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同年10月31日，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等单位联名举办北京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费孝通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两段话，开头一段就说：
今天，我能参加关于梁漱溟先生思想学术的讨论会，感到很荣幸。因为梁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我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书，虽然没有全部读懂。但梁先生的确是一位一生从事思考人类基本问题的学者，我们称他为思想家是最恰当不过的。
费老在讲话临近结尾时又说：
我正是从梁先生做学问和他的为人中，看到了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缘由。他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种学说，从前人用心思得到的结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学问。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的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在这个庄重的一千多人的场合，面对海内外的众多学者，当着梁漱溟先生的面，费老作了这篇高度评价梁漱溟先生的讲话，我听了很受感动。当时，《梁漱溟问答录》一面在《人物》杂志连载，一面已送湖南人民出版社发排。当天会后，我立即找费老，要求把他的讲话收进我的书中，排在梁漱溟先生本人写的《序》之后，费老当场就同意了。我又告诉出席会议并致答辞的梁漱溟先生，他也点头表示赞同。
1988年4月，《梁漱溟问答录》首次出版后，出版社先寄五本样书。我当即一本送给梁漱溟，一本送给孙起孟，一本送给费孝通，一本送给赵朴初。这本书的题签是赵朴初的墨宝。关于赵朴初与梁漱溟的交往，我在文中有专文记述，这里不再复述。
（三）直言不讳的吴祖光先生
我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四十余年，和吴祖光委员之间有过诸多的工作关系，但使我们成为忘年之交的并非工作上的交往，更多是因为我为梁漱溟先生立传，他对此举特别赞同并鼓励。
吴冠中先生曾称道梁漱溟先生是“第二个鲁迅”，但首创这个称号的却是吴祖光先生，吴冠中先生听罢击掌哈哈大笑。这是怎么回事呢？话得从头说起。
30年前，我在撰写出版《梁漱溟问答录》和《梁漱溟与毛泽东》两本书的过程中，曾提前试探性地在报刊上发表若干单篇的有关梁先生的记述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另题《梁漱溟拒绝“批林批孔”》）首发之后，反响最为强烈，来信来电颇多。其间吴祖光先生打来电话，说：“汪东林，你保存了第一手材料，写了这么精彩的文章！长话短说，梁先生的敢言敢为，如此坚守真理，大义凛然！如果说20世纪称得上中国知识分子脊梁的，我以为第一是鲁迅，第二就是梁漱溟！怎么样，就这么写几篇文章？是不是搞大一点，写本书，你有这个勇气吗？”我立即回答：“谢谢吴委员的鼓励，我有些打算，以后有机会再面告，好吗？”
此话说过，一晃又是一两年，我始终未有机会同他面谈。一是彼此都很忙，二是出书遇到了种种困难。我们得以长谈的机会来自长江三峡的考察活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长江三峡工程能不能当时就上马、怎么上马，有不同意见。其时由周培源副主席率队，包了一艘客轮，有上百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自武汉逆行经三峡而重庆，一路考察、参观、座谈。吴祖光委员报名参加了，我是随团记者之一。一见面，他就说：“这一路行程若干天，我们有时间开怀畅谈了。”作为记者，我牢记这次行程的主要任务，先问他对三峡工程上马持何看法，他笑答：“你先别考问我了。我知道当记者的见多识广，但搞新闻的同我们搞戏剧的一样，对科学技术都是门外汉。我这次报名考察三峡，本着看、听、想，主要是听科学家们的意见，如我们的团长周培源，就是大科学家。这个话题暂时不谈，我想问你，别人早同我透露，你正在写一本关于梁漱溟的书，什么时候能面世？写到什么程度了？”
我于是一一奉告：全书15万字左右，题为《梁漱溟问答录》，梁先生本人已全部看过了。明年（1987年）北京《人物》杂志开始连载，只是其中1953年梁漱溟先生与毛泽东主席发生顶撞、争吵，并受到严厉批判的那一章，他们还没有最后拍板，等等。他立即直言：“传记的生命是真实，人物的是非功过在第二位，而且要后人评说，要时间检验。1953年的事许多人都知道，经历者健在的还有不少。如果没有这一章，你的书可以暂时不出版。我可以断言，你的书一定能出版的，也一定受读者欢迎的。出版早晚，并不重要。”
1988年4月，《梁漱溟问答录》全书一字未删地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先后出版。我很快给他寄去一本，他来电表示感谢。
同年6月，梁漱溟先生病逝于北京。次年经山东省有关部门与梁漱溟先生的家属商定，在山东省邹平县建立陵墓（按：梁漱溟先生1931—1937年曾在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并设碑林。笔者受托，请赵朴初先生为梁漱溟先生墓碑题字，并请部分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写碑文，因此登门拜访吴祖光先生。我先让他看了我正带在身上的程思远先生题写的碑文：“潜心儒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因为是事先打过招呼，吴祖光先生当即交给我他挥毫写成的碑文题词：
十丈红尘，千年青史。一生拥抱，万里江山。
同时，他还送我一张条幅。
1990年8月，香港出版《中国的脊梁——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一书，其中收进了我写的《梁漱溟与毛泽东》、《梁漱溟拒绝“批林批孔”》等文章，事先我一无所知。一天，吴祖光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已拿到这本书，问我收到没有。我如实回答。他生气地说：“这个陆铿怎么搞的？不像话！你甭管了，我来过问！”不几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快来我家吧，书拿到了。”我立即赶往吴祖光先生在东大桥的住所，拿到陆铿签名的赠书。他还笑着说：“我一个电话，他（指陆铿）就托人从香港捎过来了。这是一本两岸三地人士纪念梁漱溟先生的文集，很有保存价值。”
