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在她诞生地汉普郡的斯蒂文顿繁荣而稳定的乡间长大，十二三岁就开始写作。她早期的习作都是中短篇，光是十五六岁时写的，后人就编成了两部集子。一七九七年，简二十二岁，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面印象》，接着开始写《埃莉诺与玛丽安》。这两本都是书信体小说，十多年后，分别改写成用第三人称叙述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后者于一八一一年出版，等到前者于两年后问世时，后者于同年再版。所以，尽管《傲慢与偏见》的原始本子写作在前，她第一部出版的作品却是本书。
和《傲慢与偏见》一样，《理智与情感》也是以英国当时的乡间体面人家的婚姻大事为题材的。事实上，奥斯丁所有的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她的早期习作，都没有跳出这个范围。她最关心的是女主人公——往往是体面人家的没有丰裕陪嫁的淑女——的婚事。不错，这是个相当狭小的天地，但是，因为这正是奥斯丁终身逗留其间的天地，她对之了解得最为透彻，因而有条件创作出公认的第一批英国现代小说。
奥斯丁对当时的妇女问题进行了高度现实主义的探讨。她把笔下的那些女主人公放在当时的父权制社会中来考察。在那个社会中，人的价值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由于一代代的财产都为男继承人所得，她们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只能从属于男人。因此，奥斯丁笔下一再出现下列这些类型的人物：“独断独行的父亲；念念不忘社会身份、千方百计想把闺女嫁出去的母亲；条件齐备的青年男子，他们玩世不恭，正反映出他们的优越的社会地位；以及待嫁的女儿，从优雅的没头脑的姑娘到好事多磨的富有理智或情感的青年女子。”[1]
处身在这样一个严峻、要求苛刻而往往带有敌意的世界上，女主人公该怎样通过婚姻来获得个人幸福呢？奥斯丁的告诫是应该用理智来控制情感。在交男友的过程中，应审慎从事，不能轻易动情，任性行事。她认为情感往往是女性行为的危险的向导。如果逢到一个条件优越而用情不专的男子来追求就以身相许，其后果常常是灾难性的。男方不是由于个人喜新厌旧，就是由于家长的反对而另择条件更好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女方感情用事，就将受到极大的精神创伤，难以自拔。
奥斯丁的这些看法，最鲜明地表现在这第一部长篇小说中。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伦纳德·伍尔夫在“简·奥斯丁文中的经济决定论”一文中说得好：“情节和人物在多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金钱问题，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理智与情感》的整个开头部分环绕着达什伍德遗嘱中的财产问题以及年收入一万镑的约翰·达什伍德太太的贪心不足而展开。”[2]就在分遗产的过程中，奥斯丁开门见山地交代了达什伍德家两姐妹相反的性格特征：姐姐埃莉诺“拥有极强的理解能力，而且遇事头脑冷静，虽然只有十九岁，却堪当母亲称职的顾问……她生性富于爱心，感情强烈；不过她知道怎么驾驭它们：这门学问她母亲尚有待学习，而她的一个妹妹则断然拒绝受教”。妹妹玛丽安的“能力在很多方面都跟埃莉诺不相上下。……她的悲伤，她的欢乐，都全无节制。……她一切都好，只是不够稳重谨慎”。这就是说，玛丽安放任情感去支配行为，而埃莉诺则不愿被这种冲动所摆布。
奥斯丁的创作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她干脆把原来的书名《埃莉诺与玛丽安》改为《理智与情感》，以强调她这个主题。
由于两姐妹的父亲逝世后遗产归他前妻所生的儿子约翰，她们和她们的母亲不但经济上拮据，还得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她们终于在德文郡一座乡间别墅内安了家。这一来，埃莉诺和她爱上的青年爱德华（她嫂嫂范妮的弟弟）分了手，而玛丽安在乡间邂逅并迷恋上的威洛比也突然有事去了伦敦。两姐妹就这样都和她们所爱的人分开了。
