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仁杰
口述者简介：郭仁杰，1924年2月24日生于湖北省汉川县（今为武汉市东西湖区）。1941年1月参加革命，历任随营军校、抗大十分校学员、班长，新四军五师政治部民运部服务队队长，13旅政治部民运干事、旅部机关指导员，38团8连指导员。参加了中原突围。部队编为冀鲁豫野战军12纵队后，任34旅政治部保卫干事，101团（原38团）政治处保卫股长，湖北恩施军分区（独立第二师）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科长。1953年转业地方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保卫科科长、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广东省水产厅处长、办公室主任，新中国造船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赴南也门专家考察组组长，省航运厅副厅长等职。1984年离休。
苦难的童年
我的家乡属湖北省汉川县县河乡郭家塆（解放后划归武汉市东西湖农场，现改区），是古云梦泽西北角。据说，三国时这里还是一片汪洋。由于千百年长江、汉江江水流淌，成了冲积平原。当地劳动人民下湖围垦造田、筑堤、修坝、围垸，沧海变良田。所以这里的村庄叫台子、墩子、垸子、塆子，郭家塆至今已8代人，200多年的历史。
我生于1924年2月14日，刚记事时，家有两担土地，住的茅草屋，虽属贫穷，但劳力多、吃饭的人少，日子过得还可以。后来一场大火把茅草屋烧个精光，全家没有栖身之地。父亲兄弟三人商量，把一担多好地卖了，建了四间结构简单的瓦屋（至今已90余年了，仍住人）。失去了土地，就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沦为佃农。
从祖父、父亲三弟兄到我的三个兄长都未上过学堂读书，目不识丁。有钱的人骂我们三代不读书，就是一屋猪！1930年，我6岁时是个丰收年，父亲下决心，全家都支持我上学读书。
拥有500人口的郭家塆在郭氏祠堂里设了一个私塾馆，聘请60余岁的郭发瑞老先生教学。1930年刚过完春节就开学，每个家长领着孩子到祠堂里报名交学费。晚上我牵着父亲的衣角到了祠堂里，其他十几个家长也带着孩子来了。所谓学费，就是每个孩子一年交多少谷子。因私塾教学是单个教练，一个一个上课，年龄大的学生书深、年龄小的学生书浅，所以大学生交的谷子要多，小学生交的谷子要少些。我是启蒙生，年龄小，家里穷，大家评议，只需交3斗谷子。我知道家里穷，能拿出3斗谷子交学费送我上学读书很不容易，所以就特别用功，很快读完私塾启蒙教育的《百家姓》《增广贤文》等，开始读四书的“学而”。每天照着影本写一篇大字，一篇小字。这些书，我能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熟练地背下来。家里老人，村里大人都说我聪明好学。但好景不长，是年8月上学不足6个月，长江、汉江破堤，发了大水，塆子里家家户户房子里都进了水，整个江汉大平原成了一片泽国！私塾停办了，发瑞老先生在大水后一场流行疾病中去世，至此，我开始了两年放牛娃的生活。
1933年和1934年两年收成还不错。塆里人又提出要办学，请了邻村钟泽安来郭家塆当先生。此人比较年轻，较活跃，不像发瑞先生那样古板，学生比较喜欢他。学校还是设在郭氏祠堂里。我开始从“学而”读起。泽安先生见我接受能力不错，就加快上课进度。本来一天只教一页的，他就教我两页。这样，一年中我把“学而”“先进”“大学”“孟子”全读完了，且背得很熟。第二年开始讲“学而”，开讲就是讲字义。后来钟泽安先生到孝感县城受了几天训，带回孙中山遗像、遗嘱，并将“总理遗嘱”挂在墙上让学生读，还教学生唱三民主义歌曲。这样私塾学堂加了点洋味，感到很新鲜。
