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瓦特不仅是澳大利亚现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法学家，而且还是国际舞台上享有盛名的外交家，是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设计师，尤其他所确立的新亚洲政策对后来澳国外交有莫大影响。
一
赫伯特·维尔·伊瓦特（Herbert Vere Evatt，1894～1965）于1894年4月30日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东部的梅特兰城。1918年毕业于悉尼大学，先后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文学博士等学位，并于是年取得在悉尼从事律师的资格。
伊瓦特以律师身份为下层社会代言，颇有名气，遂于1925年当选新南威尔士州议会议员。1929年被英国王室聘为法律顾问，不久又成为伦敦中殿法学学会荣誉会员。1930年任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法院法官，时年36岁，为最年轻的法官。1940年，他在全国大选中作为工党候选人当选为澳联邦国会议员，出任法登政府战时顾问委员会委员。1941年，工党领袖柯亭出任联邦政府总理，伊瓦特应邀入阁，出任外交部长兼检察总长。1945年7月，他在奇夫利内阁中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直到1949年底下野。在9年的外交部长任内，伊瓦特确立了澳大利亚的独立外交方针，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先后出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首届主席、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主席、联合国大会主席。
1951年奇夫利去世，伊瓦特当选工党领袖。同年，澳大利亚共产党遭到孟席斯政府迫害，伊瓦特以法学家身份挺身而出为之辩护，捍卫了基本的民主权利。1954年，孟席斯政府利用所谓彼得洛夫案件大肆鼓噪，打击工党与共产党，伊瓦特再次挺身而出主持正义，揭露真相，粉碎了反对派的阴谋。这两次斗争，他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名声大振，但工党却因此分裂，致使工党在大选中多次失利。1960年伊瓦特辞去工党领袖职务，退出政界，就任新南威尔士州法院第十一任首席法官。这时他身体日益欠佳，1965年在悉尼不幸逝世，享年71岁。
伊瓦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外交家、政治家和法学家。他著述颇多，主要有《自由主义和澳大利亚》（1918年）、《国王及其自治领的总督们》（1936年）、《罗姆酒叛乱》（1938年）、《澳大利亚劳工领袖赫尔曼与劳工运动史》（1940年）、《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演说集》（1945年）、《澳大利亚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1946年），此外还有很多演说和文章。
不少的学者和史家研究伊瓦特的生平，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文章和著作，其中有名的是阿兰·戴尔吉尔的《伊瓦特——不可思议的人物》、莱斯利的《大法官伊瓦特先生与宪法》、凯利·敦南特的《政治家兼法学家伊瓦特》等。
二
1941伊瓦特出任外交部长时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是十分严峻的。首先，无论是国际上或英帝国内部，从不把澳大利亚看作是一个拥有外交独立权的国家。更严重的是澳大利亚自身也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拥有外交与国防独立权的国家，因此该国的政府、国会、政党基本上不研究不考虑本国的外交问题，以至对本国的外交问题无兴趣，甘愿把外交大权让英国掌管。实际上，早在1935年澳国已建立了外交部，但这只是一个空架子，澳大利亚仅在伦敦设一个高级专员。英国在外交事务中，凡牵涉到澳大利亚的事务便为之办理，只把办理意见和结果通知在伦敦的高级专员而已。这种状况一直存在到伊瓦特出任外交部长时。
再以国防言，澳大利亚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如无外交自主权一样亦无国防大全，到二战时，这种状况无多大变化。
然而，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形势大变，澳大利亚无法再维持无外交与国防两权的局面了，国际形势日益朝着不利于它的方向演变。伊瓦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上外交大舞台的。他审时度势，决心力挽狂潮，扭转不利形势，当务之急就是从英国手中夺回外交与国防两大权柄，在此基础上制定出自己的外交与国防政策。为此他一上台立即果断地做出了关系国家命运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决定以澳大利亚名义对日宣战。1941年12月9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伊瓦特决定对日宣战，便电告澳国驻东京公使馆的代办，指示他以澳大利亚国家的名义对日宣战，指示的电文如下：