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两头恋爱都发生了波折。当埃莉诺听到露西·斯蒂尔私下告诉她和爱德华私订终身已有四年之久时，她硬压住了感情，保证为她保守秘密。埃莉诺把失恋的痛苦藏在心底，在玛丽安终于遭到了威洛比的拒绝，精神大受刺激，后来甚至在病倒的过程中，竭力安慰妹妹，帮助她振作起来。露西遭到爱德华的母亲，富孀费拉尔斯太太的反对，她硬要她儿子和莫顿爵士的独生女结亲。爱德华不愿，他母亲竟剥夺他的继承权，把财产传给次子罗伯特，这时，埃莉诺心胸还是那样开阔，受人之托，通知爱德华可以得到一个牧师的职位，有条件和露西成婚。哪知露西转而去追求那交好运的罗伯特，和他结了婚。这样，埃莉诺和爱德华才能终成眷属。
奥斯丁在本书中展示了主人公两姐妹性格的对比，从姐姐的人生观、伦理和社交观念出发，叙述大部分故事，从而塑造了一个“明事理的凡人”。这是她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等她们得悉威洛比充分利用他的优越的社会地位，玩弄了玛丽安真挚的爱情，遗弃了那苦命的姑娘伊莱扎，最后和有钱的格雷小姐成亲，玛丽安才彻底认识到自己的愚蠢，她母亲也承认当初十分赞赏威洛比，未免做事冒失。这都反衬出埃莉诺一贯对事对人的态度是多么明智。玛丽安清醒了过来，认为早该拿姐姐做榜样，慎重处理恋爱和婚姻的问题，这时才考虑到早就爱上她的布兰登上校。上校和她们姐妹刚结识时，已过了三十五岁，在当时十七岁的玛丽安眼里，“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单身汉”，“老得都可以做我父亲了”，而且“三十五岁可是跟婚配再没有任何关系了”。上校却是一开始就爱上了她，由于知道威洛比诱奸并遗弃单凭热情行事的小姑娘伊莱扎的全部经过，担心这性格相同的玛丽安也会遭到同样的厄运。他始终关怀着玛丽安的幸福。经过长期的接触，埃莉诺和她母亲都深深认识到上校心地善良、品格高尚。在玛丽安病倒后，他去接达什伍德太太时，终于向她透露了对玛丽安的爱意。玛丽安精神上成长了，吸取了教训，只隔了两年，就克服了十七岁时的天真的恋爱观，情愿嫁给上校，开始担负起做主妇的职责。
理智就这样在两姐妹心中都占了上风。奥斯丁给她们安排了幸福的归宿。全书从喜剧开始，中间发生了风波，玛丽安险些酿成悲剧，结果以喜剧告终。
奥斯丁在十六岁时写作的未完成的中篇小说《凯瑟琳》中，就第一次试图把女主人公全面地放在完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探讨她对传统道德和社会习俗的复杂而往往相互冲突的要求所作出的种种反应。作者在这里显出对女人在男人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有成熟的认识。她强烈批判使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遭到不幸的社会习俗，痛惜青年男女在求爱方面的双重标准：男方可以用种种计谋来俘获女方，而女方不得不委曲求全，以天生的美色来换取经济上的稳妥地位。
作者洞察了问题的症结，但是这一点并没有使她像后来的大部分严肃作家如雪莱等那样，成为时代的叛逆。她在作品中揭示了这社会制度的弊端，但基本上相信这制度是健康而能自我完善的，所以至多用犀利的笔触对个人的行为作温和的讽刺，并不流露出深恶痛绝的情绪。这正是她创作中的一大特色：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道白和动作，客观地勾勒出那些拥有财产和特权、贪婪自私的老爷太太的嘴脸。作者在第一章中这样交代了两姐妹的兄嫂的性格：“他并不是个坏心肠的年轻人，除非是心肠冷硬、自私自利也算得上坏心肠……如果他娶的是个更加善良和气的女人的话……就连他自己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善良和气的好人；因为他结婚的时候年纪轻得很，对他的妻子又很是言听计从。可是约翰·达什伍德太太跟他却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只不过更加狭隘、更加自私罢了。”紧接着在第二章中就让这对夫妻登场现身说法，煞有介事地讨论该如何履行老庄主临终时要他好好照顾他后母和她的女儿们的嘱咐，结果男的在女的那些“更加自私”的建议的进攻下，节节败退，终于决定什么钱也不用给，只消帮助她们做些找找房子、搬搬家等一般邻里相助的事，就可以心安理得了。这种绝妙的讽刺文章，在奥斯丁其他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
