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金瓶梅》被看作淫书，并不缺少理由。但这只是它的一面，不少严肃的学者还看到它的另一面。他们在批评它的显而易见的缺陷时，又正确地评价它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和它杰出的艺术成就。试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论述为例：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尚之……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相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唯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着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金瓶梅》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除了它本身的成就和缺陷，还由于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必要的环节。长篇小说名着的出版问世，试依次排列如下：
《三国志演义》明弘治七年甲寅（1494）庸愚子即金华蒋大器序嘉靖元年（1522）本
《水浒传》明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天都外臣即汪道昆序本
《西游记》明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世德堂本
《金瓶梅》明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东吴弄珠客序本
《红楼梦》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
《三国》、《水浒》、《西游记》各以帝王将相、英雄好汉、神魔鬼怪为主角，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但世俗社会中的普通人物并未成为作品的主角。这是早期白话小说的共同现象之一。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把《金瓶梅》和《红楼梦》都归入人情小说一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这无异指出并充分肯定世俗中的普通人物成为长篇小说的主角创始于《金瓶梅》。所谓人情小说，就是近代小说，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以各个阶级阶层的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的命运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作为题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隶属于社会中的特定阶级和阶层，也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之一。但他们是具有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的人物，往往被赋予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智慧、道德、才能或美貌。可以说，他们原本就不是现实社会中的实有人物，或虽是现实社会中的实有人物但已美化失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加以神化。当然文学艺术相当复杂，这些名着中的人物（神魔），由于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实有人物的思想感情、个性和行动，因而成为光辉夺目的典型形象，但他们毕竟有别于按照普通人的面貌而塑造出的、后来小说中的典型形象。
《三国》是历史演义，作者对史实可以有所剪裁和选择，而不能任意虚构和改变。《水浒》至今留下《武十回》、《宋十回》大段拼接的痕迹。《西游记》大闹天宫和取经前后两截，而八十一难依次铺叙。就艺术结构而论，上述三部名着都是单线发展形式，而《金瓶梅》则另辟蹊径，结构错综复杂、曲折多姿，令人耳目一新。
迟于《金瓶梅》很久，早于《红楼梦》不多的另一长篇小说《儒林外史》，鲁迅对它评论说：“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它不失为优秀的讽刺作品，但对长篇小说体制的完善，没有作出自己的贡献。
如上所述，《金瓶梅》在小说艺术的两个主要方面（人物和结构）都成为《红楼梦》的先驱。在《金瓶梅》之后、《红楼梦》之前曾出现别的长篇小说，如《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绣榻野史》、《禅真逸史》和《醒世姻缘传》等，它们由于各自的局限性，都难以作为《红楼梦》的借鉴。曹雪芹倒是借书中人物贾母之口指责过它们之中某些作品的缺点。
