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打得如此窝囊，也难怪后世君子要拍桌子一骂二骂再骂了。可仗究竟是怎样败下来的，却反而在骂声一片中被遗忘了。
但史册不容留下空白。于是，有人写下四个大字：贪生怕死。
问题是谁贪生怕死呢？宋庆，聂士成，还是依克唐阿？
宋庆以七十五岁高龄赴九连城督师，临行前对部属说：“此行若不能奏功，一死殉国而已。”当是时，边防诸将皆“束手无策”，及宋庆至，“军心始定”。宋庆不顾年迈，“短衣帕首，践蹀冰雪中，与士卒共甘苦，人以为难”。日人也交口称赞：毅军“不愧为闻名的白发将军宋庆的部下，不轻露屈挠之色”。
聂士成就不必说了，依克唐阿也不简单。史载，依克唐阿“勇而有谋，性仁厚。不嗜杀，每有俘获，不妄戮一人。转战吴、皖、鲁、豫，先后救出难民以十数万计，至今人尸祝之。”中日战起，依克唐阿主动请缨，自谓：“景近桑榆，沙场马老”，“今兹大敌当前，岂可袖手旁观，自耽安逸？”平壤失守后，还自请亲督一军，“由吉林烟集冈直入朝鲜咸境道内，相机绕拊汉城之背”，要去开辟敌后战场呢。
败因何在？归根结底，还是个综合素质问题。
我们知道，最早的火炮，由于射程短，块头大，只有在围城战中才使用。作用仅限于轰塌城墙，实质是传统冲城锤的一个延伸。直到15世纪，随着铸炮技术的发展，火炮的重量才大大下降。装在炮车上后，行军靠马拉，作战则由士兵推行，加之当时的战场局限于目力范围内，这才使火炮得以参加野战。
不过，直到普法战争结束时，火炮的有效射程也还是难以超出目力范围，这就决定了那个时代的火炮，主要是通过直瞄射出，作突击兵器使用，而不像今天，主要通过间瞄射击，作支援性兵器使用。
与之相适应的步兵武器，就是老式前装滑膛火枪，由于弹丸要从枪口装入，所以无论你以何等射姿开火，一旦装药就必须起立（因为要用通条清理枪管，并将火药捣实）。又由于枪是滑膛而非线膛，弹丸的飞行轨迹不稳定，所以射击精度很差。加之当时的子弹是丸形而非锥形，所以穿通力有限，有效射程也难以超过400步。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主流战法：密集队形加排枪射击。
士兵们穿着鲜艳的军服（反正不要隐蔽），列成方阵，踏着军乐的鼓点，一边前进一边稳住战列的齐整，直到已惊人的勇气将战列推进到可以看清对方小脸的位置，军官一声令下，一齐举枪，开火，最后的高潮则由刺刀来完成。所以刺刀的价值毫不亚于火药。
在这样的战争中，地形与障碍物的价值不大，反而影响方阵的齐整。所以会战的场所多选在平坦开阔的地形上列阵对战。想选择防御，则多依托城防工事。
火炮也不是放在步兵的身后，而是放在步兵的前面。或方阵的间隙处。进攻发起后，火炮要与方阵一起前进，一般是在300码的超近距离上，以集火轰散对方的队列，为步兵冲锋创造机会。
但是，步枪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切。
锥体弹的列装，极大加强了步枪的穿透力，并使其有效射击距离由数百码提高到数千码，这样，火炮就不再适宜放在过于靠前的位置，更不敢大摇大摆的推进到300码的位置卸装、开火。同时，火炮射程的增大，与弹道学的发展，也使大炮正逐渐由突击兵器变成支援兵器。现在，双方都可以通过计算弹道定位对方的位置，并以重炮进行火力压制。这样一来，火炮布置过于靠前就无异于送死了。
膛线的发明，使远距离精确射击成为可能。后膛装弹则使士兵得以灵活地选择战术姿势，地形与野战工事的作用也日趋重要。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刺刀造成的伤亡已非常罕见。而一个依托优良工事的士兵，至少可以抵得上三名同素质的，处于进攻状态的士兵。
可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变革，在甲午战争中，我们只能在日军身上看到。很显然，日军非常珍视这些由他们的异国同行用鲜血残躯换来的经验与教训。而清军则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漠与迟钝。
日本人也不否认清军的勇猛，不否认他们武器的精良，但却不能不置疑他们发挥勇猛的方式，与运用武器的方法。仿佛清军对手还是太平军与捻军，他们总是将火炮配置在日军的目力范围内，结果一开战就让对方的集火端掉炮兵阵地。
再打，就只能用步枪对抗密集炮火了。
