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治学异军突起，美国政治学的各种观念和学说、理论传播到欧美各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学界。政治学研究内容扩大、研究流派纷呈、研究方法更新。对政府权能问题的研究集中关注政府的社会权能和经济权能，在政府与市场域的关系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张研究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功能、研究政府的制度正义权能；新保守主义学派强调应当研究传统、秩序、等级和自由等价值在政府权能基础中的作用，主张限制过度膨胀的政府权能，从保守角度研究政府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有的研究仍然关注政府权能自身问题，如精英理论关注政府权能行使者的构成、政府决策权能、政府权能行使方式及其与自由、民主、平等等政治理念的关系。行为主义学派在对政治社会化、政治权力、政治系统、政治精英、政治文化等问题的研究中涉及政府权能问题。这一时期，对政府权能问题的研究还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学说，如极权主义政府权能理论、无政府主义政府权能理论。
（二）政治社会学对政府权能场域问题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之后，现代政治学对政府及其权能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多领域、多方位和新方法的研究，尤其是政治社会学、政府生态学这些政治学的边缘学科对政府权能运行的基础、对政府依存的外部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政治社会学（political sociology）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一门分支学科，很多学者如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rerger）、安东尼·奥罗姆（Anthony M.Orum）等对它进行了专门研究，出版了专门的学科性着作。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政治社会学的智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古代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着作中都能找到类似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探讨了城邦的起源，他认为城邦起源于人类的唯一需要，“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你们还能想到什么别的建立城邦的理由吗？”城邦应当为每一个成员提供服务，每一个成员也应当为城邦提供服务；城邦应当以社会关系为基础，应当与整个社会建立相互适应的机制。亚里士多德把社会和政治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认为社会、政治、城邦（国家）是三位一体的，“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那么，倘使这里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变为另一品种的制度，这个城邦也就不再是同一城邦”。“城邦不论是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亚氏认为，城邦作为政治共同体源自于组成社会的各个家庭，然后从家庭发展到村宅，再发展到城邦。他通过对古希腊150多个城邦比较分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各个城邦的组织形式、城邦结构与该城邦的农业水平、城市发展、教育水平、经济类型和中产阶级的规模等因素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政府的运行方式和形式也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密切相关。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经验分析方法与当代政治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十分相似。
启蒙时期的政治学家洛克、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以及稍后的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开始把政治现象与社会活动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政治、政府及政府的具体形式。孟德斯鸠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做出了特殊贡献，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确立了分析社会政治生活基本原因的一般框架，他把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原因分成两大类：“‘物质原因’（地理、气候以及其他有关的安置）和‘精神原因’（它来自人类彼此的交往以及人类与环境的互动）。精神原因包括像宗教、习惯、思维方式、经济-技术状况、民法以及‘政治性法律’（即决定政治制度安排和政治权力分配的法律和传统）之类的因素。”这些原因在复杂的因果关系中相互关联，并成为影响政治现象、构成不同政体的环境基础，他认为，政府应当适应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上述两类原因直接决定政府形式、政体结构等，由于各个国家的这些条件不同，政府的结构和管理形式也不相同；国家的性质应当适应社会的独特结构。同时，孟德斯鸠还从政治权力内部寻找制约政治权力、制约政府权能作用的因素与条件，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他认为国家政体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三种权力，这三种权力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又不可相互代替的关系，政府如何处理这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关乎国家政体的巩固，关乎政府权能能否对民众和社会团体的政治自由提供保障。洛克、卢梭等从社会的角度研究了政治社会的形成是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共同体的结果，每个人与其他人商订的社会契约是政治统治合法性基础，也是政府存在的基础，即政治社会需要政府。孔德用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认为政治现象是社会现象的组成部分，政治活动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个部分，主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政治现象。