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都是在漫长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但两者有一区别：某一时代的自然科学成就被后来的发展超过之后，即不再具有现实意义，除了科学史研究者外，后人不会对它们发生持久的兴趣。文学艺术则不然。早期的创作方法、艺术手段可以被后辈视为幼稚、陈腐而被忽视，但古代文学艺术的杰作则具有永久的感染力。《三国》、《水浒》、《西游》的质朴的表现技巧变得过时是一回事，作为艺术作品它们仍然得到后代读者的喜爱是另一回事。不能据《三国》、《水浒》、《西游》的优秀艺术成就而否定它们表现技巧的相对原始质朴；肯定《金瓶梅》对它们后来居上的重大发展，并不等于认为《金瓶梅》比它们中的任何一部更好。
从长篇小说名着自《三国志演义》到《红楼梦》的排列顺序不难看出，《金瓶梅》是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必要环节，承先启后，不可或缺。考查它的成书过程、创作年代和作者，对了解中国小说发展史的真实面貌有着重大意义。
从明清笔记、书信、野史的记载，近代从鲁迅、郑振铎、吴晗等开始的研究以至今日，《金瓶梅》的成书有个人创作和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两说；创作年代有早在嘉靖迟到天启的不同说法，相差六十至八十年之久；作者籍贯有南北二说；作者或写定者的主名至少有王世贞、李开先、薛应旗、赵南星、汤显祖、屠隆、贾三近、沈德符、李渔等说法。
本文作者曾在《杭州大学学报》发表《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1980年第1期）和《金瓶梅成书补证》（1981年第1期），提出《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的长篇小说，李开先是它的写定者。分别地说，这两个说法都不始于本文作者。李开先说最初见于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初版第949页：
《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和生平事迹都无可查考。不过，从《金瓶梅》里可以看出：作者十分熟练地运用山东方言，有是山东人的极大可能，兰陵正是山东峄县的古称；作者异常熟悉北京的风物人情，许多描叙很像是以北京作为背景，作者不仅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学素养和写作才能，而且详知当时流行在城市中的各种文艺形式和作品，如戏剧、小说、宝卷和民间歌曲之类。
同一页的脚注又说：《金瓶梅词话》本欣欣子所载序文说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实际上，欣欣子很可能也是笑笑生的化名。另外，有人曾经推测作者是李开先（1501-1568），或王世贞（1526-1590），或赵南星（1550-1627），或薛应旗（1550前后），但是都没有能够举出直接证据，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
该书未作任何论证，在1979年重印时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这句话删去。
主张《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的长篇小说，始于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1954年8月29日《光明日报》），随即受到徐梦湘的批评，题为《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见该报次年4月17日。潘开沛没有提出答辩，以后也没有就同一问题进行讨论。
本文将以刊于《杭州大学学报》的两篇旧作为基础，加以完善、补充和适当的修订。对王世贞、屠隆、汤显祖和沈德符创作《金瓶梅》的四种不同说法，本文作者已经有专文提出质疑，这里不重复。仅仅就作者籍贯为兰陵（山东峄县和江苏武进）作猜测而提不出确凿论证的，本文存而不论。
当各家不同说法所提的论证和本文有抵触时，将提出必要的答辩，以示对前辈和同行的辛勤劳动的尊重和重视。
二、《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
《金瓶梅》的现存最早版本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全名《金瓶梅词话》。沈德符《野获编》卷二五将《金瓶梅》列于词曲之下，可见他对词话二字的重视。
明清两代的研究者都不知道董解元《西厢记》是什么文体，六十多年前王国维才考查出它是诸宫调。其实作品一开头就说得很清楚：“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着数。”简单明白，简直不需要论证。《金瓶梅》的情况与此相似。
