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1年建国以来，澳大利亚民族文化不仅形成了，而且日益繁荣与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民族文化，从而在颇大程度上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澳大利亚民族文化是怎样形成、发展与繁荣起来的，它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本文试图作一番述评。
一
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其文学成就上。从190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澳大利亚涌现出一大批有成就的文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文学家有劳逊、弗菲、布伦南和怀特等人。他们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代表和奠基人。
亨利·劳逊（Henry Lawson，1867～1922）出生在新南威尔士，父亲是挪威人，金矿探矿员，母亲是澳大利亚人。亨利·劳逊受教育不多，20岁便开始工作。最初，他给悉尼《新闻公报》写小说和诗歌。1900年去伦敦，因在那里受到奚落和伤害，大大地激发了他的民族义愤，在愤怒中逐渐变成聋子。从此之后他更加热爱祖国和同情弱者，并把这种情感倾泻到他的作品中去。劳逊的作品很多，且有特色，小说有《父亲的伴侣》、《牲口贩子的妻子》、《黑暗中的孩子和外国父亲》、《乔·威尔逊》等。他还发表了不少的诗作，并出版了诗集，著名的诗作有《共和国之歌》、《大街上的面孔》和《乔·威尔逊及其同伴》。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或是诗歌，在思想内容上深受俄国大文豪高尔基的影响，并着意刻画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的形象。
弗菲是和劳逊齐名的作家。约瑟夫·弗菲（Joseph Furphy，1843～1912）出身十分贫苦，长期充当农工和牧羊人，一直到1883年。此后他在维多利亚舍帕顿一家铸铁工厂当工人。1903年他的名著《如此一生》出版，轰动了文坛。弗菲试图通过此书描写有关人的各种问题。在文学理论上，他不赞成19世纪的浪漫主义观点，主张现实主义。因此，弗菲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派别的鼻祖。
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小说作家。海伦·辛普森是20年代的著名女作家，她的长篇小说《玛洪尼》三部曲最为有名。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辛普森塑造了亨利·理查逊这个人物，他的形象在人民中有很大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小说，如卡萨琳·苏·普利查德的《干活的公牛》与《库尔纳督》、爱尔德肖的《建起了一所房子》、女作家巴·贝恩顿的《乡野素描》（1902）和幽默小说家阿瑟·戴维斯的《在我们选领的土地上》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都是有极大的感染力的著作，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其中《在我们选领的土地上》被改写成电影脚本，于1939年拍成电影公演。
在诗歌方面，这一历史时期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诗人，其中成果最多和影响最大的是两位大诗人——布伦南和奥多德。
克里斯托佛·约翰·布伦南（Christphy John Brennan，1870～1932）1870年出生在悉尼，幼年和青年时代在天主教学校受教育，1885年至1887年曾作为“天主教学者”在里沃维学院工作，以期将来当一名神甫。但后来他离开该学院进悉尼大学，攻读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与哲学，因受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著作影响而抛弃了天主教信仰。1892～1894年他留学德国，在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象征派诗人的作品，深受其影响，并开始创作。回国后在悉尼大学执教，任副教授，讲授德语和比较文学等课程。1925年因婚姻问题声誉受损而被学校解职。晚年陷于贫困与忧伤，靠友人资助救济过活，1932年10月死于穷困潦倒。布伦南发表的作品很多，均收集在《布伦南诗集》中，有名的作品是《利丽丝》和《徘徊者：1902～》。
伯纳德·帕特里克·奥多德（Bernard Patrick O′dowd，1866～1953）是和布伦南齐名的大诗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墨尔本度过，曾先后任维多利亚州高等法院图书馆馆长和州议会法案起草员。奥多德出版过多卷本的诗集，著名的诗为《有边界的自治领》（1907）和《丛林》（1912），此外还发表了许多评论诗歌的论文。奥多德在1909年发表的《论诗的战斗性》一文中指出，诗人应当为人类的进步而劳动，诗歌应以社会的进步与改革为主题。
布伦南和奥多德的作品亦奠定了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基础。
20年代出现的新秀诗人中，著名的还有麦克雷、斯莱塞、威尔莫特等人。斯莱塞的《在雷恩湾的牧羊神》和威尔莫特的《墨尔本颂》在读者中曾产生过强烈的影响。1923年，“幻影”出版社出版了《澳大利亚诗集》，这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诗集是集澳大利亚诗歌之大成的著作。
剧作方面也有新的成就，主要代表人物是喜剧作家罗伊·雷内（Roy Rene，1892～1954）。他出生在阿得雷德，15岁就开始粉墨登场，后来在悉尼国家剧院演喜剧成名。他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雷内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是他的《麦卡基的公寓》。他是澳大利亚在二战前最杰出的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
