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
马尾悲剧的征兆早在张之洞与张佩纶刚刚外放离京之处就显现了。
二张离京后，自然要先去天津见李鸿章，既是了解情况，也是向老前辈学习。同到天津的还有奉旨帮办北洋海防的吴大澂。
李鸿章专门为他们安排了一次出洋巡阅的实践活动。为了这次巡阅，李鸿章事先特命丁汝昌率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威远、康济两艘练习舰赴大沽待命。又命镇东、镇西、镇北、镇南、镇中、镇边6艘炮舰齐集烟台，等待检阅。
五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会同吴与二张，督率大沽口外各舰，直奔旅顺口。一路上老中堂与“二三英俊反复考究”海防大事，并操演了海军队列。
闰五月初一日，李鸿章一行顺利抵达旅顺口。检阅了陆、海防御体系，并视察了该处驻军。
次日，一行人乘船南下烟台，检阅在烟海军，“声势略壮”。适逢“法国水师提督利士比，统铁甲两艘，快船两支驻烟。”法军为炫耀武力，特邀李鸿章一行检阅法官海军。李鸿章的观后感是：“其船坚炮巨，实较北洋船式为雄大，而操法尚不甚相远也。”不过很可惜，张佩纶似乎对此并未产生太深刻的震撼。这一点对随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初三，李鸿章一行抵达威海卫，阅看德国顾问教演鱼雷艇。次日，二张“同舟赴沪”，李鸿章则与吴大澂北返，于初五日回到天津。
闰五月十五日，张佩纶抵闽。在福州，他见到了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州将军穆图善，以及前驻日大使现任福建船政大臣的何如璋。
也正是这时，张佩纶得到了关于观音桥事变的爆炸性新闻。在张佩纶看来，这就意味着中法很有可能再度开战。于是，他收起了已经写好的辞职书，全身心地投入到备战工作中去。
六天后，法国军舰也来到了福州口外。又二日，法舰驶入闽口。此时中央业已决定，潘、岑两军均回调入关，全力恢复和局，自然不想在闽口再起风波。所以严令闽口不得轻举妄动，只能友好相待。就这样，法国军舰在清国军乐队的悠扬乐声中，鱼贯而入，停锚驻泊。
接着就发生了法方强索高额赔款，又扬言要占地为质的事情。眼看烽火即将再起，闽口却势成骑虎。张佩纶等人得到的指示仍是“切勿生畔”、“静以待之”。
结果，炮台的缺陷未改，法舰却越聚越多。
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佩纶收到了李鸿章的一封急电，这封电报传递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法国领事扬言，如果到二十八号中方还不就赔款问题作出最后答复，法方不放弃对福州船政局采取行动的自由。如此一来，“我若拦阻，彼必开炮，则决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开炮，或尚可讲解。望相机办理，切勿躁急，公屯马尾非计。北船已收入旅顺，断难在海外敌铁舰。”
话，已说得非常明白。只可惜，张佩纶另有自己的方案。
张佩纶放下电报，便开始调集部队增援马尾。他本人则先于部队出发，连夜冒雨赶至福州船政局，与何如璋密商对策。
二人决定，“以水师游击张成率扬武兵船一艘暨两小蚊船，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陆路援兵抵达后，则“沿途多张旗帜，列队河干疑敌。”“并密饬后山防营，择要埋伏，杜敌人登陆包抄。又分饬各厂弁丁将炮械火药周密安放，预备法人侵占厂地为拼敌俱焚之用。”行动可谓雷厉风行，决策也不乏破釜沉舟的悲壮。可是，如果基本前提是错的，雷厉风行也好，破釜沉舟也好，又如何力挽狂澜？
风雨如晦中，我们依稀已经听到一曲低沉的挽歌。
当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后，为安定人心，张佩纶故意于两军对峙之际酣然高卧，鼻息如雷鸣。何如璋则命令船厂继续开工。所以，当二十八日的太阳升起后，法国人看到的，依然是一片和平景象。但是，双方心中都很清楚，这样的时光，不会太久了。