与吴祖光先生的交往中，印象最深也使我颇替他担心的一件事，是1997年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期间，在人民大会堂，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是我在政协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了。我当了连续四届的政协委员，今年80岁了，下届应该让位给年轻人了。我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明天到小组会上放上一炮，说说我的一点心里话，给我的当政协委员的经历留下一个印记。”
我当即问他放什么“炮”，他扼要地给我说了一些。我一听大吃一惊，极力劝阻他，这个炮此时此地不能放。关于毛泽东主席的功过是非，中央早已有过文件。再说这类意见，就是要表达，也应该书面通过政协向中央反映。如果在会上公开发表，连主持人和听会者都为难，更不用说向外公开报道了。
他听后连连摇头，说：“劝阻我的，你也不是头一个。这个主意我已拿定，非说不成。我一认为这桩事不是哪个人的事，是事关国家、民族的大事。对不对？听不听？我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听说，他第二天真的在小组会上“放了一炮”。不过毕竟时代不同，当今开明盛世，在公开的会议上言者无罪，也由此得到一次印证。
（四）陈锦华打听《梁漱溟问答录》的作者
陈锦华同志是在1998年3月召开的第九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在这之前的近20年时间里，他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国家计委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等重要职务。我只是知道他的大名，却无缘认识。
在我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三年后，我已从《人民政协报》调回全国政协机关。每天中午餐后，我有散步半小时的习惯，在冬天则一般都在室内转圈，而政协机关新办公楼之间的多功能厅比较宽敞，中午散步的人不止我一个。头几天我就注意到有位身体壮实的60岁开外的老同志，由两位年轻人陪着，每天中午也在多功能厅散步。别人告诉我，他是陈锦华副主席，边上一位是秘书，一位是警卫员。因为不熟，自然不便搭话，甚至散步碰面时，我还有意拉开一点距离。有一天碰面时，他的秘书忽然向我招手，我迎了上去，秘书同陈锦华说：“陈主席，这位是政协机关比较老的同志，也是政协委员。”我即回答说：“我在政协机关已工作30多年了。三年前从人民政协报社调回机关，在民族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他随即同我握手，接着询问政协机关历史上的工作、人员、编制、办公用房等演变的情况，我在边走边谈中简要地向他作些汇报。大概也就十多分钟吧，他把话头中断，站住对我说：“还在头几年，我看过一本叫《梁漱溟问答录》的书，记得作者是政协机关的一位工作干部，早前为梁漱溟先生服务多年，请问这位同志现在还在机关吗？我想打听一下。”我先一愣，而后一笑，说：“真是巧遇，我叫汪东林，那本书就是我写的。”他一听哈哈笑出声来，两位年轻人也笑了。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紧，然后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今天先谈到这里，下次中午散步遇到再请你谈谈写作情况吧。”后来，还真的又谈了几次，主要由我谈《梁漱溟问答录》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写作过程，他偶尔发问。最后一次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讲真话，不讲假话，这是一桩特别重要而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事。在党内是彭德怀，在党外是梁漱溟，他们是坚持讲真话、不讲假话的代表。我从你的书上对梁漱溟先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希望你今后能写出更多的好作品。”自此，我认识了陈锦华副主席。
2004年，《梁漱溟问答录》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字数比1988年旧版增加了一倍。我将新书寄给陈锦华副主席，他不仅对我颇加赞许，而且还写信向有关报刊推荐。我的另外两本书，即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远去的背影》和2007年出版的《1949年后的梁漱溟》，给他寄去后，他也给我非常大的鼓励。
时光流逝，岁月无情。2013年，是梁漱溟先生逝世25周年，更是梁漱溟先生诞生120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新版《梁漱溟问答录》，无论是对梁漱溟先生本人，还是对海内外众多的梁漱溟先生的仰慕者和研究者，都是一种有意义的纪念。如前所述，自梁漱溟先生病逝至今，海内外出版的有关梁漱溟的传记作品和研究专著已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真正对梁漱溟先生的深入研究，只能说刚刚起步。这一方面有待于后来者加大研究工作的力度，一方面还有待于对梁漱溟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若干档案材料进行解密。对于后者，笔者可能是知情者之一。仅就我所经历、所接触、所知道的这一部分，限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现存的档案材料——特别是高层档案材料，即便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至今仍没有对公众解密。由此可见，当今的历史学者和历史爱好者，要对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做出真正公正而客观的评价，是多么不容易。当年，我多少也冒着不少指责和阻力，推出《梁漱溟问答录》和其他著作，并得到读者和社会的认可，而今，我也早已年过古稀，垂垂老矣！但我仍然期待真正公正、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日的到来。只要人人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群众是一切人物和事件的功过是非的最终裁判者，那么再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可以发掘出深层次的原因和内幕而还原出本来的面貌，让后来者能吸取前人的历史教训。
2012年12月16日
写于北京文溪斋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