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说来说去，无外乎拿西洋列强恐吓李鸿章。对此，李鸿章授意宝应时作出了一个非常巧妙，又非常强硬的回答：“贵国特派大臣前来，原为两国之好，若以迹类连横，虑招西人之忌，则伊大臣不来中国，痕迹全无，更可周旋西人，岂非上策？若欲照抄，则条规但载两国通商事务，各照西约办理，一言可敝，何必多费笔舌乎？”
也必到这一刻，日本人才算真正看清李鸿章的难缠。
无奈之下，日本代表只好放弃“利益均沾”原则，以此为前提，双方在七月二十九日拟定了一个《中日修好条款》十八条，与《中日通商章程》三十三款。
对于伊达和柳原带回的这份《条规》，日本政府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他们挑了几个枝节问题来质疑该《条规》。于是，同治十一年春，柳原前光再次来华拜见李鸿章，提议修约。
在李鸿章看来，双方既已定约，总要等换约手续完结之后再议修约。故而他严辞斥责日本代表“失信”，喝令速将原照会带回，再毋多言。
柳原无奈，只好再搬出那句“杀手锏”来：“中堂所言，极是正理，自知惶愧，惟回国不能销差，乞将照会暂存。”
可是这一次，无论柳原如何哀求，李中堂有的只是冲天怒火，一通呵斥。柳原前光也只有收起照会，灰溜溜的走人。
若故事就此结束，那李鸿章就不是李鸿章了。外交的事情，向来是合乎理，止乎礼。到头来事情总要有个了结，大家也总还要见面，还要说话。所以呵斥完之后，还要高姿态一下，复照会一封，将其失信行为再次驳斥一通之后，笔锋一转，为两国长远邦交计，日本修约照会，我方象征性收下。
外交本来就是相互妥协的过程，中国既然已经让步，日本也必须让步。修约之议，就此打住。接下来，便有了同治十二年三月，福岛种臣的来华换约。
在清国君臣看来，福岛种臣任全权大臣，真是再好不过的人选。因为同治十一年秘鲁商船马里亚老士号拐卖华工230人，途径日本事情败露。正是这位福岛种臣力请干预，并最终通过司法程序解救成功。至今，清国君臣对这件事还是充满了美好的回忆。福岛这次来的也很是时候。他正好赶上了同治帝的大婚亲政礼。届时各国公使都将前去朝觐。正是由于福岛的坚持，大清国才破天荒地决定，各国公使可以行三鞠躬礼。自马戛尔尼以来困扰中外的礼仪之争，就这样划上了句号。而福岛则非常荣幸的排在了朝觐名单的第一位。这个时候，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中日两国就将兵械相向！兵械相向的焦点，是琉球与台湾。
东洋磨刀忙
早在幕府末期，日本人就开始有所思动了。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战败，使幕府大感震惊，一方面，正如宁波失守后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对下属的告诫：“虽属外国之事，亦即我国之鉴。”另一方面，也让一些日本人大起“彼可取而代之”之心。如其民间学者佐藤信渊（1769-1850）便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了弱肉强食的史观和侵略中国的构想。只不过他的目光仍聚焦在东北亚的大陆，故而注重侵略我国东北地区。
他认为：万国混同“必自弱而易取始，当今世界万国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无有过于中国之满洲者。何则？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处，隔一衣带水，遥遥相对，距离不过八百里，其势之易于扰，可知也。故我帝国，何时方能征讨满洲，取得其地，虽未可知，然其地之终必为我有，则无疑也。夫岂得满洲已哉，支那全国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鞑靼，则朝鲜、支那皆次第可图也。”
他还制定了具体的进兵路线，拟兵分九路，花个数十年的时间彻底占领中国。算是近代日本史上较早系统性论述大陆扩张的战略文献。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度战败后，日本人更加兴奋。尤其当听说中国的首都也被“蛮夷”占领后，一些日本人更加感到紧迫。这种紧迫一半来自成为大清第二的恐惧，一半则来自取而代之的亢奋——生怕没轮到日本，大清国就被瓜分完了。如鹿儿岛藩主岛津齐彬便不无激动地疾呼：“不图清国一弱至于如斯也……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发之扰，外被英法之侵……吾国介在东陲，诚不可不早为之备。”他进而建议夺取福州，“置根基于亚东大陆之上”，并最终“取得福州和台湾及朝鲜，以强化日本国防”。