托克维尔力图在孟德斯鸠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政治学，他的研究方法依赖于由孟德斯鸠确立的上述分析框架。托克维尔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的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法国着名的学者罗亚·克拉德在第一次阅读《美国的民主》时就察觉到“为了有一个比较点，这一着作应当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起阅读”。托克维尔在利用孟德斯鸠确立的上述分析框架分析美国的民主制度时，看到制约美国民主结构的三大原因，即自然原因、法制原因、精神原因，其中精神因素占主要地位。托克维尔将孟德斯鸠的物质原因、精神原因两模式分解成：物质环境（地理资源、与其他强国相似的一些条件等）、道德习俗（信念、情感、思维方式）和法律（民法、政治性法律、政治机构安排和政治权力的含义）三原因模式。尽管这些原因对民主结构的影响不会长期不变，但是它们在每一环境中互动的历史与表现，又显现出他们确切的特征。因此，托克维尔从探讨政治的社会条件入手，开始了自己的政治学研究，他认为，社会条件是一种有其独有特征的政治制度的根源，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致力于阐明一种特殊的社会条件，即民主的条件在国家政治制度及国民习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的影响，以及习惯和地理因素在形成政治制度中的作用。正如当代着名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Aron）在对奥古斯特·孔德、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托克维尔这三个人的观点比较后，指出托克维尔“主张建立一种每个人都拥有一些东西，大家，或几乎所有的人都想保持社会秩序的社会”，主张建立一种民主的政治结构，而这种民主的政治结构只有通过社会对于自己的行动才能生存，只有形成一种真正的“国家精神”才能维系一个独特的社会，所以，阿隆认为托克维尔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社会学家。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经济和社会》一书中曾经两次谈到政治社会学，第一次是在第一部分叙述几种统治类型时提到的，第二次是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两章（《政治的共同体》和《统治社会学》）详尽地阐述了政治制度的历史分化。韦伯在政治社会学上的贡献表现在他建立了官僚制理论，他认为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为维持其存在必不可少的组织手段，官僚统治是一切现代社会的特征，也是所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韦伯在政治社会学上的第二贡献是他用社会学的方法区别经济的本质和政治的本质，区别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进而划分统治的三种类型（理性的统治、传统的统治、享有特殊人物的统治），并展开自己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和体系，是“从人类的各种制度中找出逻辑性的东西来，并且运用各种概念了解这些制度的特点，使各种社会现象系统化。这种系统化是灵活的，他既可以使各种现象融合在一个独特的概念里，也可以继续保留组成各种制度、各个社会特点的东西”。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我们分析政府组织的运行和合法性权威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他关于政府统治三种类型的划分更是人们分析不同政府特性的重要参考。
进入20世纪以后，政治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发展迅速，研究领域扩大、社会学研究方法得到普遍运用。政治学家开始以解析政治现象的社会关系入手，研究社会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开始研究政治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研究政治意识形态差异的社会原因、社会变迁对政治制度和政策的影响、投票行为和政党的社会基础、政治文化和政治系统的一致等问题。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Lipset）在其着作《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认为政治社会学的核心任务是分析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围绕这一中心，他探讨了民主体制所必需的社会条件、民主社会中不同类型的政治冲突、参与政治的根源、经济和政治决策权力、政治运动和利益集团、政党、团体、政治行为的心理联系、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等。该书探讨的中心问题是民主政治中“冲突和共识之间的平衡问题”。法国着名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认为政治社会学应该是“权力学”，应该研究社会和所有团体中的权力，应包括分析往往同行使权力有关的各种影响的形式。
他认为政治学应囊括对所有不平等关系的研究，即罗伯特·A·达尔（Robert A.Dahl）所说的“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模式”。迪韦尔热在其着作《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一书中研究了社会集合体、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系统研究了等级、阶级、组织、功能、精英阶层、政党、官僚阶层等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力关系。总之，政治社会学以分析社会各类因素对权力分配和权力行使及其机制的影响和作用为研究基点，以政治的社会根源、共同体权力、社会结构和政治、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政治结构、政治发展、政治精英和政治系统、政治体系的类型和政治的社会功能等领域作为研究内容。
政治角色理论是政治社会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把社会学的角色理论引入政治学，用来分析政治角色。政治角色理论认为，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政治行为者充当角色的要求和期望的结果，“政治行为……永远是政治角色所表现的行为”。政治角色是指个人在政治社会中的特定行为模式，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特有的地位和身份、权利和义务、权力和责任是构成一个政治角色的条件；政治体系是由许多政治角色构成的一个网络，任何角色都不是孤立的。“角色理论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征是其力图把政治活动置于社会内容之中；它提供了一种概念上框架，把个体视为某个依赖于其他人的行为并对他人的行为作出反应的人。”与角色理论相关的小团体理论，也是基于个体政治行为者的行为离开了社会背景是不能得到解释的假设上，并以此为研究的出发点，关注社会背景下的非正式方面——工作团体（task group）。小团体是政治角色的特殊角色，对政治角色、小团体研究的理论基石首先就是“场域论（field theory）”。
社会心理学家库特·莱温将物理学上的场论引入社会科学而成为社会科学场论，他认为每个人或群体都有一个“生命空间”，这一空间则是社会科学家要处理的场所，尔后他对社会科学场理论作了一系列假定。“场论对团体持格塔式观点或整体论观点；每一团体有其自身的特征，不可以简化为其个体成员。可见，这是类似于国家性质的整体论概念；国家和小团体能对环境作出反应，能改变环境，并学会关于环境的知识。……他们有场论的思想，即认为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团体环境影响的结果。”
日本学者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下，也对政治学问题进行社会分析，当代政治学家神岛二郎在《磁场政治学》这篇论文中论述了“政治的磁场”。他认为：“政治状况的力学为处在社会基层的磁场所决定。
磁场的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各种各样的。可以设想有单极的、两极的和复极的三种。”政治状况是秩序和混乱之间往复循环的动态过程，“统一”不断遭破坏，又不断获得新的“统一”，这些都是由于“社会基层的磁场”运动的结果。并且，他还对“磁场的形态”、“磁场的形成与移转条件”与“磁场与舞台装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政治状况围绕社会磁场产生波动，最后达到平衡状态。磁场的形态由一定社会的性质、规模或基调原理规定，不同形态的磁场可以相互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