二十八日，传说中的进攻并未发生。短暂的对峙后，是更大的紧张。上海谈判越谈越远，关于法军将强占福州船政局为地质的传闻，却越传越真。也就在这时，李鸿章建议腾空船厂，以“不设防”来对抗法国人的坚船利炮。可这又岂是张佩纶所能接受的？他不仅没有疏散船厂，反而将李鸿章辛辛苦苦疏散出去的马尾水师，一艘艘的又调了回来。
原来，他以为：“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以马尾地势、法人军谋而论，战必先水。现在法船仅九艘，我船足与相当……但敌不骤增多船，水战未必能败。”“敌入内港，若水陆夹击，截其后路，实可一胜。”六月初一，他发电给总理衙门称：“彼（指法舰——笔者注）深入，非战外海。敌船多，敌胜。我船多，我胜。”六月二十日，电告张之洞称：“论闽口现在敌情，先发可胜。”
显然，他忽略了中法军舰质量上的巨大差异，也忽略了现代海战的实质内容，而想当然的从一个外行的视角上，自以为内行的去设计一个天方夜谭试的作战计划。这正是当年科举制度下绝大多数文官精英所共通的致命伤。只是由张佩纶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尤其显得不合时宜。
六月初十（7月31日），李鸿章正式通知张佩纶，曾（国荃）巴（德诺）和谈已经失败，法方扬言要“烧船厂，掳兵轮”。“我自度兵轮不敌。莫如全调他往，腾出一座空厂，彼即暂据，事定必原物归还。否则一经轰毁，从此海防根本扫尽，力难复兴。”
第二天，在李鸿章的努力下，总理衙门也致电张佩纶，指出：“两害相形取其轻，事急莫如腾空船厂，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为第一要义。”“总以匆呆守马尾，避其锐气，伺隙而为方妙。”
可是，张佩纶要做的偏偏是要和法国海军正面硬顶。他不仅要把已经疏散的马尾水师再集中起来，而且上奏中央，恳请将北洋与南洋的水师也集中到马尾，与法夷决战！
在李鸿章看来，实属彻底丧失理性的举动。
但何如璋支持，张之洞支持，彭玉麟支持。更严重的是，那个讨厌张佩纶的醇亲王也支持。
在醇亲王的运作下，六月初一、初三、十一连发上谕，命粤、浙及南、北洋设法调船援闽。
可是曾国荃不会疯，李鸿章也不会疯。南洋坚辞，北洋婉拒。张佩纶也只好先将马尾水师集中起来再说。
在张、何二人的努力下，分散的军舰一艘艘又开了回来。至开战前，张佩纶与何如璋共调集了“扬武”等21艘舰船及十余艘旧式师船，与罗星塔下的8艘法舰对峙。从总吨位上讲，中方约1万吨，而法舰是约14500百吨；从火力上讲，中方大小炮50门，而法舰仅重炮就是77门，还装备了大量每分钟60发射速的哈齐开斯机关炮，并配有鱼雷艇，比福建水师占绝对优势；从防护力上讲，中方军舰全是木壳，法军却有装甲保护。相形之下，大清的战舰更像炮靶。
按张佩纶的指示，所有军舰均同法舰“衔尾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同时暗备火船、火筏，委以敢死勇丁，以用作自杀性攻击。
并将数百名精选出的敢死陆勇藏在两艘毫无武装的商船中，与法舰杂泊。一旦开战，就直冲向前，以古老到超千年的“跳帮”战术，攻击法军，变海战为陆战，缴获法舰。张、何并亲率民工勇丁，于林浦、鼓山、中歧赶建土炮台。
当所有一切部署完毕后，张佩纶与何如璋就开始向中枢相继提出“塞河”、“堵口”、“先发制人”等多种建议。他征集了30艘帆船，装满石头后停泊在长门附近。作沉船堵口之策，与法军作同归于尽的最坏准备。但事实上这个计划也不可行，一则清廷中央无此魄力，不敢批准。二则批准也无用，因为孤拔早防着清军这一手。至开战前，法方共计10艘战舰加两艘鱼雷艇驶入闽口。其中8艘战舰与两艘鱼雷艇泊于罗星塔下，与华舰对峙。另“梭尼”与“雷诺堡”两艘巡洋舰则泊于潭头、金牌江面，专防华军堵口。入夜之后，各舰均保持高度戒备，探照灯不停地扫照江面，专防华军偷袭。
于是，张佩纶也只有在对峙中苦熬，在苦熬中绝望，在绝望中哀叹：“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至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基隆之战
就在张佩纶为马尾叹息之时，台湾的形势业已千钧一发。
闰五月二十四日（16日）刘铭传至基隆，踏上了宝岛的热土。
抵达台湾的第二天，刘铭传就开始巡视要塞炮台，并召集驻防诸将领研讨防务问题。两天后，进入府城台北，宣布到职任事。
一路的所见所闻，令刘铭传更觉前途艰险。
