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不遇之洪灾
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十九日,一个大事不断之年的无大事之日。
此时的大清国,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纷沓而来;积贫积弱,积重难返。王朝刚从一场与法国的教案冲突中脱身,日本又跑来要求建立西式邦交。放眼内望,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征战,太平天国与捻军终于成了历史名词,可代价是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打成一片焦土。而西北、西南的叛乱却仍呈不可收拾之势。举凡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云南、贵州,仍笼罩在前途晦暗的血腥内战之中。列强又趁机作浪。不列颠渗透西藏,法兰西蚕食越南,俄罗斯屯兵中俄边境,虎视眈眈,静待时机,大有鲸吞、蚕食并进之势。
可是,在这样一个春节在望之际,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念念不忘的却是降水(雨雪)量问题。
对于像传统中国那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农业大国,像风调雨顺这样貌似平淡,却又直接影响到王朝长治久安的事情,总是如此的可望而不可即。就在这一天写给友人的私函里,李鸿章先是追忆了这几年来的“水旱频仍”,虽然基层屡有豁缓赋税征调的呼声,可是残酷的现实却是各级官府“摊捐叠加”。结果就是“连岁无麦,民食极艰”,尚可聊以自慰的是,本年“冬内得小雪四次,虽未甚沾足,麦苗似均长旺。若讬福庇,稍有春雨接济,定获有秋”。
可惜天不遂人愿。同治十年(1871年)的春天并没有给李总督的辖区送来期待中的春雨,看着辖区内日渐枯萎的麦苗,李鸿章在写给老师曾国藩的信中,甚至要为后者的辖区能够得到“透雨”而特别表示祝贺了。
到三月中旬,旱情仍未有好转,李鸿章也只有在写给恩师的信中继续倾诉苦水:“畿疆春来仅获小雨,麦苗多枯,秋禾未种,殊深焦灼。”但是就在这个三月的后半月,忽然有了转机,出现了连续降雨的天气,虽然降的都是小雨,但“麦苗虽不甚旺,秋禾差可播种”。到五月初,麦子总算保住了中等收成。
就在李鸿章转而“专盼秋谷告丰”的时候,五、六月间形势忽又骤变,连降暴雨,直隶境内“雨水极大,为嘉庆六年以来所仅见”。在这场七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面前,永定河上游八处决堤,“并将芦沟桥下石堤冲塌”。仅此一项修复工程即估价“约需二十余万”两白银。“天(津)、河(间)、顺(天)三府”
同时遇灾,天津四周“数百里一片汪洋”。李鸿章紧急申请截留十万石漕粮赈济灾民,但就算批准也“犹难遍及”。又念及芦沟桥修复工程巨款难筹,不免“仰屋徒嗟,焦灼曷已”。与此同时,安徽到上海一带却又陷入“苦旱”状态,“棉稻歉收”,李鸿章也只有长叹:“岂南北各有一天也!”
到七月下旬,灾情进一步恶化,“津、河各郡竟成泽国”,只有种在高地上的农作物得以保全。可是,从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初四,“连雨六昼夜,高地收成遂又大歉”。
到八月中旬,永定河上的决口增加到了十余处,维修费用估价也提高到了三十余万两。嘉庆六年(1801年)的水灾与之规模相当,当时中央财政尚算充实,当年即拨款一百数十万两赈灾,“次年春夏尚有巨资接济”。而且这些拨款中既有来自国库的公款,又有大量属于内府的皇室私钱,真可以算是家国同构,体恤下民了。
但在连年战乱之后的同治十年,李鸿章既难以得到中央拨款,更难以得到皇室的内币。他能得到的只是十万石漕粮(内江浙漕米八万石,奉天粟米二万石),外加从浙江与江苏采买的四万石赈米(二省各采买两万石)。可是,十万石漕粮只能应急,就算四万石“江浙赈米折价解到”,也不过饥民一月的口粮。虽然后来又追加了两万石赈米,但无疑还是杯水车薪。
尤其令李总督头痛的是,直隶北部地区的农村民居多是“土坯苇墙”,大水浸泡后土崩瓦解,“朔风早寒,僵毙待拯之苦,不堪设想”。又由于“津郡为九河下梢,洪流横溢,平地深至丈余,其四乡难民扶老携幼而来不可胜数”。一时间,天津城内灾民涌动,人满为患。