立即通知日本帝国政府：在澳大利亚联邦英王陛下政府和日本帝国政府之间从1941年12月9日下午5时起处于战争状态。
该电文的重要意义在于澳大利亚政府破天荒第一次承担起国家外交主权的职能了。过去，澳大利亚对敌国宣战都是跟在英国后面做的，从未有过以本国名义与未经英国允准而单独对敌国宣战。斯塔加特说：“澳大利亚的外交地位不是经过要求，而是由日本帝国政府通过他们在堪培拉的一位部长对澳大利亚宣战得到承认的。因此，澳大利亚是作为一个由敌国和友邦都承认的主权参战国而加入战争的。”由此可见，伊瓦特做的这件事是具有何等重大意义了。这标志着从英国手中夺回外交权的斗争开始了。
第二件大事是伊瓦特和联邦政府总理柯亭确立了联美反日的外交方针。在日军强大的攻势下，在东南亚的英军节节败退，到1941年末，一直溃退到东南亚的最南端，甚至连英军在远东的最大军事基地新加坡也危在旦夕，因而澳国岌岌可危。面对这险恶的军事形势，在伊瓦特策划下，1941年12月27日柯亭总理在他发表的《新年咨文》里确立了“以美国为基石”的新的外交方针，改变了过去长期推行的依赖英国的方针。
美国对澳国“以美国为基石”的新方针立即作出了反应，罗斯福总统首先表示欢迎，并指令菲律宾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去堪培拉商谈此事。澳美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其内容为：美澳两国军队共同建立西南太平洋联合总司令部，麦克阿瑟将军任总司令，澳军将军布莱梅出任副总司令，负责指挥陆军；任命另外两名美国将军分别指挥海军和空军；总司令部设在墨尔本。
美国之所以很快接受了澳国的建议，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军在日军强大的压力下丢弃了太平洋上许多战略要地，主要的军事基地菲律宾亦难保，面临着在西南太平洋有丧失栖身之地的危险，且美军士气已成惊弓之鸟。达成协议后，美国把大批军队以及军用物资，包括汽车、飞机、武器弹药陆续运到澳国来，一个新的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基地建立了起来。
第三件大事是伊瓦特通过外交途径协助柯亭总理从中东调回由英国控制的澳大利亚的陆军。二战开始后全部澳军被英国调走，其中三个师在中东，一个师同英军一起保卫新加坡。
1942年1月下旬，南攻的日军攻克新不列颠重镇腊包尔后继续南下。2月下旬，日本空军轰炸澳国北部重镇达尔文和西北部城市布鲁姆，战火已在澳大利亚北部燃起；接着新加坡陷落，澳军第八师同英军一起全部投降，因而澳大利亚危在旦夕。这时，能保卫澳国本土的澳军只是民兵，虽号称20万人，但是受过军训的只有5万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要保卫澳大利亚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调回中东的澳军。然而要调回全部澳军，谈何容易，因为澳国的国防大权操在英国手中。
新加坡陷落的当天（1942年2月15日），澳大利亚三军总参谋长斯图迪将军向内阁建议尽快把澳军全部调回。这时柯亭和伊瓦特正为日益恶化的战局焦急万分。内阁接到建议后立即举行会议，一致同意斯迪图将军的意见，并将内阁的决定电告英国。然而丘吉尔却极力反对，以至罗斯福在这一问题上对澳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收回成命。但是伊瓦特和柯亭以及整个工党政府顶住了压力，坚持己见，决心调回。同时，伊瓦特在外交上大力活动，对英国施加压力，对美国施加影响。丘吉尔无可奈何，只得允准。
强行从中东战场调回澳军就意味着澳大利亚从英国手中进一步夺回了国防大权。
应指出的是，澳大利亚这一外交与国防的大转折乃是为客观局势所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意识到国家的独立是以外交与国防的独立为先决条件的。澳国史家格林伍德指出：“1941～1942年的种种事件，如日本军队取得了初期的胜利，以及英国无力保证澳大利亚安全等，使澳大利亚在外交史上似乎出现了一个新纪元。”正如上文所言，澳大利亚依赖英国的思想自殖民地时代开始直到1941年，不仅政客有之，就连普通老百姓亦有之，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依赖，而且在文化上、教育上亦依赖，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依赖澳国人一直把英国视为母国，从不把它当作宗主国。这也是移民殖民地的一个显著特点，过去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南非亦曾有之。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瓦特做出的上述三件大事是具有非常深远意义的：从外交和军事上说，使澳大利亚摆脱了英国的控制；从澳大利亚自身上说，清除了依赖思想，树立了独立的思想和自力更生的观念，是一次思想革命、观念革命，从而更深入地清除了殖民地的痕迹。这实质上是澳大利亚民族独立运动的继续与发展，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
三
在取得外交和国防两大权后，伊瓦特作为独立国家的外交部长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国际正义，纵横捭阖地展开了外交活动，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戏剧，表现了自己的外交才能。
