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历史公案——1953年9月11日我在政协发言之要点——次日毛主席在会上不点名批评后，我急促上书辩解并面谈——会上揭我历史错误并指责我心怀恶意——9月18日大会我目中无人，顶撞毛主席，铸成错祸之始末——何香凝、陈铭枢的发言——事后我醒悟反悔，给毛主席写信要求闭门思过——三十四年后我对此事之反思
问：1953年梁先生受批判一事广为人知。三十四年过去了，您能否实事求是地对这一历史公案作一回顾，既为今人全面了解事实经过提供帮助，又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留下资料？
答：好的。但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件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谬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所顾虑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公平地说，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而毛主席又是一位对国家民族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用说他在世时我不宜多说这些，即使在他去世后相当一个时期，有人来问我，我也只是粗约说几句，不愿细谈。我并不是怕自己再犯什么错误，主要还是顾虑公布这些，对国家民族之大局会不会有不妥之处，尽管这件事并非什么惊天动地之举。
但现在有回顾这件事的条件了。第一，毛主席已经故去十年，中共中央已对毛主席功过是非作了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第二，今天的中共中央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且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通观全局，的确是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于若干历史上遗留的问题，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方针，一个又一个地得到圆满解决。这也就为探讨和研究1953年9月发生在我身上的这桩公案，搞清它的是非曲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第三，我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今天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来日屈指可数，我必须本着对历史、对后人严肃负责的精神，回顾一下当时的事实经过。至于如何分析评论，那应当是旁人的事。我在叙述事实经过时谈及的当时的想法和事后及今天的认识，只能供史学家们参考。我的努力主要在于不漏掉主要事实的细节，当然更不能有误。
问：好，梁先生，谢谢您了。我的职责是忠实地记下您的谈话，并准确无误地整理成文。那么，您现在是否首先谈谈您于1953年9月11日在政协发言之要点，因为这次发言正是这件事的发端，不知能不能这样认识？
答：对的。问题的开始就在于9月11日我讲了一篇话，而毛主席和我本人对这篇话的认识却截然相反，我们彼此间的争辩，以至于失去控制，越闹越大，即由此而来。先回顾一下9月11日我在大会上发言之前的一些情况。这件事的全部经过是自9月8日至18日，前后十天。开始是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数都比较少，总共不过数十人，因此扩大到一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我也是列席者之一。
9月8日，周总理给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月9日上午开小组会讨论，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我说：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对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路线既无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有关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率就能倍增。
9日午后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由周恩来副主席（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征求大家在大会上发表意见，我提议请各小组召集人把各组内讨论情形汇报出来，以代替每个人再重述自己说过的话。于是章伯钧先生就出来把我们那一小组所说的话，讲了个大概，其中亦包括我的意见。散会时周副主席对我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我说：好。
我既应承了第二天要说话，自然就思索准备一番。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把小组会上说的话再重复一遍。那天小组会上全是中共之外的非党人士，我的话是就党外广大群众彼此间说的。而现在是领导党负责人要我说话，我应该说些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但10日那天午后大会发言甚为踊跃，许多外地来的，如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都讲得很好。因此会议中间休息时，我写了一张条子面交周副主席，表示会议应尽先让外地来的人发言，在北京的人说话机会多，今天会议就要结束，我所准备的发言可改为书面提出。周副主席回答我：会期还要延长一天，你可以明天发言。
11日午后大会上，我即席发言，要点如下：
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前后已有多位发言，一致拥护，不过各人或由工作岗位不同，或由历史背景不同而说话各有侧重罢了。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
我曾经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个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然而我放弃旧民主革命已有三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功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还有其三，是我想着重点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引起重视。
我的话讲完后，当时的农业部李书城部长曾就农村工作问题作了答复。临末，周副主席作总结时亦就此作了补充说明。但他们都丝毫没有批评我的意思，对他们的话我亦静心细听。我的老朋友李济深副主席还对我的发言说了赞同的话，他说计划建设应该发动群众，注意到广大乡村的工作，如梁先生所说，云云。
问：那么，会议又是怎样转入对您的批判的呢？
答：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人又列席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又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主席没有点我的名字，却又明明是针对我的发言而发的。
我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一方面出乎意外，一方面甚感不快，我何曾是反对国家的总路线呢？实在是莫大的冤屈。当晚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第二天面交毛主席。后来我才明白，如果听完毛主席不点名的批评，我一声不吭，可能事情就到此为止。由于我的不甘蒙屈和好强逞能，这封信则加剧了事情的复杂化和白热化了。
我在信上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
13日上午我将信面交毛主席，毛主席约我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二十分钟。谈话时间十分匆促。我要求主席解除对我的误会，而主席则坚谓我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我甚感失望，言语间频频冲突，结果是不欢而散。怪只怪我这人素来认真，且有不随便苟同于人之顽症。因此即便主席态度明确，我仍不肯作罢，要求再觅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
9月14日、15日继续开会。15日会上李富春主任作建设重工业报告后，我即请求发言，主席台许我于次日再讲。16日我在大会上发言，一是复述9日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我在11日大会上的发言，并以上述发言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
在16日当天的会上，没有人批评我。
问：那么，后来的情形又如何演变和发展的呢？
答：我只能再一次表示：实出乎意料之外！
9月17日会上，中共方面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谓梁某人一贯反动。我听了十分吃惊！凭我当时的认识，如指我在解放前若干思想理论认识是反动的，我尚能承认和接受，但说我在政治行动上也是一贯反动，这话从何而来？难道我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为国事奔走，全国解放后投向新中国的怀抱，也是“反动”的吗？讲话中还特别提出1946年南京和谈一段事情和1949年春我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几篇文章为例，并在会场上印发了我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这不足以服人。因为1946年和谈中的一段事，是我有违原约、主观臆断造成的，但当时我即有所省悟，故有退出和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之举。至于1946年初的几篇文章，错误我是承认的，但你们在会上只印发《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而为什么不印发我写的姊妹篇《敬告中国国民党》一文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特别是毛主席的频频插话，分量很重。最主要的大意是：
“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言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这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般的袭击，使我深知，因自己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但不甘被误解、不甘受委屈的心态和倔强不服的个性支配着我，主席台上的人讲话后，我即要求发言作答，主席台嘱我先作准备，明日再讲。散会后回到家里，我反复思考，心情沉重。或检讨，或沉默，或申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几天来的遭遇，我没有告诉家人。一则我说不清楚，二则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担，不如让家人清静些好。
9月18日午后，我走进会场即觉得这天到会的人极多，竟有二百几十人。以往中央人民政府开会，出席的、列席的加起来，最多时亦过不了百人。但我发言答辩的主意已定，并没有考虑其他。几个人发言后，在会议进行中间，即由我登台发言，大概只讲了十多分钟，即由于我直接顶撞毛主席，引起众怒，不让我再讲下去，其局面很僵，最后不得不付诸表决，才得以结束。这种场面，在我的一生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