历来认为《金瓶梅》是作家个人创作，而它现存最早的刻本却叫《金瓶梅词话》。问题不在于标题上增加或减少两个字，这也许可以由书贩随意改动；问题在于它大约七十万字的本文都可以证明它是词话，不是个人创作。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词话”这个名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生疏。关汉卿《救风尘》杂剧第三折第二支（滚绣球）说：“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四《禁令》：“诸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可见这种说唱艺术曾经风行一时。有词有话，即有说有唱。词，泛指诗、词、曲等韵文而言。《金瓶梅》以词话为名，不会是什么人糊里糊涂加上去的。
如果以现存《大唐秦王词话》同《金瓶梅》相比较②，可以看出两者体裁极为相似。《大唐秦王词话》六十四回，书前有分咏春夏秋冬的四首《玉楼春》词，再加一首七绝，然后才是第一回正文。韵散夹用，散文多于韵文。
每一回起讫都是韵文。《金瓶梅词话》正文前有两组词，前一组四首《行香子》自述，后一组是酒色财气《四贪词》（《鹧鸪天》），它也是韵散夹用，每回起讫都用韵文。散文多于韵文的情况应是写定者改编的结果。现在大家都承认《大唐秦王词话》是根据说唱艺术的底本而写定的，是一种词话，同时却又认为同样体裁的《金瓶梅词话》是作家个人创作，这岂不是前后矛盾吗？只要不被旧说所蒙蔽，这原是容易想通的道理。
从《金瓶梅词话》本身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不是作家个人创作。即使后来写定者作了极大改动，以致他的加工使得原有词话的面目全然改观，他也不可能把说唱艺术的痕迹删除净尽。只要不为先入之见所左右，这原来不难发觉。
例证如下：（一）《金瓶梅》每一回前都有韵文唱词。以前十回为例，第一、三、五、六、九、十等回都以说唱中常见的劝世、说教为内容。
如第一回：词曰：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以上十回前的韵文虽以劝世、说教为主，但也往往连带交代了正文的内容情节，如第六回：可怪狂夫恋野花，因贪淫色受波喳。亡身丧命皆因此，破业倾家总为他。半晌风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须夸。有朝祸起萧墙内，亏杀王婆先做牙。
这一回的题目是“西门庆买嘱何九，王婆打酒遇大雨”，上引韵文的末两句说的正是正文的内容。第二、八两回前的韵文则以介绍情节为主，以第二回为例：月老姻缘配未真，金莲卖俏逞花容。只因月下星前意，惹起门旁帘外心。王妈诱财施巧计，郓哥卖果被嫌嗔。那知后日萧墙祸，血溅屏帏满地红。
第七回前的韵语比较特殊：我做媒人实可能，全凭两腿走殷勤。唇枪惯把鳏男配，舌剑能调烈女心。利市花红头上带，喜筵饼锭袖中撑。只有一件不堪处，半是成人半败人。
分明是说唱艺人假托媒婆的声口，现身说法，目的还是在于劝世，在形式上却带有更鲜明的说唱艺术的特色。
以上十回正文之前的唱词，除第一回是《眼儿媚》词，第十回是五言八句外，其余八回都是七言八句。
（二）大部分回目以韵语作为结束，分明也是说唱艺术的残余。试以第二十回的结尾为例：正是：宿尽闲花万万千，不如归去伴妻眠。虽然枕上无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钱。又曰：女不织兮男不耕，全凭卖俏做营生。
任君斗量并车载，难满虔婆无底坑。又曰：假意虚脾恰似真，花言巧语弄精神。几多伶俐遭他陷，死后应知拔舌根。
（三）小说正文中有若干处保留着当时词话说唱者的语气，和作家个人创作显然不同。
如第三十五回：那小厮千不合万不合叫书童哥．我有句话儿告你说：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轿子，在路上好不学舌……
第四十一回：看官听说，今日潘金莲在酒席上，见月娘与乔大户家做了亲，李瓶儿都披红簪花递酒，心中甚是气不愤……
这两段都兼有唤起听众注意的作用，分明是说唱艺术的特有手法。
（四）第八十九回吴月娘、孟玉楼上坟，哭亡夫西门庆，各唱（山坡羊）带（步步娇）曲，春梅、孟玉楼哭潘金莲也各唱（山坡羊）一支。第九十一回李衙内打丫头玉簪儿，玉簪儿唱（山坡羊）诉苦。作为作家个人创作，这就难以理解。
（五）小说几乎没有一回不插入几首诗、词或散曲，尤以后者为多。有时故事说到演唱戏文、杂剧，就把整出或整折曲文写上去，而这些曲文同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并无关系。第七十三回王姑子宣卷所说的故事即采用《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这是说唱艺人以多种艺术形式娱乐观众的一种方法。有的韵文特别俚俗，这虽然和小说写定者的爱好及趣味有关，但在说唱时却首先为了满足城镇听众的需要。试以第三十回中的一段为例。
蔡老娘道，你老人家听我告诉：我做老娘姓蔡，两只脚儿能快。身穿怪绿乔红，各样醓髻歪戴。嵌丝环子鲜明，闪黄手帕符醏。入门利市花红，坐下就要管待。不拘贵宅娇娘，那管皇亲国太。教他任意端详，被他褪衣刮划。横生就用刀割，难产须将拳揣。不管脐带包衣，着忙用手撕坏。活时来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因此主顾偏多，请的时常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