进攻时清军仍恪守着密集队形、排枪射击和白刃突击这三大传统。往往是一拥而上，还未进入有效射程就胡乱放枪，徒然浪费了大量弹药。连当时随营负责后勤工作的袁世凯都看出了门道：“今前敌各军……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一簇，飞奔直前，宛同孤注，喘息未定，已逼敌军。后队不敢放枪，恐误击前队，直持簇前数十人拥挤一处，易中敌弹，故难取胜。后队不驻兵收束，一败即溃。”
医疗保障也有问题。
虽然早在中法战争前，李鸿章的老部将周盛传已强调军医与西药对战斗力维持的重要性，中法战争本身也大大验证了周的远见。但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国实际做的事情却很少。只有李鸿章认识到“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于光绪十五年开办了旅顺口与威海卫两个水师养病院，继于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从北洋海军经费内出资，兴办了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内含一个西医学堂，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即“派赴海军各营、舰充当医官”。总之，所有努力均优先照顾海军，但仍是杯水车薪。至于陆军则仍是老样子，结果，“药饵平时不足，医官仅二三员。一军出战，损伤不下数百人。以不足之药饵，二三之医官，诊数十百人之伤人，能不误人命乎？”
淮军中虽在营一级设有专职军医，但却未能制度化。军医的人数由营官视本营开支自行安排。和平年代，相对设立专职军医，大部分营官更乐于让士兵外出就医，以节省开支，而一旦战争爆发，悔之不及。李鸿章于开战后组织了一支中西医混编的二十人医疗队，四处奔忙，但相对于浩大的战争，无疑只是杯水车薪。
相反，“日兵不带锅碗笨重之物，唯仿西法，身负皮包干粮，零星四散，剿不胜剿。”“所用快炮最为轻灵，二三人扛抬登山甚速，贼炮力远，我守墙人站不住，遂致不支。”日军防守时则依托工事，隐忍不发，直到清军进到1000米内，才突然开火，枪炮齐鸣，阵地前转眼便伏尸一片。一个短暂的沉寂后，战场的另一端又开始出现清军的第二突击梯队。龙旗猎猎，踏尸而前，重演上一队的悲惨命运。日军则一边在正面不断作火力倾泻，一面从侧翼反包围清军。这样，清军就会陷入日军的交叉火力打击中，后路的被切断则带来心理上的失衡。于是乎，全军崩溃。
注意，是崩溃，不是失败。由于参谋业务生疏，后勤体系原始，举凡撤退路线、沿途补给、预设阵地、交替掩护……无一具备，一如他们进攻中各部队、各兵种间的不讲战术、缺乏配合。所以清军一打就败，一败就溃，一溃百里而难止。古人云：善胜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清军可谓一条也没占到。
尤其狼狈的还在于，这些溃兵在后撤途中，无法解决吃饭问题，只好诉诸一个“抢”字，抢到最后，竟然连设在凤凰城的转运局也不能幸免。骡马被抢，“电局司事、报生俱逃散”，信息中断，前后不通，急得李鸿章指示宋庆，“现收集溃勇枪械为第一要事”（10月27日），同日并指示周馥，“沿途溃勇，分派员弁妥为收集”。
士兵如此，将军也好不到哪去。
如依克唐阿的把兄弟，即将踏上抗日前线的吉林将军长顺，就很有代表性。
长顺是一个怎样的军人呢？
有一帮自命为大清遗臣的学者编修于民国初年的《清史稿》这样写道：“长顺耸干赪面，须眉洒然。富胆略，恒持短矛、单骑穿贼阵，为士卒先。往往以少制众，以奇制胜，兼谋勇，一时称良将云。”
如果单看这段史料，几乎可以直接放在《三国志·蜀书》卷六关张马黄赵传的后面，全无障碍。而放在19世纪末叶的军事史里，那就不免高度不合时宜了。
要知道，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普鲁士的精英们就已经意识到，传统的骑士式个人英雄主义再加冷兵器格斗技巧，已不足以应付革命化的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个革命化再与工业化结合之后，传统的英雄日趋沦为毫无用武之处的古董之列。所以他们才在创建参谋本部的同时，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国民教育体系与军事训练机构。
固然，直到一战期间，德国军事当局仍在给他们的骑兵部队配发长矛。直到二战初期，波兰的骑兵依然勇敢地向德军装甲部队发起大无畏的冲锋。可是，骑兵终于无法战胜坦克，德国军事当局也没有以“恒持短矛、单骑穿贼阵，为士卒先”为标准，来提拔他们的鲁登道夫与兴登堡。
