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主持北大——进北大教授印度哲学——陈独秀在北大——李大钊与我——在北大任教的胡适——从未接谈的辜鸿铭——北大情况补充——我与梁启超——与章士钊半生交往——会晤泰戈尔——我为什么离开北大——与李济深交往及在广东办“乡治”——与陶行知、黄炎培之相识——由河南村治学院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七年
问：梁先生，常听您称赞蔡元培先生的为人和业绩，您能否概括地对“五四”时期主持北京大学的蔡先生作一总的评价？
答：蔡元培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与他开始相交，虽在七十年之前，但不少事情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一直认为，蔡先生的了不起，不单是他的学问，他的品格，而首先在于他开创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效于后来，为世人所公认。当然，这一切并非蔡先生一人之功，乃时势之所趋，自有许多人参与其中，但细数起来，在当时的中国，在五四运动前夕的北京大学，论其影响和作用，蔡先生是居首位的。他的业绩，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文化教育各方面。几年前，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赞誉蔡元培先生为“我国现代知识界的卓越先驱”，所称极是。
问：何以当时蔡元培先生一接任北大校长，北大的面貌即为之一新，其影响波及全国，如此深远？梁先生是当时北大的教师，对蔡校长的办学宗旨，有何评论？
答：主张“兼容并包”和提倡“学术自由”，是蔡先生当时十分明确的办学宗旨，反映在许多方面，而且始终如一。在任用师资上，蔡先生聘请了大量新派名家，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周树人、陶孟和、顾孟余、钱玄同、高一涵等，但同时也邀集了辜鸿铭、刘师培、陈汉章等旧派学者。新旧派人物之间观点各异，种种明争暗斗难免，但在当时蔡先生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他们却各得其所，各行其道。蔡先生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并非是什么学派都赞同，没有自己的定见。从总体上看，蔡先生是极力扶持新派人物，主张传播新思想，并在实际上酝酿了新潮流的。但更使人赞佩不已的是，他并不因为支持新派而反对旧派，而是也给他们一席之地，发表己见，让新旧学派之思想观点在争论比较中决胜负，分优劣。其结果尽人皆知，新学说、新思想从校内扩展到校外，波及全中国，终于酿成了“五四”新潮流。蔡先生的这一业绩，为后人如何对待各家学说和新旧之争，提供了可贵的历史借鉴。
再以当时北大的结社团、办刊物为例，用现今的话说，真是既有“百花齐放”之姿，又有“百家争鸣”之实。说大的，有名的“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先生是主要发起人之一。这个组织不仅联络了当时南北方许多有志有为的青年（如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等等），而且逐步扩大，与其他团体联合行动，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说小的，我参加了的“行知社”，原是学生发起的小团体，宗旨是行其所知。我记得组成后给校长打了报告，蔡先生很快批准，并拨了专门的房间供开展活动使用。蔡先生虽然不无自己的看法，但作为校长，他对校内各种社团和刊物，不管人数多寡或观点异同，可以说是一视同仁的。如果说当时北大的社团多如夜空繁星，刊物似雨后春笋，并不算过分夸大。
问：梁先生二十多岁就被蔡元培先生聘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其间详情鲜为人知。梁先生能向读者细谈否？
答：说到我自己，虽然当时也在蔡先生的包容聚拢之下，年仅二十四岁就被聘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实则我是得到当时北京大学培养之人，而不是如许多名流学者那样得到发抒之人。我那时不属于新派，但要说是旧派也还数不上我。在当时北大的旧派学者中，有辜鸿铭、刘师培等名流，我是不够格的。我说自己是受当时北大培养、教育的人，意为蔡先生的了不起，并不止于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算，如我这样并非学生而实际受培养者，亦不在少数。
我认识蔡元培先生，则更早一些。蔡先生是民国开国后的第一任教育总长，我当时在京津办的《民国报》做外勤记者，曾数次见到蔡先生，但当时我认识他，他却不记得我。袁世凯死后，组织南北统一内阁，张耀曾作为西南势力的代表出任内阁的司法总长，我和沈衡山（钧儒）做他的秘书。1916年冬天蔡先生从欧洲回国接任北大校长时，我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的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惟独推崇佛学（家）。蔡先生抵京后，我经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廉（蔡任总长时范是次长）的介绍，带着这篇文章，慕名去见蔡先生。当我拿出文章时，蔡即说他路过上海时就看过了，并说了要请我到北大教书的话，还说他也爱好哲学，这次到北大要着重办好哲学系等等。过了不久，蔡先生约我与陈独秀先生于他的校长室（陈先生是新聘的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谈论要我到北大担任印度哲学这门课。我当即说，据我所知，无论西欧或日本，讲印度哲学并不包括佛学，一般都是讲六派哲学。而我自己对六派哲学素不留意，仅仅是对佛学有兴趣而已。要我教印度哲学，怕不能胜任。蔡先生回答说，你固然不甚懂印度哲学，也没有发现旁的人对此更精通。谁也不过知道得一星半点，横竖差不多，你就大胆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担。蔡先生又说，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自己也爱好哲学，我们还有不少爱好哲学的朋友。我这次办大学，就是要将这些朋友，乃至不甚了解的朋友，都聚拢在一起，彼此磋商，共同研究，你怎么可以不来呢？你不要当做老师来教人，可以当做是来研究，来学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打动了我的心，我只有答应下来。
