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健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制度，优化常委会、专委会组成人员知识和年龄结构，提高专职委员比例，增强依法履职能力。
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着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增强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政治责任感，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人大代表监督。加强组织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
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作用，不断提高人大工作水平。加强作风建设，坚持脚踏实地，注重调查研究，廉洁从政，勤俭务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确保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顺利开展。大力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行使立法权。大力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权。大力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各级政府要关心人大及其常委会建设，努力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创造条件。加强制度建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健全推进依法行政的领导体制和机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部门都要建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依法行政领导协调机制，统一领导本地区、本部门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每年至少听取2次依法行政工作汇报，及时解决本地区依法行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任务和措施。加强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督促指导、监督检查和舆论宣传，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加强依法行政工作考核，科学设定考核指标并纳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目标考核、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对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要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行政首长要对本地区、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负总责，切实承担起领导责任，将依法行政任务与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考核。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每年要向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情况，政府部门每年要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推进依法行政情况。
切实提高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意识和能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党的十八大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法治建设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真正把思想认识从重经济建设、轻法治建设的观念中转变过来，把法治建设从重立法重形式重宣传、轻执法轻落实轻效果的倾向中转变过来，把法治工作从重治民重处罚重管理、轻治官轻教育轻服务的方式中转变过来，在重视程度、领导力度和推进速度上都进一步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
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健全由一把手挂帅的推进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党政主要领导要切实担负起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统一领导本地区、本部门的法治建设工作，把法治建设任务与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一起规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考核，深入研究解决法治建设面临的重大和突出问题，及时消除影响和制约法治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重视提拔使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强且实绩突出的优秀干部。要加强法治建设考核工作，把推进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工作实绩的重要依据，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使法治建设真正成为一种硬标准、硬要求、硬约束。
要勇于实践、敢于开拓，既要积极借鉴、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更要立足我国国情总结自己的法治经验、适应自己的法治需求、彰显自己的法治特色、创新自己的法治举措，决不搞“全盘西化”、决不搞“全面移植”、决不搞“照抄照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加强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要充分发挥法制机构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方面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作用。进一步加强法制机构建设，使法制机构的规格、编制与其承担的职责和任务相适应。要加大对法制干部的培养、使用和交流力度，重视提拔政治素质高、法律素养好、工作能力强的法制干部。政府法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努力提高新形势下做好政府法制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当好政府或者部门领导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顾问。
完善规划实施和评估机制
推动规划顺利实施，主要依靠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级政府要正确履行职责，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引导调控社会资源，保障规划目标和任务的完成。围绕规划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加强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统筹协调，注重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衔接配合。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利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绩效评价考核体系和具体考核办法，考核结果作为各级政府领导班子调整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
完善监测评估制度，加强监测评估能力建设，强化对规划实施情况跟踪分析。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规划相关领域实施情况的评估，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检查。
法治GDP：政府转型的重要支点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根据GDP、绿色GDP、居民人均收入等指标进行。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可以根据安全指数、幸福GDP、人文指数等指标来进行。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发展水平，也应该建立起包括法治指标在内的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让法治GDP成为推动国家政治进步、制度文明、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GDP、CPI、节能减排……说起对一级政府和官员的考评，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这些统一且明确的量化硬指标。但是，用法治标准特别是量化的法治标准来评价政府和官员行为几乎无据可依。
法治是一个国家政治进步、制度文明的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生产力”。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根据GDP、绿色GDP、居民人均收入等指标进行。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可以根据安全指数、幸福GDP、人文指数等指标来进行。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发展水平，也应该建立起包括法治指标在内的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让法治GDP成为推动国家政治进步、制度文明、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推行法治GDP：重塑政绩观的一次自我革命
众所周知，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常重要的指标，也是目前我国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唯GDP”政绩观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近年来，从绿色GDP的提出，到民生GDP的提出，我国官员考核体系在不断完善。
但是，仅仅以经济、环境等指标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是远远不够的，科学发展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特别是社会发展、政治发展以及文化发展等方面。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法治化水平作为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早在1999年3月，我国修订宪法，宣告“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基本方式”，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时间表”……中国的法治建设如今已进入一个厉行实践、量化评估的阶段。
近年来，按照国务院下发文件的要求，许多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建立本地区的依法行政考核评价机制。然而，距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出台已经多年，各地的依法行政考核评价工作却进展缓慢，已经出台的相关指标体系也是五花八门。通过实施的情况看，各地考核体系仍存在一些不足，有的考核评价主体相对单一，主要限于行政机关自身，社会主体参与较少；有的考核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性欠佳；有的考核评价的行为类型限于行政处罚等积极行政行为，对行政不作为等消极违法行为的考核和监督不足；有的考核评价的权威性不足，考核评价多流于形式。被考核评价机关经常漠视考核评价结果，甚至消极应付考核评价。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法治的发展是不同步的，有时甚至是相冲突的。大多数情况下，推行法治被视为是阻碍经济，束手束脚的力量。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违法追求经济发展，以牺牲法治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比如明知污染企业违法，但是，为了追求GDP，仍强行上马污染项目；比如明知是违法行为，为了造“富”一方，维护地方的经济利益，仍放任自流，疏于监管。法治成了很多官员碍手碍脚的“劳什子”。必须看到，以牺牲法治换取的经济发展是短期的、局部的，甚至是后患无穷的。
从长远的发展看，强调科学发展观不仅要继续保持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发展，更要关注法治发展。因为法治是一个国家政治进步、制度文明的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生产力”。
上述情况表明，推动法治发展，建设法治政府，仅凭一时热情或是局部实践显然是不够的。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而法治是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反映在政绩考核的标准之中，也需要有新的思路。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依靠行政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大动力。当下，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抓住行政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全新的政绩观为突破口，把法治引入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即用“法治GDP”来评价和推动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使推行法治成为各级官员的理性选择，从而激发起各级政府推动法治的热情，使法治的推行由被动转为主动，完成政府转型的自我革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先生一直以来都主张将“法治GDP”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所谓“法治GDP”是借鉴经济GDP的概念，以法治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这类政绩评价体系。推行包含法治指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政绩考核标准，目的是通过科学考评指标体系，用以量化和评价某一地区某一时期政府法治水平。各级政府官员不能唯经济指标马首是瞻，而必须顾及包括法治在内的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等其他指标，推行法治才能够成为各级官员的理性选择。一个政府法治搞得好不好，不仅是看制定了多少规章，还要看法律实施得好不好，司法公不公正，公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强不强，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如何，等等。法治指标与经济指标、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并重的新型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不仅能够对政府和部门的法治水平和成效做出评价，而且能够直接为各地区各单位开展法治政府工作的阶段性发展目标的确立提供客观依据，预测该地区法治政府的发展态势和未来走向，更有利于法治政府各项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不仅如此，推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还能够极大改善各级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具体形象。就当前而言，这无疑将逐步化解民众与政府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从而建立起真正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如何在现行政绩考核体系的经济指标、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等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法治指标（即法治GDP），如何探索建立制定科学的法治GDP考核指标体系，以综合评价一个地区法治政府水平，并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各级政府对行政机关实现行政权力运行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项重要举措和推动力，对于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完善评估体系：坚持四大原则更需立法护航
推行法治GDP，首先需要对法治、法治GDP、法治GDP评估体系等基本概念做出界定。
法治的基本解释是依法治理，其含义指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