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南京、武汉解放，白崇禧集团被迫南撤，以七个军约15万人分别部署于岳阳至长沙段铁路沿线，及江西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企图凭借九岭山脉、洞庭湖和汨罗江等有利地形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进。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进行了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解放了宜昌、沙市、常德和湘赣边等广大地区，并进逼长沙。
由于嘎子放心不下柱子的伤势，我们得到团长的特殊许可，未参加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由营长孙得才兼任连长统一指挥一营。
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见势不利，按照国防部的命令，又从湘中地区撤退到以衡阳为中心的湘中南地区，将其指挥下的桂系部队主力共五个兵团20余万人，重点部署在衡宝公路两侧和粤汉铁路衡山至郴州一线，依托湘江、铆水、永乐江、资水，背靠滇、桂、黔，在湘南地区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之乐昌，与盘踞广东之余汉谋集团相联结，西至芷江、沅陵，与扼守鄂西、湘西北之川湘鄂绥靖公署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的半弧形的“湘粤联合防线”，继续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进。至8月下旬为止，完成了军事部署。
1949年9月，柱子经过几个月的养伤，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和嘎子在此期间细心照料柱子，只参加了几场小型战斗，此时的嘎子早就按奈不住，三人兴高采烈回到了团部。
当我们回到团部的时候，团长赵有胜一脸的无奈，在屋里背着手走来走去，而此时孙得才也进来了;团长示意我们坐下来，然后说道：“我的好心铸成了大错，毁了你们的前程。”
我们四人一脸的不解，不知团长的意思，嘎子第一个开口问道：“团长，咋子了？”
赵有胜也坐了下来，然后说道：“柱子受伤，我知道你们一起出生入死，特批你俩在医院照看，现在这事被首长知道了，不但痛批了我，还将你们降职，听候处置。”
嘎子一听，不以为然的说道：“降职就降职嘛，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柱子活过来了，我死都愿意。”
此时的孙得才也开口了，说道：“我知道，降职倒没什么，但是有人说你们这是畏战行为，要从重处罚。”
嘎子一听，立马跳了起来，说道：“这怎么是畏战行为呢？这跟畏战行为有什么关系？”
“对啊，这怎么是畏战行为呢？我们不是怕打仗和怕死的人”我也开始不服的站起来。
赵有胜示意我们坐下来，说道：“你们不要这么激动，这几个月以来打了这么多仗，你们身为连长，不但没有指挥自己的连队，更没有受伤，反而脱离连队，未参加战斗，对全军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所以上级责令你们听候处理。”
嘎子仍然很不服气，又说道：“听后处理这倒没什么，要杀要剐都可以，但不能说我们有畏战行为吧！”
团长一脸的无奈，说道：“我知道你们关心战友，放不下柱子，这事我也有错，确实不该批准你们，柱子养伤有护士照顾，你两个大男人也没多大用处，是我当初考虑的不周全，害了你们。”
柱子听完也觉得非常不理解，开始责怪自己，“都是我，不该受伤，要是当时死了，也没有这么大麻烦”。
嘎子又开始发火，说道：“放你娘的屁，我们一起出生入死，难道眼看着你去死吗？”
“行了，嘎子，少说两句，处罚就处罚，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现在柱子已经安然无恙，其它的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
嘎子听我说完，立马闭上了嘴，不再说话，我们每个人都阴沉着脸。
赵有胜立也转移了话题，说道：“好了，我会在军长和政委那里好好说清楚，眼下大战在即，你们回去准备吧，都去一营当战士，只要立了功，也许就能功过相抵了。”
当我们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传令兵跑了进来，对着团长敬了一个礼，说道：“报告团长，吴政委让你带着他们去指挥部。”
团长起身说道：“知道了”，然后又转身对我们说：“看来处罚决定已经下来了，走吧。”
我们坐着团长的汽车来到了39军指挥部，时任政治委员的吴信权单独坐在里面，看见我们进来，不由自主的站起来；我们每人向他敬了军礼，他也很客气的回了一个军礼，然后说道：“你们这几个小鬼是我军的英雄啊，配合三纵一营在配水池血战，就连林总都亲自写书嘉奖，果然是人小鬼大。”
我们都不敢说话，吴信权政委却边说边笑，看起来他对于我们的英雄事迹很欣赏和欣慰。
然后他又换了一种口气，说道：“但是眼下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有人说你们有畏战行为，我们确实很为难啊。”
嘎子仰着头，刚劲有力地说道：“报告政委，我们不是畏战，我们只是照顾重伤的战友。”
吴信权轻松的笑着说道：“我知道，你们的战友情，我也听说了一些，你们为了战友情，不顾自己是个指挥员，我也很理解，但是在大局上，你们犯了错，这是事实。”
赵有胜急忙为我们说情：“吴政委，他们年纪还小，不懂事，心里没有大局观念，这很正常，眼下大战在即，给他们一个机会将功抵过吧。”
吴信权政委想了半天，说道：“我跟罗政委商量好了，决定给你们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班长，你们有什么异议没有？”
“没有！”我们异口同声的回答。
吴信权却笑了笑，说道：“没有才怪咧，眼下我们要对驻守衡山和宝庆地区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希望你们几个英勇作战，再立功劳，记住，不要有消极情绪。”
“是”，我们一起回答道。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挺进湘中、赣南后，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集团所辖5个兵团11个军20万人，撤至湘南衡阳、宝庆公路两侧和粤汉铁路衡山至乐昌段一线布置防御，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与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与川湘鄂边绥靖的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的半弧形湘粤联合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进军，并准备在战况不利时退至广西或云南、贵州。
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及政治委员罗荣桓为迅速解放华南地区，遵照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消灭白崇禧集团主力的相关方针，决定向驻守衡阳、宝庆地区的国民党守军实施歼灭。为了实现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第四野战军三个兵团和第二野战军两个兵团共54万余人，由第四野战军统一指挥，分东、西、中三路向“湘粤联合防线”展开攻击，称之为“衡宝战役”。
衡宝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南地区的首次重大战役，也是渡江战役后的一次重要的战役，对解放华南、西南地区起到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