第二次上学堂，念了一年半，识了不少字，学习的情绪很高，但好景又不长。1935年8月一场特大洪水把江汉平原再次变成了汪洋，长江流域8000多万人受灾。万里长江西从宜昌东达上海，大小城镇、大小平原，悉数被淹。老人说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郭家塆淹没在洪水之中，所有民房只露出个屋顶在外面。老百姓都爬上屋顶三天三夜。好在老天爷开恩，没有下雨，没有刮风，洪水很快退去，保全了大家的性命。但灾后痢疾、天花等传染病流行，又死了不少人。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几十万大军忙着打内战，清剿红军，根本不过问防洪、抢险、救灾的事。几百万灾民四处逃荒，尸横遍野！我们全家也是四处逃荒，母亲带着五弟到孝感讨饭，我跟着二叔住在武昌难民营……
此时，我目睹了武汉“一二·九”学运。武汉大学和武昌各大专院校数千人上街游行、喊口号、贴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高唱东北流亡歌曲，要求国民党抗日。数千学生云集汉阳门、蛇山下轮渡码头，要求过江冲击日本租界。国民党不准学生过江，封锁江面，把轮渡和大一点的船只全部扣在汉口，并派部队看管起来。学生连续闹了三天，也没有过江。老百姓同情学生，骂国民党不抗日，也不准学生抗日。我很恨日本人，也恨国民党，讨厌国民党军队。
1935年，我大哥、三哥找关系托保人把我送到钦差舰上当学徒。这是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航行在上海—南京—武汉间的一艘700吨级左右的小炮舰，舰上的水兵是英国人，船长到三副轮机长及三管轮的伙食、服务由中国人承包。郭发帝是总承包人，因为是宗族关系，他接收我上船当学徒。讲好三年学徒只管饭，没有工钱，一切自理。
我的工作是洗碗洗盆、搞卫生、拖地、洗厕所等。我在船上的日子，不仅经常受洋人的打骂侮辱，还受中国老板的欺负。加上又听说不久后船要离开武汉开赴上海，想想就害怕，于是决定逃跑。阴历腊月二十八日，我趁着天黑，偷偷上岸，颠颠簸簸地找到我的一个表哥，在他的掩护下才逃回家乡。之后，我或是在家干农活，或是到汉口当学徒，日子一直过得很艰难。1937年，我在汉口做学徒期间接触到八路军，听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小八路给我们讲抗日的道理，讲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
日本占领南京后，沿着长江分两路向西疾进。据守长江两岸的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根本没有什么抵抗，日军很快占领芜湖、安庆，开始轰炸武汉。
1938年秋，武汉外围遭涝灾，许多秋粮欠收，是个欠收年。10月，武汉市大批难民跑到农村，粮食紧张。一到年底，就呈现出荒年景象！我家已经断粮，靠借贷维生。武汉会战后，日寇占领武汉一座空城，没有老百姓，更找不到劳力，于是便派苦力头（台湾人或东北人）到农村招收苦力工。我跟随村里的一些大人，到汉口球场街难民区，在日寇的铁蹄下，开始了一年多的苦力工生活。每天早上有苦力头带领我们到长江边上江汉关码头干苦力活，如抬煤炭、扛粮食等。后又到一个咸菜加工场当苦力。这期间，目睹日寇残酷殴打杀害中国人，强奸中国妇女的种种罪行，苦力工却敢怒而不敢言。1940年年初，我认识了在工人中做地下工作的汉阳人高树一，他动员我离开武汉，到湖区参加新四军。夏天，我回到家乡。1941年1月，经汉阳地下党负责人肖礼山介绍参加了革命。
从随营学校到抗大
1941年9月，我从天汉湖区到白兆山随营学校学习，当时边区正处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环境恶劣。我被分在军事二队，主要学军事，从军姿训练、步兵操练的基本动作开始。主要课程有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遭遇战时三优先，“先敌展开，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开火”，和近战夜战、侦察、通信联络的基本知识，以及对日作战的基本原则，“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不打阵地消耗战”，等等。我们一面上课，一面打仗，在实战中实践和检验学习成果，进步很快。