但是，我答应是答应了，无奈当时我确实分不开身。作为张耀曾先生的秘书，沈钧儒先生主要为张照顾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是管机要的，南来北往的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深夜。我既于这门课生疏，如何有时间去作准备、编讲义呢？我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代课，正好许与蔡也相熟，蔡就同意了。次年政府改组，耀曾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十月间，我返回北京，恰逢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后一直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我正式到了北大。就这样从1917年至1924年，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这七年之间，我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说之不尽。论年龄，蔡先生长我近三十岁，我至多只能算个学生，其他同事也大都比我年长。所以我说北京大学培养了我，绝非是谦词。
更应该指出的是，论我个人资历，一没有上过大学，二没有留过洋；论专长，不过是对某些学科经过自学、钻研才一知半解，至多也只能说是一技之长吧。蔡先生引我到北大，并且一住就是七年，这表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也说明蔡先生在用人上称得上是不拘一格的。只要符合他的办学宗旨，哪怕只有一技之长，他也容纳、引进，并给以施展之地。蔡先生以前清翰林而为民国元老，新旧资望备于一身，当时的新旧派学者无不对他深表敬重。即是在哲学方面，他也远在民国之前，就出版了《哲学要领》等著作。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时，仍好学不倦。我记得有位张克诚先生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庙里讲佛学的“唯识”中的“观所缘缘论”，蔡先生居然亲自去旁听。
问：陈独秀是“五四”时代的风云人物，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也是佼佼者。梁先生当年与他相交可深，有何评论？
答：我与陈仲甫（独秀）先生相识在进北京大学之前，记得是1916年夏秋之间，李大钊先生宴客于北京南城瑞记饭庄，我和陈都应邀出席，在席上初次相遇。后来同在北大，也常有机会相见，但彼此间谈不上有什么深交，只是他给我的印象极深。我认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首先打开大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记得有一次校方召开北大三院教授会议，会上发生争执，陈独秀当面直通通指责理科学长（院长）、科学家夏元瑮，使夏下不了台，会上不少教授对陈的盛气凌人十分不满，形成僵局。是蔡先生当场出面劝解，才为陈解了围。
问：听说梁先生当时与李大钊先生交往颇深，直至他被奉系军阀杀害，您还参与筹办丧事。梁先生可否细谈？
答：我认识李大钊先生，更在陈独秀之前。我们是前后脚进北大的。我每次到北大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他主编的《每周评论》，我顺手取阅。他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时交还。总之，彼此十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俗套。
记得是1921年寒冬的一天，我走访守常（李大钊）于其家，告诉他我即将结婚。他笑着说，结婚对于他，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自述生在父死之后，而母亲又在生他之后不久死去。所以他竟没有见到过父母的面，全靠祖母抚养长大。由于祖父母自顾年老，便为他早早成婚。婚后不太久，祖父母便故去，只余他和他的赵氏夫人。赵年长于他五六岁，彼此感情甚笃。赵夫人自愿守在家园而促他外出求学。
在离开北京大学之后，记得是1927年春天，有一日我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他忙着接待，我不便多说话打扰他，不久便退出，不料这竟是最后一面。不多日便闻知他全家被捕，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和执政于北京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士钊）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先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张作霖之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他将去见杨，可保守常亦不死。其结果直到守常被引出就刑时，眷属方释放回家。
当我闻悉守常被害后，立即从西郊赶入城内，一面看望其家属，一面看视守常装殓。其时他家属已回到西城二龙坑朝阳里旧居。我望见守常夫人哀泣不起，劝慰几句后便留下十块大洋退出，改往下斜街长椿寺——守常遗体停柩在此。我到达寺门时，门外一警察对我说：你们亲友来到，有了交代，我就走了。我点首应承，随即入内巡视。只见棺材菲薄不堪，心中一沉，即从寺内通电话于章宅吴弱男夫人。盖我夙知守常曾为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的家庭教师，宾主甚相得。待弱男夫人来到时，各方面人亦陆续而来，便共议改行装殓之事，直至商妥为止。
守常当年的熟友，除我外，于树德（永滋）已于几年前故去，张申府（崧年）也于1986年去世。于、张二位原与守常同为中国共产党人，但有始无终，后来离开了。而我则根本是党外之人。今天回首，奇妙的是守常等诸位共产党的熟朋友，均未有人介绍我加入共产党，显然我这人条件不合。尤其是守常，为中国共产党之发起人和领袖，终且为党捐躯，而我则根本不在党。因而尽管彼此间友好相熟，究不便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
当年我与守常相熟，有时便一同游憩。几年前纪念守常，中国革命博物馆出示一张有守常、张申府、雷国能和我四人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合照的相片，推计其时间当距今已六十多年了。漫漫半个多世纪，外敌入侵，世局动乱，此相片我手中早已无存，今日展视之余，不胜追怀感叹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