总之,用李总督写给皇太后和皇上御览的奏折里的话说就是:“本年顺(天)、保(定)、(天)津、河(间)等府霖雨成灾,河堤溃漫,居民荡析。情形极为困苦。”而在农业中国,饥民往往意味着乱民,而当乱民又变成流民时,问题就严重了。这些还都是眼前的急务,就算应付过去,如果不能及时把来年开春播种需要的种子粮分发下去,还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九月后虽然洪水减退,但“天津、河间低洼之处,积水尚二三尺”,朔风之下悉数结冰,导致冬麦无法种植,故而来年开春不仅要发放种子粮,还要继续发放赈济粮。
可是这又能怪谁呢?连续的内战和外战,导致“畿辅水利废弛已久,收拾为难。年年饥荒,非旱则涝”。最终酿成了同治十年“秋禾既颗粒无收,春麦又补种不及”的灾难性景象。刚上任未久的李鸿章在滂沱大雨中“坐此愁城”,“处民穷财尽之地”,虽自嘲“智力俱困”,“焦惶无措”,但仍要放手一搏。
曾老师的李学生
对李鸿章而言,在绝境中奋起一搏,早已不是第一次。
遥想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席卷苏南浙北。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名将李秀成统数十万之众,卷土而来,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一路失陷。上海顿成孤岛。一时群情汹涌,东南大乱。
当是时,上海孤岛,三面环水,一面向敌。无援军,无退路,只有一群态度暧昧的洋人。形势如此危急,上海地方官因担心丧失上海的控制权,迟迟不愿向外省实力派求援。上海地方士绅和商团一看朝廷、洋人、地方官都靠不住,索性自己筹钱,直接去找手握实权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乞援。并郑重承诺,只要曾出兵上海,沪上商旅愿每月承担贵军十万两白银的军费。
对于正在闹钱荒的曾国藩而言,这真是天大的喜讯。但对于一贯用兵谨慎的曾国藩来说,这又是一次很大的挑战。经过反复权衡,他终于致信九弟曾国荃,望其能帅八千陆军、五千水师去守上海孤城。谁知荃帅眼中,不世奇功只有一件,那就是攻克太平军的“老巢”天京,其他都不足转移他的视线。
曾国藩没办法,只好另觅良将。思来想去,目光锁定在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在传统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脉机缘。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旅居京师的李鸿章第一次见到了曾国藩,从此执弟子之礼,终生不改。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创湘军以对抗太平军。又五年,几经蹉跎的李鸿章入曾氏幕府,开始其半学生半幕僚的生涯。
曾国藩很看重李鸿章,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有些徇私。可是,历史还是证明了曾文正的独到眼光。
固然,这个年轻人有很多毛病,但一个真正的伯乐正善于透过一时的毛病,去发现千里马的本质与潜能。
李鸿章好睡懒觉,曾国藩就故意等幕僚到齐才吃早饭。结果群贤云集,唯李合肥“披衣踉跄”后至。终于使小李一狠心,戒掉了睡懒觉的毛病。老师趁热打铁,又要求李同学早饭后陪他散步。一路给他讲修身,讲为人,讲平天下。既说古今中外,更鼓励他放眼世界,深研时务。时间长了,这早起散步竟成了李鸿章一生不倦的早课。
李鸿章又好吹牛,说狂话。曾国藩就故意安排他与“湘军才子”李元度议论军政大事,以挫其傲气,养其傲骨。
李鸿章又自恃才高,总以为普天下老师第一,学生第二。于是曾国藩便故意让他与“一代霸才”左宗棠共事,告诉他什么叫“两峰并峙,二水分流”。
如此数年,李学生终于由一个愣头愣脑的“合肥老母鸡”,变成了曾老师匣中一支急欲出鞘的绝世好剑。现在,正是用他的大好时机。
李鸿章也没有闪避。正是他,受师命于临危之际,带着募来的十三营淮上子弟,坐着从洋人那租来的火轮船,横穿敌境上千里,敌后登陆大上海。
李学生抵沪后,曾老师又以信函指示道:“阁下初当大任,宜学胡文忠五、六年初任鄂抚,左季翁初任浙抚规模,从学习战事,身先士卒下手,不宜从牢笼将领,敷衍浮文处下手……一年之内,阁下与各营官必须形影不离,卧薪尝胆,朝夕告诫,俾淮勇皆成劲旅,皆有声誉,目下可使合肥健儿慕义归正,将来可将淮勇以平捻而定中原。阁下若与各营离开,则淮勇万不能有成……愿阁下力为其难,自赴前敌。大难未平,吾辈当为餐冰茹檗之劳臣,不为肠肥脑满之达官也。”
那么,他带去的又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呢?