当时负责台湾守备的是台湾兵备道刘璈。刘璈，湘军老将，以传统标准讲，可谓干练大员，但已不足以应付现代战争。当时，台湾守军共40个营（16500人），刘璈在台南放了31营，台北却仅9营（孙开华3营，曹志忠6营）。法国军舰已经开到基隆，作为主要防御工事的基隆炮台，“仅有洋炮五，且仅守前面，不能应敌之旁攻。”对于这个部署，刘铭传觉得不可思议，李鸿章同样嗤之以鼻。
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月25日），李鸿章在写给张之洞的信中甚至说：“台湾刘道能办土匪，军事布置，未闻方略。”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战争中，确实是台南重于台北。因为第一，从农业文明的视角看，在多山的台湾，台南的平原无疑是全台的精华；第二，从军事战略上看，传统的风帆水师作战半径和机动性均有限，攻台多取步步为营姿态，先占福建为前沿，再攻金马为跳板，取澎湖，略台南、台北贫苦之地自可传檄而定。但是在工业时代，情况就不同了，随着军队作战半径的不断加大，和交通工具的不断进步，孙子一再强调的“因粮于敌”中的“粮”已不再是制约作战的最大瓶颈，军事性的工业制成品与动力来源才是最大的瓶颈。
具体到当时，首先，占领台北无疑比台南更易于控制中国东南沿海；其次，基隆的煤矿更让法军心动。该地有着丰富的煤炭储备，煤层与地表几呈水平线，某些地方只需扒开植物层，就可见到煤炭。这就使台北的地位远远凌驾于台南之上。
对此，孤拔很清楚，刘铭传也很清楚。
六月十三日（8月3日），法军中国海及日本海分舰队总司令利士比（海军中将）率3艘战舰开向基隆挑衅。
这3艘军舰的详情如下：拉加利桑呢亚号（旗舰），船员350人，配240毫米炮座炮2门，240毫米炮塔炮2门，100毫米炮6门，旋转炮8门。
维拉号（巡洋舰），船员260人，配140毫米炮座炮15门，旋转炮8门。
鲁汀号（炮舰），船员78人，配140毫米炮座炮两门，100毫米炮两门，旋转炮两门。
3舰共计388人，炮47门。
六月十四日（8月4日），法军向基隆守军发出照会，命其将基隆的防御工事交给法军接管。守军置之不理，双方遂开始备战。
六月十五日（8月5日）上午八时许，法军开始炮击基隆炮台，并在大沙湾附近占据了一个支撑点。
对于拥有150毫米装甲保护的法国军舰而言，只要在1000米的距离上炮战，他们根本不怕中方的炮弹。而基隆守军却很难抵御法国人的240毫米重炮。拉加利桑呢亚号的第一轮侧舷齐射，就干掉了清军一半的岸防炮。在此之前，清军一名出色的炮手连续三发炮弹均准确命中拉加利桑呢亚号。且所有炮弹都“集中在四法尺的范围内”。其中“一发落在吃水线上一至二法尺处，两发击中更高一点的地方，一发击中一个炮孔的右下方，打弯了一门24厘米大炮的支架。这些炮弹都击穿了铁甲并留下一个洞。这些洞很快被木制的堵漏桩封上……但新堡垒里这名危险的炮手没有充裕的时间来更多地立功了，在他装填炮弹时，法国军舰的一发炮弹摧毁了他的大炮，炸死了10名清军，其中之一就有这位出色的炮手。
我们的24厘米炮弹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
为提高命中率，利士比下令减缓射击速度。八时四十五分，岸上发生大火。
九时，清军的火药库被击爆，很多士兵被埋在瓦砾中，附近的村庄也起了火。
十五日的炮战是一边倒的。法军轻而易举地扫平了基隆炮台，轰走了守军，然后派出海军陆战队，兵不血刃的拿下了港口高地，并将残存的清军岸防工事全部炸毁。整个战斗法军一无伤亡。而清军则付出了伤亡弁勇六十余人的代价。
消息传出，巴德诺大喜过望。在他看来，法军只要继续前进，用不了多长时间，也无需太大代价，就可以攻略基隆，占领煤矿。到了那一天，还怕清政府不掏银子吗？只是他不会想到，刘爵帅已经开始为法军挖掘坟墓。
十五日的炮战，对从沪尾紧急赶来亲自指挥的刘铭传最大的启发，就是让他进一步看清了一个事实：“非诱之以陆战，不足以折彼凶锋。”据说，刘还故意在吃饭时仰天长叹：若唐殿魁、刘盛藻在，吾何惧法人哉。这一叹可不免大大“激怒”了在场的淮军众将。唐殿魁与刘盛藻都是铭军老将，唐殿魁战死于争论极大的伊隆河之战，刘盛藻则病故多年。诸将曰：某等从公亦十余载矣，公今困绝域，某等义不生还，唯公命之！
次日，300法军悍然登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