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哲学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完成这一社会巨变时代，已达到炉火纯青——历史的模板已陶铸成了毛泽东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以实事求是为根基的哲学唯物论，以矛盾概念为核心的思维辩证法，以新陈代谢为过程的发展观，以实践为特征的反映认识论，以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社会历史观，以群众路线为依据的和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或人道主义思想。这个哲学框架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使得在没有更进步、更有力的主客观条件的推动之时，它不可能具备超越自身的力量。但是，哲学在这里却表现出表面的自身超越：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成功的历史环境中，毛泽东并不因此而轻易满足，相反，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揭开了社会主义历史长剧的序幕，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他想很快驱动中国历虫之车的车轴马上登上新的征程。这是一种极好的愿望。然而，愿望毕竟不能代替现实，相反，其中夹杂着极大的主观成份；与此同时，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功，使毛泽东产生了不少的骄气，正如在一首词中所写的那样，他认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有求成的决心和精神就可把一切不置于话下。由于他想在极短的时期内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就导致他的思想发展到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以致对在一个前身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企图在15年内从经济方面赶超英国以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当这样一种左倾冒进的思想逐步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时，与社会政治的实践和理论有着不可分割联系的毛泽东哲学，也就不能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真正的发展；相反，由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曾把一些重要的理论原则加以主观主义的解释和运用，从而导致发生指导思想上的偏差，这就必然使得毛泽东哲学的社会功用急遽减弱。这样，就发生了一种极为奇特的和不可思议的现象：当中国革命胜利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需要富具启迪性的哲理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时，毛泽东哲学却仿佛明珠投暗，逐渐难见其光泽。
在前一阶段，毛泽东哲学的最大成功，集中体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理论及其由新民主生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哲学的最大失误，是在哲学上把对立统一规律僵硬化，在政治上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绝对化，最后导致产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集中典型地反映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其构成的基础是主观上急于求成地向社会主义“穷过渡”，其内在机制是“阶级斗争为纲”，其直接理论来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若干论点的误解、教条化，其社会心理是中国传统的小农平均思想和封建专制意识的潜在作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是一个俨然完备的理论系统：在无产阶级已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产生资产阶级土壤的资产阶级权利存在，由于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敌人即把持着党政部门权力的“党内走资派”存在，由于正在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存在，由于经常地大批地产生资产阶级的小生产的存在，以及由于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寄希望于中国的第3代、第4代“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及帝、修、反的影响或破坏活动的存在，等等，因此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断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不断地开展夺权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形成导源于1957年“反右”扩大化。经过1959年庐山会议的斗争，1964年开始的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达到成熟。这一理论，由于它本质上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当它被付诸社会实践时就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给中国社会造成入骨彻髓的历史创伤，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和不能忘却的深刻记忆。同时，这一理论又反过来影响和掣肘毛泽东的思想向正确方向发展，它使毛泽东的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思想、外交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等等，都深深烙上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印迹。
毛泽东哲学是如何从生气勃勃转而变得苍白无力的呢？是如何从象那日之中天转而仿佛明珠暗投的呢？贡献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毛泽东，为什么最后却酿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长期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错误理论呢？这种奇特现象，这种悲剧性的激变，如果仅从毛泽东个人特质上去寻找原因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而满意的答案的。正如正确理论的形成、产生不是从毛泽东的头脑中主观自生的一样，错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其更深刻的原因同样地存之于毛泽东的一些错误的经历中，存之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中国革命的内外现实环境中，存之于中国广大民众的深层心理结构中。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不表征新的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到足以打破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桎梏这种典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亦不表征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充分发展到足以打破旧的封建生产关系桎梏的典型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它实质上是一种发源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农工大众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亚型社会政治革命，因而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一革命发生的国度业已内外交困、腐败至极，它时时可以造出革命家、革命群众、革命的主体力量，形成革命形势。同时，这一革命又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爆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正确而有效的指导，不仅使它带有崭新色彩，而且也使它迅速地取得了空前规模的胜利，更使它在当时促成的历史环境中跳过“纯粹”资本主义阶段，急转直下地俯冲进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这一革命本身就体现了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切齿痛恨，及其与之势不两立的社会心理和感清，加之革命胜利后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中国劳苦大众渴望过幸福生活的强烈心理欲望，便迫不可待转化为一种巨大的意志力量，推动着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去尽快实施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宏伟计划。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性质使它的领导者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来指挥战争。继3年大革命之后，10年内战，8年抗日战争，4年解放战争，使得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确实无法去系统地研究在革命中起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实来不及去预计接踵而来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去走，也未充分注意这个前身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工业仅占整个经济的10%、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极大比重的国家的现实状况。于是，以急切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的巨大意志和愿望，在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那里具体表现为向社会主义穷过渡的形式：在农村是“人民公社”，在城镇便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这种经济模式一旦形成，便似乎成了不可动摇、不可移易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同时，穷过渡的观念也几乎成了一种心理定势，它使得毛泽东以人们如何对待穷过渡来划分“左”和“右”两大思想阵营，并又以思想上的“左”或“右”来划分阶级阵营，划分政治阵营和革命派别。于是，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构成毛泽东的左倾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点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基点。
与穷过渡相应的是，在社会主义时期错误地运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阶级斗争引向绝对化，直接演化和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绝对化，是在处理当时国内外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诱发的。1953年国内出现的“高饶反党集团”事件，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出现的“苏共20大事件”、“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不能不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极大关注，以从这些事件的发生中鉴取某种有益教训。本来，新中国就是在阶级斗争的烽火中诞生的，而且它诞生后阶级斗争的硝烟还弥漫着整个社会空间，新发生的严重历史事件必然导致毛泽东继续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仔细审察刚刚诞生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并在1957年整党整风期间把许多参加大鸣大放的人都看成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反过来，这些资产阶级右派的出现又使人感到震惊，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不仅没有熄灭，甚至还非常激烈。正是以1957年“反右”扩大化为转机，中国社会开始步入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时期。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是与他的穷过渡思想紧密相关的。这二者缺一都不可能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搞阶级斗争，穷过渡就失去了动力，因为穷过渡超越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阶级，会遭到党内外有识之士的自觉反对和全国人民的自发或消极抵制；不搞穷过渡，“阶级斗争”就失去了目标，就没有那层出不穷的“民主派”、“走资派”可供斗争，就无“政”可“专”。正是由于“阶级斗争”紧紧配合着穷过渡，遂使下列历史事件得以循序演成：1956年的“反‘冒进，’”主张遭指责，1958年的“右倾保守”被非难，1959年反对浮夸风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彭德怀等人被撤职遭贬，1962年的“右倾”及1964年的“实右”受批评，1966年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摧毁，1972年的反极左意见受到责究，1976年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遭到撤职、批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一系列令人悲歌慷慨的事件，确凿无疑地说明了“穷过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协同效应和恶性循环形成了一种极大的破坏机制，并且从思想上支撑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还与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理论观点的误解和教条化分不开，例如对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设想的教条化，对过渡时期及其阶级斗争的误解，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对小生产产生资产阶级的误解，等等。除此以外，还由于毛泽东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而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修正主义”的理论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论，等等。这就更加使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内容变得完备起来。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若干理论观点的误解和教条化是不自觉的，并又附会提出了一些新的错误理论观点，这种情形使得毛泽东在远远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则的同时，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搞马列主义，认为自己是在坚持马列主义的前提下向前发展了马列主义，从而在错误的境地中不能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