这一历史时期，音乐与绘画也发展起来，并日益民族化，进一步摆脱了英国文化的垄断。以音乐言，1906年，音乐家艾·齐尔门建立了墨尔本交响乐队。1908年，另一著名音乐家W。A。奥查德主持建立了悉尼交响乐队。1916年，为了培养本民族的音乐家创建了新南威尔士音乐学院，1923年该院又建立了管弦乐队。这几件事大大地促进了澳大利亚音乐民族化的进程。
在声乐方面，这时出现了像内莉亚·梅尔巴夫人（Dame Nellie Melba，1861～1932）这样在国际上有极大声誉的歌唱家。梅尔巴是一位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花腔高音歌唱家。她出生在维多利亚利蒙德，曾在墨尔本圣公会女子学院学习，她最喜欢的课程是彼得罗·塞克契的声乐课。1887年，梅尔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首次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她经常到英国、美国、法国巡回演出，如在伦敦著名的克文特—卡登广场大剧院和在纽约大都会剧院演出，她的成就为澳大利亚争得极大的荣誉。她在1902年回国，回国后曾在音乐艺术学校教过书，也曾从事慈善事业，于1932年去世。梅尔巴的功绩在于在颇大程度上促进了澳大利亚音乐的民族化。
在绘画艺术上也像音乐一样出现了民族化的发展趋势，并有新的突破。这主要表现在海德尔堡客观印象派的作品上，属于该派的澳大利亚画家有罗伯茨、斯特利敦、麦克库宾和库德尔等人。他们的作用被视为澳大利亚风景画的典范。帕特逊是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浪漫主义派的大画家，他亦擅长画风景画。
总之，在二战前，澳大利亚的文学艺术加速了自己的民族化的进程，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这是与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经济与政治日益民族化的进程相适应的。
二
二战后的年代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是其日趋成熟时期，并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格局。这也是与战后澳大利亚经济日益发达，政治日益成熟相辅相成的，因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政治与经济的集中反映。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化上承澳大利亚以前的文化，换句话说，是二战前文化的继续与发展。
首先，文学艺术有了巨大的发展。同时，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小说有伊利克·拉姆伯特的《两万个贼》和《老兵》，这两部小说都是以战争（二战）为题材的。《两万个贼》是描写北非沙漠的战争，而《老兵》是描写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反日战争的。大卫·弗莱斯特的《最后的蓝海》也是描写战争的小说。除这两位作家外，还有一大批著名小说作家：汤姆·韩哲福德、爱利诺尔·达克以及前面提到的普利查德。他们写的小说有不少也是描写战争的，因为他们本人都亲身参加了战争。描写战时的那些小说几乎都是在战后出版的。
作为这个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家要首推怀特了。帕特里克·维克多·马丁戴尔·怀特（Patrick Victor Matindale White，1912～）于1912年5月28日生在伦敦，长期在英国受教育。1929～1933年，怀特在澳大利亚工作过一段时间，但1933年再去英国求学，进剑桥大学研究法语与德语，1935年获文学学士，并开始创作发表一些剧本和诗歌。在这些著作中，他发挥了他那讽刺笔法的才能。他这一时期还曾漫游欧美大陆，开阔了视野。1939年，怀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快活谷》，以后陆续发表小说，如《生与死》、《姑母的故事》、《人树》、《沃斯》、《四轮马车的乘客》、《飓风的眼》、《美丽的大鹦鹉》、《玻璃杯上的裂缝》，其中《沃斯》是一部最畅销的小说。1973年，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第一位获得这个世界最高荣誉的澳大利亚文学家。怀特还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他在1946年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颇负盛名，并且还改写成话剧在剧院里上演过。1986年，怀特又把他的小说《沃斯》改写成剧本，并公演。在政治上，怀特持进步立场，反对澳大利亚参加越南战争，反对澳大利亚政府为越南战争征兵，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越南问题。他在文学上的贡献和正义的立场，对澳大利亚作家和人民有很大的影响，博得了世界声誉。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富兰克·哈迪的小说《没有光荣的权力》。这部书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果。它是一部描写维多利亚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不光彩行径的小说，为此曾引起诉讼案件，他获胜诉，从而使这部小说博得了极大的声誉。
这一时期的诗歌水平也有了新的发展，又涌现出一批新的诗作。这些作品继承和发扬了劳逊、布伦南和奥多德的成就，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创新，如哈雷的《厄恩·马雷的恶作剧》、霍普的诗集《流浪群岛》、朱·莱特的诗集《浮象》。此外还有一些很有才华的诗人，如费茨哲尔德、麦尼福尔德与马丁。他们的作品不仅蜚声全国，而且蜚声世界。
戏剧方面，战后出现了许多优秀剧作，如40年代优秀的剧作是萨姆纳·埃利奥特的《生锈的喇叭》；50年代是莱伊·劳勒尔的《第十七个美男子的夏天》。劳勒尔的剧作曾在1955年11月在墨尔本大学剧院上演，获得很大成功。该剧在20年后又上演，仍获得巨大成功，被称赞为澳大利亚民族戏剧的开端。《第十七个美男子的夏天》描写一位割甘蔗的工人，他体格健壮，能干，善于交朋友。同时，该剧也刻画了一些好人与坏人的形象。作者给澳大利亚人提供了一面镜子，来照一照他们所接触的人们。劳勒尔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剧作家的创作热情，因而涌现出一批新的剧作家和剧本，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西摩尔及其剧作《一年的一天》。