早在1942年，丘吉尔和罗斯福就已确定了先打败希特勒德国再打败日本的战略总方针，这对澳大利亚当然不利。伊瓦特十分清楚，要把这一战略总方针改变成先打败日本再打败德国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他认为可以在这个总方针下确定自己的原则和方针。伊瓦特对英美的战略总方针采取了两项措施，一项是千方百计利用美国的巨大军力和战略物资来强化西南太平洋战场上的力量，为战争的胜利打下牢固的基础；二是展开外交活动，为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战场上或战后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为此，他在1942年就建立太平洋战争委员会说服英美，并建议该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由罗斯福直接领导。太平洋战争委员会于是年成立，澳大利亚成为成员国，取得了与英国同等的发言权。该委员会成立后，伊瓦特分别在1942年和1943年两次率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英美的首都，同罗斯福和丘吉尔就有关西南太平洋战争问题举行会谈。他以独立国家外交部长的身份同英美政府首脑商谈国际重大问题尚属首次，显然，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
伊瓦特认为要进一步取得澳国在南太平洋区域的优先发言权，必须和新西兰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否则孤掌难鸣。因此，在1944年就同新西兰领导人就有关澳新战后在南太平洋地位问题举行会谈，并于同年签订了《澳新协定》。协定的内容为：在打败日本后，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在讨论南太平洋问题时必须首先征求澳新两国的意见；澳新两国在本地区防卫方面进行合作；双方确定了有关托管南太平洋诸岛共同恪守的政策。为了进一步贯彻本协定，两国政府在1947年还建立了南太平洋委员会。
伊瓦特在向澳大利亚联邦国会说明为什么要签订《澳新协定》时指出：“两国政府认为，着手制定南太平洋方案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组织胜利和保证战后稳定的新时期。”
总之，伊瓦特通过上述外交活动达到了他那两条原则所要达到的目标。
到二战晚期，伊瓦特已在国际上很有名气。他作为一位著名的外交家积极地参加了联合国的创建工作，是联合国主要创建人之一。
1945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创建联合国的国际会议。会上，伊瓦特对联合国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例如对美国起草的《联合国宪章草案》提出了38条修正意见，被全部或部分采纳的就有26条之多。联大建立后，尤其是日本投降后，伊瓦特全力投入到解决日本问题和确立澳大利亚的新的亚洲政策上来。旧的亚洲政策是所谓“越过亚洲”的政策，即不和亚洲各国交往的政策，这是从其“白澳政策”立场出发的。
伊瓦特认为必须从严解决日本问题，绝不能从宽。因此必须坚持这样的方针：审判日本战犯，予以严惩。他还一度主张审判战犯裕仁，以确保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未来的安全。要指出的是，日本问题解决得不如德国问题解决得那样彻底，遗留的问题很多。这既有美国领导人的责任，也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领导人的责任。这也是日本右翼反动势力经常兴风作浪，敌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
解决印尼问题是战后伊瓦特耗费精力和时间最多的。二战结束时，伊瓦特及其他内阁成员都希望荷兰恢复在印尼的统治，但后来伊瓦特改变了这种政策，代之以支持印尼民族独立的新政策，这也是他制定新亚洲政策的开端。他采取了中立偏袒印尼的政策。当时伊瓦特任联大主席，他利用这一有利身份促使印尼与荷兰在1949年达成协议。协议的基本精神是荷兰承认印尼独立。解决印尼问题他前后花了4年多的时间，可谓用心良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伊瓦特很重视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他和当时的工党领袖、政府总理奇夫利取得了共识：本年度12月大选结束后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派大使。这是伊瓦特所确立的新亚洲政策的又一重要体现。但遗憾的是在1949年12月大选中工党失败，保守党上台，故承认新中国向后推迟22年之久，最终还是工党执政时宣布承认的。
在国际舞台上，伊瓦特主持正义还表现在他对战后西方所推行的“冷战”政策持批评立场。1948年末，他作为联大主席因批评“冷战”政策而触怒美国。他认为大国推行“冷战”政策会危及世界和平，还认为在二战中苏联损失惨重，不可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的这些观点和英美的观点相抵触，那时英美正对前苏联封锁柏林这一事件大做文章。他的这种立场在当时世界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支持了主张和平的国家与人民。