奥斯丁还让书中那些热衷于支配青年男女的命运的闲得发慌的老爷太太一一在读者面前亮相。例如那“只想着成全全天下的男婚女嫁”的富孀詹宁斯太太深信上校深深地爱上了玛丽安时，认为“这倒是一桩美满姻缘，因为他很有钱而她很漂亮”[3]。两姐妹的哥哥约翰曾误以为上校对埃莉诺钟情，竟开导她说：“你微薄的财产可能让他有点裹足不前……可是只要稍稍献献殷勤、鼓励鼓励——这对女士们而言是很容易做到的——就能让他身不由己地缴械投降。”他看到玛丽安害了病，姿色差了，便说“我真怀疑现在的玛丽安还能不能嫁给一个年收入超过五六百镑的男人了”。这些人满脑子的唯利主义的价值观和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庸俗观点就暴露无遗了。
但是，对那个道德败坏的花花公子威洛比，作者却并没有加以丑化。他第一次出场时，正当玛丽安在别墅附近爬山不慎失足扭伤了脚，他打猎路过，便把她抱起送回别墅。他的容貌和风度立刻征服了她们母女。此后他每次出现，作者总是通过别人的眼光，对他赞美。奥斯丁没有正面描写他犯下的罪行的经过，而是通过上校首先讲出来的，最后还让他本人来表白一番，说他后悔莫及，对玛丽安从未变过心。这一番话竟然博得了埃莉诺的同情，心想“一个原本外表和才华样样出众的人……就因过早地开始独立生活而养成了懒散、放荡和奢侈的习惯，他的心灵、品格和终身的幸福无不受到了无可挽救的伤害”。这样看来，作者分明把威洛比也当作那个制度的受害者来看待，并把爱德华跟他作对比。两人都依赖富孀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为了继承财产不得不听命于她们，但爱德华始终为人正直，富有原则性，在个人幸福问题上终于违反母命，而威洛比则屈服于环境所加的几乎毁灭性的影响，为了金钱牺牲了对玛丽安的爱情，和格雷小姐结婚，后来悔恨已来不及了。在本书中，奥斯丁强调了这一点：对当时的男男女女来说，制度比起他们个人和别人来是更大的敌人，人人都是这制度的牺牲品或潜在的牺牲品。
作者的外甥詹·爱·奥斯丁—利在他的《简·奥斯丁回忆录》中写道：“在简·奥斯丁笔下那些最可人心意的人物的迷人之处，简直没有一个不是她本人那可爱的气质和热情的心胸的真实反映。”[4]埃莉诺·达什伍德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完全体现作者的理想。因此，本书理所当然地主要从埃莉诺的视角来叙述。但是，随着近年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勃兴，不但有些作家用女权主义的观点来指导创作，评论家们也试图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寻找这种思想的表现。在英国文学中，他们特别热衷于以勃朗特姐妹、奥斯丁等著名女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在本书中，他们特别赞美玛丽安，因为她敢说敢为，是个不遵守传统规范的大胆女子，敢于反对伪善的社会习俗。例如，当她的表亲约翰·米德尔顿爵士说她在挑逗威洛比时，玛丽安毫不留情地说：“你这种说法我讨厌死了。什么庸俗的字眼儿都拿来当俏皮话说，真恨死人了，又是‘抛绣球’啦，又是‘征服男人’啦，尤其不堪入耳。”当她那势利的嫂嫂范妮说埃莉诺在小屏风上画的画“跟莫顿小姐的画风有点相像”时，玛丽安断然不顾莫顿小姐的贵族身份，激动地说：“这种毫无道理的夸奖也未免太奇怪了吧！——莫顿小姐跟我们有什么相干？——谁认识她，谁又在乎她？——我们现在想的和说的是埃莉诺。”所以，相形之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埃莉诺所选择的做法显得倾向于更好地维护那既定的社会秩序，旨在如何好歹在其中生存下去，而玛丽安的言行倒能有时对这秩序造成威胁，因而是更可取的。[5]
今天，奥斯丁所有的精雕细琢的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各种各样的原文版本及其他语言的译本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许许多多论文和专著对她和她的作品的各个方面作出了细致的研究。这说明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能永葆青春的。
吴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