他们穿的衣服既有半旧的军装,也有自带的花棉袄;他们的武器,既有西洋枪炮,更不乏大刀长矛。
不过有一样是统一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没穿鞋。他们就这样光着脚丫子,拖着土布包袱,拉着手推车,一路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阳光下,当地人看着稀奇;洋人却纳了闷:李鸿章来打仗,带这么多难民干吗?
当得知这些人就是大清国的堂堂正规军,就是此次会战大清国所能派出的所有军队时。人们惊讶了,绝望了,恐惧了,藐视了。
上海,完了。
可上海没完。
李鸿章说:“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
虹桥一战,十万太平军精锐,居然败给了他的三千团练兵。已经逃出的难民回来了,准备上船的洋人不上了。
当战场第三次被鲜血与残阳双重染红时,李鸿章甚至发起了大反攻。
一夜之间,上海城沸腾了。李鸿章的名字开始具有一种独特的魔力。对很多人而言,那意味着一种力量,一种可以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力量。这个传奇,不仅传遍了大清国,而且通过洋人的新闻纸,传到了海的彼岸。
募然回首,居然都已经是前朝的往事了。
李总督的奋起一搏
这一次,李学生的对手不再是战场上可见可触的敌人,而成了捉摸不透却又无所不在的大自然。要做的事情也不再是消灭生命,而是挽救生命,阻止天灾转变成人祸。这是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面对这个工作,李鸿章使出了浑身解数。
李总督的浑身解数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十二点:
一、设立筹赈局,强化救灾管理。
二、筹措应急款项。经与直隶布政使钱鼎铭协商,决定从地丁银中提取二十六万,军饷中提取十万两,同时再从下一年交往国库的京饷中预先截留五万两,共计四十一万两白银,先用于赈灾。
三、“派员携银分赴丰收之区”,设法购买粮食。
四、以米易粮。北方居民本不以米为主食,而且米价高、杂粮价低,故将南方援助的米折成银钱,再到直隶周边省区购买、玉米等杂粮,这样就增加了赈济食物的总量。
五、请得圣旨,打击官私双方的遏籴居奇行为。
所谓“籴”就是入籴法,“遏籴”就是阻挠入籴法的实施。所谓入籴法,指的是“在丰收之年买入余粮存储起来,并在歉收之年以平价卖出,以保护农民免遭年度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冲击”。早在战国时代,魏国就采取了入籴法,进入秦汉大一统时代后,入籴法逐渐制度化,不仅在平时保障农民的收入,而且在灾年起到平衡不同地区农产品需要的效果。即由官府出资,到丰收地区大规模采购,然后免费发放给灾区民众,这样既实现了救灾,又保障了丰产区的粮食销售。具体到这次直隶水灾,李鸿章自然要依照入籴的传统进行跨区粮食采购,但是一些地方官出于地方主义的动因,往往不希望自己辖区的粮食大量外流。此外,商人的囤积居奇,以及沿途税收机构的盘剥,同样遏制着入籴法的推行。如山东德州的署理知州蒋树屏就冠冕堂皇地发来公文,称本州“民间存米无多,请禁止赴该处购办”。对此,李鸿章自然不会接受,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德州当年收成“尚丰”,而且德州距离灾区如此之近,反而“漠视邻灾,强分畛域”,其他地区更有借口“藉词效尤”,结果就是“商贩必闻风裹足”,粮食“来源日乏”,本地“粮价日昂”,最终导致灾区“民生日困”!故而李鸿章请得圣旨,严厉禁止此类遏籴行为,同时豁免粮商的沿途关卡课税,并严厉禁止“地方官绅囤户遏籴居奇”。
其最终目的则在于:“远近商贾得以流通”,“灾区粮价不至骤长”,“亿万饥民同沾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