伊瓦特对澳属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托管政策进行了政治改革与财政改革，这也表现了他那外交家的风范。还在二战时，他曾谴责了过去历届政府的托管政策，他指出那种政策是不让托管地发展的政策。经他改革后，由中央政府拨专款给巴布亚与新内亚，并把这两个托管地合并为一个行政区，称“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托管地建立了民选议员与指派议员相结合的立法会议，建立了最高法院，设立了行政长官等。
伴随着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开展，对外活动成几倍地扩大了，因此它的驻外机构以及驻外人员也成几倍地增多了，与此同时还培育出一大批外交人才。
伊瓦特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极大地改变了澳大利亚的旧形象，树立起新的形象，为他的祖国争得了荣誉。
四
伊瓦特的独立外交和新亚洲政策实质上是一次外交政策的改革，是带有根本性的国策变革，它牵涉到外交、国防、对外经济贸易，亦是思想观念的大变革。这必然和持有旧观念的保守派发生激烈冲突，因而他在确立独立外交和新亚洲政策的全程中始终贯串着同保守派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具体地说，一方是以自由党领袖孟席斯为代表的保守派，另一方是以伊瓦特为代表的改革派。从党派上说，反对改革的是自由党、乡村党，支持改革的是工党。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是，1901年独立后的澳大利亚要不要独立外交，是否还是英国的附庸。
伊瓦特在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上和外交活动中一再指出并强调，澳大利亚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再是英国的附庸，它应有独立的外交与国防两大权柄，并为此展开了巨大的、多方面的外交活动。然而保守派认为这样做会损害同英国的关系，会损害英联邦内部的团结。如孟席斯说：“澳大利亚的思想和行动断然独立起来，就好像与英国完全没有特殊关系一样，这对处在一个小岛洲的七百万人民来说，是过于自负而不是明智的。”他还批评伊瓦特的外交方针“是在……外交事务上互不相关地各走各的路”的方针。孟席斯在这里明确提出澳大利亚在英国面前不是独立国家，如果闹独立性的话就会损害澳英关系，并损害英联邦内部的团结，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伊瓦特驳斥说，澳大利亚无论在国际事务中或在英联邦事务中必须扮演独立的角色，这不但不会影响与英国和英联邦的关系，反而会有助于使自治领充分的自主和与英联邦充分的合作调和起来。他还说，澳大利亚是“一个享有自主地位和有其本身利害关系的国家，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必须根据自己的权利来行动”。总之，伊瓦特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有外交与国防独立权利的国家，不是别国的附庸国。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摆脱了殖民地地位的国家，首当其冲的任务是牢牢掌握住外交与国防的独立大权，并运用这两大权柄来卫护本国的利益，也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独立了。这已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摆脱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历史所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澳大利亚做得太晚了，太不够了，而不是过分了。可见，伊瓦特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外交家。
第二个争论的焦点是澳大利亚要不要和亚洲诸国发展友好关系。
二战后，伊瓦特从本国、亚洲以及世界具体状况出发，提出“与东南亚地区民主国家融洽的联合”的方针，并通过处理日本、印尼、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逐步使这一方针形成为新的亚洲政策。他解释新亚洲政策的基本内容时说道：“我们必须致力于使东南亚各民主国家团结协作的工作，并且在它们政治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寻找大大增加彼此政治、文化和贸易的机会。”在这里，他提出了新亚洲政策的基本原则：第一，支持亚洲的民族民主运动；第二，同已独立的亚洲民主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第三，同已独立的亚洲国家进行政治、文化、经济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这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抛弃了长期奉行的不与亚洲诸国交往的所谓“越过亚洲”的政策。
澳大利亚是一个与亚洲毗邻的国家，并且它和亚洲绝大多数国家有着共同的殖民地历史。亚洲诸国对它摆脱殖民地残余来说，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军事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伊瓦特抛弃澳大利亚传统的“越过亚洲”的政策和主张与亚洲交往是绝对正确的。