于是，人们记住了清军的一溃千里，与扰民无度。而忘记了同样是这批人，也确实曾经“踏尸猛进”。如此一来，不给他们来个“贪生怕死”，“御敌不足，扰民有余”的盖棺定论，难道还给他们“赏穿黄马褂”，“赐巴图鲁勇号”不成？
而真正的问题却不免因而被掩盖，长期不能实际解决了。
失大连
鸭绿江防线的崩溃搅动了大清国高层的神经中枢，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向东北祖陵，而大清国唯一可以为定远、镇远提供大修的基地——旅顺口已唱起了空城计。
旅顺海防经营多年，向有“东方直布罗陀”与“铁打的旅顺”之称，又有北洋水师助防，海上的正面进攻根本摧毁不了它。但是，来自陆地的背后攻击就很难说了。
前一轮的抽兵调将，已将旅大防区百分之八十的兵力外调，新补充的新募营又无战斗力。日军直逼鸭绿江，皇上反复询问的仍是京津地区是否安全。
李鸿章本欲留宋庆守旅顺，而以刘盛休守鸭绿江。但朝廷不批准，宋庆不仅要去守鸭绿江，而且还得了个“帮办北洋军务”的荣衔，实则是剥夺李鸿章的权限。李鸿章只好转而令提督姜桂题募桂字军四营，提督程允和募三营，提督卫汝成（卫汝贵之弟）募成字六营并所部马队营守旅顺。又令铭军分统赵怀业募怀字六营守大连湾。他还顶住皇上首先加强京畿防备的指示不顾，将正定镇总兵徐邦道部五营由天津运赴大连湾协防。三日后，徐部安全抵达大连湾。又两日，李始向中央汇报徐部去向。可谓先斩后奏的典型。
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大举进犯鸭绿江。李鸿章念念不忘的还是旅大的新兵们：“新勇既有营盘可驻，必宜加紧操练分合散整之法，除打靶外不准放枪。”李鸿章亦未想到，实际上就在同一天，在辽东半岛东侧、大连湾东北约200里、金州以东约280里处的一个小海湾：花园口，另一位日本陆军元老大山岩率领的日本第二军顺利登陆，与第一军遥相呼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双头蛇攻势。旅顺顿时处于高危状态。
在随后的几天里，李鸿章一面在精神上激励众将：“此系背水战，除同心合力战守外，别无他法。”“切勿存不能久守之见，致误大事。”一面指示：“来路要口分设地雷，挖断经路、桥梁，多掘地沟埋伏，至要至要。”
连这种战术细节也要靠李鸿章亲自发电强调。这批新募营的战斗力之差令人瞠目。
经过14天川流不息的转运，日本在花园口的登陆终于顺利结束，其间未遭遇任何抵抗。日军的第一个目标是金州。因为“金州城为辽东半岛的雄镇，东负大和尚山之险，南有大连湾炮台之备，实至旅顺口的第一要地，克其地即大连可破……此乃第二军的第一着手，关系胜负很大。”
于是，万余日军携12门山炮，24门野跑直扑金州。而金州守城的只有连顺部500人（其中300人为新募）。另在百里之外的貔子窝有马队80人。稍后又有徐邦道部五营赶来，于城东北石门子一带布防。鉴于兵力稀少，徐在得到上级批准后又增募了一营新兵。纵然如此守军亦仅3080人。炮兵为17门克虏伯山炮。
日军本拟于11月3日攻击金州，但由于情报不详，遂又推迟两日，待军情侦探详实，始于11月5日上午，大举进攻。这一战，日军在兵力与火力上均占有绝对优势。但徐邦道率部于城外的石门子与日军乃木希典部血战三小时，阵地屹立不动。日军只好暂停攻击，重新侦察地形，厚集兵力，制定新的作战计划。
次日晨，日军大举进攻，集中火力猛攻徐邦道部的同时，更向仅有一营人守备的金州西北防线迂回攻击。上午十时许，金州城失守，连顺本人亦受重伤。徐邦道部于外围徘徊至深夜，终于意识到：援军是不会来了。遂痛苦地烧掉文件，撤向旅顺方向。日军则马不停蹄的杀向大连。而直到此时，从紫禁城到前线，清军还没弄清楚这股日军究竟是在何处登陆后打到金州的。
更可叹的是，太后、皇上此刻最关心的就是东北的祖陵与京师的安危。大连与旅顺已经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可李鸿章却不能不关注。
李鸿章的本意是守大连湾。因为“大连湾为旅顺紧要后路，互相犄角，湾防不守，则旅防可危。”而要守大连湾又必守南关岭。因为只要能守住此地，旅大皆有保障，反之“舍南关岭不守，过此恐不能守。”
天津城中，李鸿章看起了作战地图。“阅地图，南关岭约十里，中有小山，似非一营能扼，既无土台，更难制敌，若令卫镇五营驻扎，又嫌距旅太远，接应不上。日多大队，又喜包抄，务与姜、卫妥筹办理。”
这里的姜指毅军分统姜桂题、卫指卫汝贵的弟弟盛军统领卫汝成。都是负责旅顺城防的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