更着名的论述则来自于更着名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幕府末期的争议性思想巨星吉田松阴（1830-1859）。吉田倡导改革，并准备身体力行地进西洋列强学校学习，却因偷渡美国学习洋学未成，而触犯幕府的禁海令惨遭逮捕，在狱中他提出了更惊人的建议：今急修武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北海道——笔者注），封建诸侯，乘间夺取勘查加、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虽然咄咄逼人，但或者只是一些民间学者的纸上谈兵，或者只是部分地方藩主的个人想法，还没有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但是，明治维新之后，上述建议开始逐步国策化、中央化。其中，贯穿在各派言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远交近攻”。不过，由于立足点的不同，从一开始，维新政府内的各实力派要攻的“近”就大不一样。
我们知道，明治政府的权力核心是由萨摩藩、土佐藩、肥前藩、长州藩等四大藩所组成的。这四个地方势力在推倒德川幕府的过程中组成联盟，但在新政府成立后，无论是内部的权力分配，还是对新政府的定义，乃至对外战略展开的先后主次定义，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明治元年（1868年，同治七年），长州藩出身的木户孝允（即桂小五郎）认为，维新政府应该“主动”与朝鲜（当时也被称为韩国、三韩）建立现代邦交，“如果韩国顽固不恭，日本应可举兵膺惩”——显然，对长州藩而言，隔海相望的朝鲜就是最好的猎物。而萨摩藩的藩主岛津齐彬则如前所述，早已建议征讨福州、台湾，从而“置根据地于亚东大陆之上”——对他来说，显然台湾和福州更近而且更切合自身利益。
当然，并非所有的日本政界人物都以地域眼光看国际问题。如同样是萨摩藩的实力人物，西乡隆盛就主张入侵朝鲜，并以他为中心，聚集了福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内阁大臣，及桐野利秋、蓧原国干、村田新八等军界干将，声势非同小可。久留米藩的藩士佐田白茅在赴朝鲜调查后，甚至认为，只要日本出兵，“不出五旬”便可“虏其国”。而且，“当天朝（指日本——笔者注）加兵之日，则遣使于清国，告以伐朝鲜之故。若清必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甚至认为“吕宋、台湾”也可以“唾手而得”。
而西乡隆盛的小同乡，与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同为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则认为从长远讲，韩国、台湾都要征，但如以近期论，则韩国、台湾都不能征。无论征谁，都必然陷入与清国的战争中，而这场战争目前日本是没有希望取胜的。必须忍耐，贯彻内政优先的方针，待到从根本上确立了日本的相对优势，才能进而北取朝鲜，南侵台湾。这个观点得到了执政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阁员大隈重信、大木桥任，及伊藤博文、井上馨、黑田清隆、寺岛宗则、陆奥宗光、涩泽荣一、川村纯义、大山严等潜力股的大力支持，从而形成了着名的“缓征派”——注意，是缓征而不是不征。而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派则往往又被更准确的称为“急征派”。
这一缓急之争，贯彻明治维新后数十年的日本政坛决策史中。在明治初年，占据上风的是缓征派。但是，在对朝鲜半岛暂时持观望姿态的同时，在另一个战略方向上，日本却采取了积极的姿态。
琉球小国一女二嫁
这个战略方向，就是从日本本土经琉球群岛直到台湾的岛链扩张线。
琉球，即现在的日本冲绳县，本为中国的属国，自明朝永乐年间便向中国纳贡，长期以来，发挥着中日贸易纽带的作用。由于明朝推行海禁，倾力于大陆经营，拱手放弃东亚海权。日本得以在明朝中后期乘机填补这一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岛津藩奉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之命出兵远征，依仗武力强行控制了琉球。
琉球既不愿意放弃中日贸易纽带的利益，又不甘心于做日本人的附庸，于是就采取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策略，即同时做中日两国的藩属，同时向中日两国朝贡，但奉中国正朔，以此换来国家的安全与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