保守派从其旧亚洲政策出发来攻击伊瓦特的新亚洲政策，胡说什么他的这一政策是在玩火。还不遗余力地攻击伊瓦特的印尼政策，说什么印尼爱国分子在日本占领印尼时投降过日寇，是不可靠的，而荷兰殖民主义者才是可靠的。保守派的言论的实质是要澳大利亚继续推行“越过亚洲”的旧政策。旧亚洲政策是“白澳政策”的产物，是从种族主义立场出发敌视亚洲有色人种的政策。现在时代已大变了，种族主义在二战后已成为过街的老鼠，而保守派仍然顽固地予以维护，显然是错误的。
由是观之，伊瓦特与保守派的争论亦是新旧观念之争。所谓旧观念，是把英国看作是母国——宗主国，是依赖的对象，而把澳大利亚看作是母国卵翼下的一个附庸。然而从1901年澳大利亚独立起，这种情况已经变化了，它已成为独立国家，不再是英国的附庸。可是那些保守派的旧观念并未随着澳大利亚的独立而改变，仍然把英国看作母国——宗主国，处处依赖之。
澳大利亚取得独立后，本应对亚洲推行开放政策。从经济上说，以亚洲作为市场，互补有无；从政治上说，支持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团结亚洲；从文化上说，吸取亚洲博大的精神文化精粹，以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形成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换言之，用对亚洲的开放政策来强固自己的独立地位，彻底摆脱英国的桎梏。但是，那时的澳大利亚的政治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从而延续了本民族独立地位的取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只有到了伊瓦特主政时才改变了这一误国之策，争论的结果是以伊瓦特为代表的改革派的胜利而告结束。
伊瓦特确立和推行独立外交与新亚洲政策，以及他在国际大舞台上叱咤风云，博得了世界舆论一次次的喝彩，称赞他在国际事务中是中小国家的代言人，是捍卫正义、民主的勇士。[37]随着他在1949年末下野后，澳大利亚的政局和外交政策，尤其是亚洲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保守党把澳大利亚两次引入不义战争的泥沼，但是伊瓦特所确立的独立外交和新亚洲政策是不容易完全改变的。到了70年代，保守党派也只好抛弃了他们曾坚持的旧的外交政策，推行没有伊瓦特的伊瓦特外交路线。这是因为这条外交路线在实践中证明了是正确的，给澳大利亚带来了莫大的益处，主要有下列几点。
第一，提高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无论在联合国内或在英联邦内，其地位和其原来的宗主国英国相等，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的形象树立了起来。
第二，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推行又一次促进了整个澳大利亚民族的觉醒，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国民自尊心和自信心，鼓舞他们为本民族的美好未来而奋斗。
第三，澳大利亚通过推行新亚洲政策改善了国同亚洲各国的关系，从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安全的周边环境，在没有外国干扰的条件下同一切国家发展贸易，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全方位发展。到80年代，澳大利亚已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第四，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确立与推行，彻底摆脱了英国的桎梏，这对世界民族独立运动有莫大影响。
由此观之，伊瓦特确是一位有功于国家的外交家。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克洛雷指出：“伊瓦特博士在1941～1949年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成了澳大利亚独立外交政策的设计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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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1901～1975）》（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The 20th Century 1901～1975），墨尔本：希恩曼教育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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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K。克洛雷：《新编澳大利亚史》（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墨尔本：威廉·海恩曼出版有限公司，1974年版。
7.《自建立联邦以来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Since the Federation），墨尔本，1976版。
（本文系与张静抒合写，原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