电视的出现与普及在两个方面促进了戏剧活力的提高：一是为演员、剧作家提供了用武之地；二是提供了日益增多的观众。因而自50年代起出现了一些业余剧团、专业剧团以及许多剧作家。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民族歌剧和芭蕾舞剧也发展了起来。
民族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澳大利亚散文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散文作家和优秀散文作品。散文作家中以阿兰·马歇尔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的散文集《我跳过泥坑》成为畅销书，出版后不久就销出200万册，堪称杰作。散文作家还有海尔·鲍特、戴尔·斯蒂文斯、约翰·莫里逊、马丁·鲍伊德、兰多尔夫·斯图，等等。
战后为适应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涌现出了许多严肃而又质量高的文学刊物，其中影响大的刊物为年轻的政论家兼诗人麦克斯·哈里斯和约翰里德主办的文化期刊《生气的企鹅》。上文提到的那首名诗《厄恩·马雷的恶作剧》就是由该杂志发表的。文艺评论刊物有《南风》和《民进》，它们分别是在1939年和1941年创办的。50年代以后出版的文学期刊增多了，质量也进一步提高了，著名的有《大陆》、《象限仪》、《澳大利亚文学》、《前景》、《西风》与《南风》等。
绘画艺术亦有长足的发展，西德尼·诺兰、罗素·德莱斯戴尔、阿瑟·鲍埃德和多贝尔都是战后著名的画家，他们的作品浸透着澳大利亚的民族精神。西德尼·诺兰的作品《河曲》最为著名，是公认的不朽作品。
广大作家、学者、记者、艺术家和教师还花费大量精力与财力深入民间，去发掘民间文学艺术，收集出版了叙事诗、民歌、民间故事、民间音乐等著作，从而促进了澳大利亚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1974年，一些文学家和作曲家在联邦政府的要求下创作了新国歌《进步美好的澳大利亚》以取代殖民主义的旧国歌《主佑我王》。新国歌的创作是澳大利亚最终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最后痕迹的标志，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声乐方面，战后出现了女高音歌唱家琼·苏萨兰，她在国内外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可与澳大利亚二战前著名歌唱家内莉亚·梅尔巴夫人相媲美。
这一时期，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战后各大学由于录取了大批复员转业军人，入学人数猛增，学校一时供不应求。为适应形势发展，1946年联邦政府决定拨出巨款在堪培拉创建国立澳大利亚大学。这是一所专门从事物理学、医学、社会科学和太平洋地区问题研究与教学的全国最高学府。但真正缓解学生入学数量与学校数量的矛盾是在50年代。在这10年内又创办了两所大学：在墨尔本创建了莫纳什大学；在悉尼正式建立了新南威尔士大学。此外，在60年代后期又建立了高等教育学院。这样，澳大利亚形成了本民族的高等教育体系。
由于经济的繁荣与文化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体育、建筑、医学和科技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战后，澳大利亚体育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成为在世界体育运动中居重要地位的国家，是参加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全部项目的少数国家之一。1956年，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成功地举办了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世界各国运动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国威。澳大利亚运动员在这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大显身手，赢得多枚金牌、银牌与铜牌。在这一年，通过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电视也因而传入澳大利亚，并很快地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出现了全国性的“电视热”。“电视热”极大地冲击了电影院和收音机，这说明澳大利亚人民的文化生活向更高水平发展。
随着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人民对居住条件的要求日益提高，加之，战后数以十万计的移民迁入，推动了大规模住宅建设，尤其是建造豪华住宅、旅馆、文化公共场所。同时，在建筑艺术风格上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最代表这一时期建筑艺术风格的建筑物，莫过于悉尼艺术歌剧院和墨尔本艺术馆。它们是澳大利亚建筑业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1957年1月，澳大利亚各报刊都报道了修建新的悉尼歌剧院大厦的新闻。悉尼歌剧院大厦是由丹麦建筑大师乔恩·乌茨昂设计的。它位于悉尼市中心，最初设计造价为350万澳元，在施工过程中造价不断增加，最后增加到1亿澳元。工程十分浩大，直到1973年才竣工。悉尼歌剧院造型优美精致、富丽堂皇，令人惊叹不已。墨尔本艺术馆也大致与此同时建成。这又是一座规模宏伟、金碧辉煌的艺术宫殿。这两座艺术宫殿的建成，说明澳大利亚建筑艺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澳大利亚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医学水平在战后有了很大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医学领域里有重大的突破。澳大利亚医学家麦克法兰·伯尼特教授（1899～1985）同他的助手达姆·简·麦克纳马拉一起至少发现了两种小儿麻痹病毒，此后不久，伯尼特又发现流行性感冒病毒，并研究出这种病毒的预防疫苗。为此，他于1960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澳大利亚科学家在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诸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射电天文学和X射线天文学研究均居世界先进行列。
