成本，能够借以决定更正确的定价制度，如此一来，才能成为一个会计制度的基础，让它更有意义和真正能够负责任。
在绘制20世纪这幅油画的所有笔触当中，有两支画笔勾勒出了最关键的线条。第一支画笔是民主，第二支是有磨蚀笔触的GDP画笔。20世纪可以被称为民主的世纪和迷恋GDP的时代（下半叶）。虽然前者做了很多提升民主和自由的事，但是后者则带领拥有各种信仰的信徒，在作为万能市场的那幢权威建筑内，在它的消费主义殿堂前下跪。
我们不加质疑地以GDP为衡量经济成长的指标，人被贬为消费个体，社会的进步被认为不过是经济的成长。大家都假定，随着经济增长，人会更幸福，却不管这种成长是不是不平等的成长，会不会造成更多的污染、犯罪和疾病。依GDP的精神，大家在意的是，在作为市场的这张画布上交易的货品，它的产量和消费如何。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利伯维尔场，民主则为消除寡占市场的阻力提供服务。
提起民主与自由，政府政策必须对人民深思熟虑的喜好和选择有所回应。这些都受到我们采用的公共标准，以及标示成功的流行的影响。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质疑，跟GDP相关的成功的公共标准是否善待我们？它们是否导引我们走向良好的政府管理和发展？
以GDP来衡量的经济成长，以及强调经济效率之下，财富的累积水平，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贫穷和易于遭受各种威胁的受害者的绝对数目，却也达到顶峰。不只是大自然因为生物多样的崩解和气候变迁的理由，以更为愤怒更为频繁的灾难打击我们而已，许多其他人为的灾难，也因为我们宏观经济结构上的制度失灵，开始影响我们这些因为贸易和金融而整合在一个全球化世界里的人。即使富人也无法幸免，这一点从全球金融危机就可以清楚看出来，这场危机暴露了财富的幻想本质，这原本是GDP想要我们给予定义的东西。
长久以来，GDP和市场一直蒙骗我们，要我们以为，它们是我们福祉的衡量工具和来源。我们在它们的影响和压力之下，在疯狂追求成长的架构里，评量我们的国家表现和社会的喜好。任意一个向上的GDP数字都代表社会的成功和更高的政府和领袖的支持率。
请让我再重复一次。我们不在乎是否了解，这些被评量的，大多是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生产和交易的总和，这些都是以量和相关术语进行沟通的。这种信息完全没有传达犯罪、滥用毒品、自杀、交通事故、家庭的稳固、生态的健全、公平与正义，还有，最重要的，我们人的幸福。因为我们已经变成经济的动物，放弃了我们对GDP群聚心态的判断，我们看不见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改变和事件，不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对人类更有意义。
现在该是改变这一套公共成功标准的时候了。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找寻这种意志，利用我们的天赋异秉，去发展并采用一种更真切更人性化的财富和成长的定义，以便有助于投注心力在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价值上。这些做法应该在价值的领域内加以衡量，社会在这个领域内，随时都可以在幸福当中，走向富足和繁荣。这边我想要报告的是，不丹一直都利用一般称为GNH四纲领的四种策略，推动国家的发展。这些策略分别根植于九种价值领域（也就是，心理健康、小区活力、文化恢复力、生活水平、身体健康、教育、政府治理、平衡的时间运用和环境的认知），它又包含了七十二个可加以评量的变量，一旦整合起来就构成国家的幸福指数。
回到之前的隐喻上面，21世纪的这张油画所需要的是第三支画笔，以便从民主和GDP的笔法中，带出最佳效果，再增添不同的色调和线条，以幸福的粼粼波光加以美化。我们在这个新世纪所需要的，很清楚地，就是一套复合的衡量标准，可以糅合良好的政府管理和物质成长，成为一套范围广泛的指数中的一部分，用来诱发和评量整体的社会进步，以及最重要的——人的福祉和幸福。
没有一种人的制度可以供我们回应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而不需要经过改变，即便这些制度本身就是负责改变的也一样。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再进一步拖延我们转型和建立新制度与作业流程的努力。这些应该设计成可以达成真正人类进步的目标，又能避开所有那些威胁和危险，不至于会使我们的成果不能永续。在这个方面，人们对于来到转折点的全球经济制度的普遍不满意，应该会让我们有理由觉得受到鼓舞。
一旦发觉我们自我摧毁的生活方式，有越来越多的人寻求一种新的、宏观经济的建构，既不完全是新自由主义观念所理解的利伯维尔场，也不完全是社会主义者，让我们有乐观的理由。它让我们满怀希望，这个静静的、不中断的动力，从这次的集会就看得出来，将会带领我们的社会，进入一个理性的时代和开明的生活。
容我做出结论。一个社会整体来看，相对于个人，不能在没有统一的目的之下，前后一致地向前走。有人真的想要对集体幸福的愿景提出相反的论证吗？我知道持怀疑立场的人会质疑，幸福的主观本质并不允许幸福的概念带领任何一个社会的政府管理。我们必须在此，区分主观信息和主观诠释的信息，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主观上有偏见的信息诠释，一般来说是不科学的，就像在GNH的例子。另外一方面，主观的信息是可以反映第一人称说法的唯一信息。主观的状态，在定义上来说，并不是被客观信息所撷取的。我要进一步解释，主观信息的分类，一旦恰当地加以阐明，可以成为代表我们真实感觉与自觉的主要信息。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知道，我们对幸福的感受如何。
这种对主观信息的不信任，一直都是将幸福纳入政府管理和发展计划的主要阻力。这已经模糊了政府管理领域中的幸福。只要是真正不幸福，就一定是有东西出错了。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当我们知道主观最终就是主观的现实时，我们还要等待一系列的客观信息，说谁是不幸福的。我也不认为在决策中给予幸福更大的关注，会跟权利和自由有何冲突。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不只有道德上的责任，也有机会去纠正我们生活方式中的错误。下一代可能来不及做什么，因为错误已经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如果我们知道后代将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存挑战，更谈不上幸福时，我们怎么会幸福得起来？我们必须开始重新活得像个人，像个文明人，像个不只有肉体需求，也有精神需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