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少林寺有一块奇异的石碑，上有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三人的合体像，一为佛祖，一为儒圣，一为道尊。此石碑上刻有碑铭赞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意思是说江河百流，终归大海，教理不同，方法各异，却都能达致最高境界。
曾国藩就如这样一块石碑，身上刻有中国不同传统文化流派的印迹，出世与人世互相统一，世事洞明却又纠缠其中。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在湖南老家招募兵勇，创立舟师。训练湘军。自与太平军开战后，运筹帷幄，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有方，屡建奇功，多次受到清廷的恩赏和嘉奖。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月，两宫皇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可谓权绾四省。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正月，又加授“协办大学士”，从而成为清朝自开国以来权势、地位最高的汉臣。而曾国藩的弟弟们也兵权在握，四弟曾国荃统兵近两万，由于屡立战功，仅同治元年就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七次表彰；五弟曾国葆也统兵五千之众。曾家兄弟权倾朝野，曾氏家族堪称“天下第一家”。正如曾国藩自己所云：“余家目下鼎盛之际……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
家门的极盛，并没有使曾国藩得意忘形，却使他感到忧心忡忡，且小心翼翼。他认为，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也不是凭借一两个人的发迹来维持的。当家道鼎盛的时候，要做家道衰败时的考虑。上天既能使我们处于今天丰厚顺达的境地，就能使我们处于明天艰难困苦的境地。
曾国藩知道，功高名显，必然会招来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
曾国藩在担任两江总督的时候，为了搞好关系，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做了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
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了官文的为人。官文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贪名贪利，毫无定识，更无风骨，对于这样的贪官，为了促成水师制，不让他反对，给他点好处，他就会站在你这边。因此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如果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曾国藩的做法，无疑是明智之举。
自古名利太过都是祸害，与人分享才能与人共处。在曾国藩做官后期，正是凭着这种自谦，与人为善的原则，才使他晚节得保，并在韬光养晦之中达到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