总之，到80年代，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出现了繁荣的格局。
三
综观建国后澳大利亚文化的发展，我们清楚地看到，它有下列几个特点。
第一，沿着民族化道路发展。
澳大利亚从1901年走上独立道路后，基本上沿着摆脱英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控制的方向发展。澳大利亚为使本国成为独立国家采取了种种措施与政策，其基本指导原则是使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即澳大利亚化。澳大利亚人十分清楚，没有澳大利亚化或民族化，根本谈不上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富强。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它的民族化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的体现，任何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除种族的差异之外，民族文化的差异是其重要的因素之一。澳大利亚文化的民族化主要表现为一个世纪培育出一大批本民族的反映民族精神的文学家、诗人、音乐家、歌唱家、科学家，并以他们的成就为核心形成了澳大利亚的民族文学、诗歌、音乐、戏剧、体育与科学。澳大利亚的文化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英国文化了，而是扎根于澳大利亚土壤中，反映澳大利亚民族精神，并具有澳大利亚民族的传统、风格、表现形式与内容的文化了，一言以蔽之，是澳大利亚民族的文化了。
第二，向多元化发展。
向多元化发展是澳大利亚文化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澳大利亚文化是以英国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但在建国后90多年来也吸收了不少澳洲土著黑人和其他外来民族的文化，主要是通过英国移民带进的文化，诸如欧洲大陆诸国的移民和亚洲诸国的移民带进的文化。因此，澳大利亚民族文化是一种诸种文化融合型的文化。但由于澳大利亚长期以来推行“白澳政策”，这种多元的发展趋势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虽然如此，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还是强烈地表现出来，尤其在70年代初废除了“白澳政策”之后。
澳大利亚民族文化从历史上说曾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与束缚，实际上，是一种殖民地类型的文化，或者说是由殖民地类型的文化演变而来的文化。因此，它强烈地要求摆脱英国文化殖民地式的影响与束缚。要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提高本民族文化的素质和水平，而吸收土著黑人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是提高、发展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第三，具有模仿性的特点。
澳大利亚文化，就其来源和主体而言，是通过英国大规模的移民而把英国文化移植到澳大利亚来的。虽然后来澳大利亚文化又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但其主体仍是英国文化。这种状况必然赋予它以很强的模仿他国文化的特点。
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文化完全不同于其他那些古老国家的文化，例如不同于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欧洲诸国文化、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是经过了以千年计的演变和融合而形成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处于成熟时期。它们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和发展自己，但很少有模仿性，虽有，也不严重。而澳大利亚文化却没有这样漫长的历史来演变与融合，基本上是一种相对不稳定的文化，处于青春成长期的文化。这种文化必然还须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和发展自己，使自己迅速成熟起来。属于澳大利亚文化类型的国家有美国、加拿大、南非、新西兰、新加坡等国的文化。严格说来，澳大利亚文化的模仿性远远超出上述诸国。
以文化发展的角度言，模仿性有两面性：一方面易于导致不加分析地、机械地生搬硬套；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大胆地吸收别国的优秀文化。这种两面性，澳大利亚兼而有之。
第四，从总体上看，澳大利亚的民族文化显然是属于西方类型的文化。
无论从澳大利亚文化的来源和主体看，还是从其传统、风格、气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看，均和英美文化、欧洲文化是同类型的，而和东方文化有着质的差异。应再次指出的是，澳大利亚的民族文化有一段时期是属于殖民地类型的文化。
我们在研究澳大利亚民族文化时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些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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