新四军第五师建军后，部队发展很快，干部奇缺。随营学校规模太小，每期仅训练四百多人，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决定远在延安的抗大总校分散到敌后各地办分校，在战争中学习战争。1942年2月，五师首长决定在随营学校的基础上，组建抗大第10分校。校长兼政委李先念，副校长肖远久，副政委黄春庭。学校对外招生，由延安抗大分派来大批教职员授课。这样，武汉及周围乡镇大批失学青年，都积极投奔抗大，河南地下党和鄂西北地下组织也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到抗大学习。一时间，从部队中抽调有培养前途的大批基层干部和青年骨干来到抗大，云集到白兆山上抗大的学员近千人，其中从各地来的学生达300多人。外来学生编成第三大队（第七、八、九三个中队）。我被分配到八队。全班12个人，我的年龄最小，只有17岁，文化也是班上最低，仅读过两年私塾，其他学员都是初中、高中生，个别大学生。好在抗日人民军政大学，主要是学军事、学政治。第三大队是政治队，以学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主要要看理解接受能力，文化基础倒在其次。
抗大的生活极其艰苦，往往是一面学习，一面行军打仗。在抗大学员中，学生出身的长处是有文化，热情高。但他们的弱点是家庭经济生活条件比较好，以前没有吃过苦受过累，一般都怕艰苦。工农出身的学员，虽文化低，但能吃苦耐劳，可以帮助学生学员，带动他们，做他们的榜样。至于行军打仗，学生就更不行了。我学过军事，班务管理，军事知识多一点，所以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从随校到抗大刚开学时，边区正处于第二次反共高潮，顽军不断进攻，配合日寇对边区进行扫荡、封锁、蚕食。边区范围缩小，财政极端困难，可以说那是边区和五师最困难的年代。原来规定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五钱盐、五钱油、一斤米、一斤青菜，根本不能保证。有人写文章说，对抗大学生特别照顾，分双份伙食，还有肉吃，那是根本不了解情况的瞎说。在随营学校毕业、抗大一期开学前，学校断了粮，没有大米供应。日伪扫荡封锁，从天汉鄂中产粮区有粮也运不来，仅有从白兆山运出来的一点粮食，首先要供应给战斗部队，因为他们要打仗，其次要供应师部领导机关。抗大学校，靠就地山区筹集的玉米杂粮供应。但老玉米要磨成粉才能煮糊糊吃，白兆山人烟稀少，有磨的人家也少。炊事班只能将玉米磨成粗糁子煮给大家吃，成不了糊糊。各班派人打饭，抬回来的是一桶桶水，玉米糁子的粗粒粒沉在桶底。大家饿极了，都想吃点干的，就排队用勺子在桶底捞粒子。老玉米不容易煮烂，啃不动，只好硬吞下去。胃里有了东西，也就不会饿得慌。当班长的只好拿着碗排在最后面，前面的把干的捞光了，后面的只好喝玉米清水，吃点青菜，饿肚子是常有的事。当时最大的困难，最艰苦的还是寒冬腊月，大地结冰，寒风刺骨，学生都是夏天穿着单衣离开家的，棉衣没有一件，也没有被子盖，实在冻得没办法。好在白兆山松树多，动员学员上山砍树，烤火取暖。大家围着火堆，背靠背地睡觉。直到二月份，湖区环境好一点，设在湖区里的被服厂赶制了一批棉衣、夹被子供应抗大学员。每人发一件薄棉上衣，一条单裤子，一床夹被子。土机织的土棉布，倒挺厚实的。这样可以铺上稻草，打地铺，两人筒腿睡觉，一床垫在下面，一床盖在上面棉衣盖两头，中间盖上裤子。这样比较温暖，睡起来还是挺香的。
八队住在王家河祠堂里，既无锅灶，又没有脚盆，没法洗澡。学员每天要出操跑步，上山打柴，天天出汗，干了湿，湿了干。时间长了，人都长了一身虱子，多数学员还长了疥疮，身上的皮肤都抓烂了。晴天出太阳，是大家最高兴的，一来可以晒太阳取暖，二来可以脱光棉上衣坐在太阳下面捉虱子。
学习生活很紧张，每天都有课，晚上还要开讨论会。又没有灯照明，八队上百号人，住在一个大祠堂里，满屋都是人，乱糟糟的，没有一点灯光。但不能老是开黑会，便开始从吃的菜油里抽一点分到各班照明用，后来吃的油都没有了，又从各班抽人上山刮松树皮，砍松树渣子，以便晚上开会照明用。学习中还有个困难，绝大多数学员没笔写字做笔记。要是谁有一支钢笔，那是稀罕之物。领导从敌占区大城镇里弄来一些沾水笔尖，用竹子自制笔杆，将笔尖绑在竹制笔杆上，做成了蘸水笔，用从敌占区弄来的红、蓝染料做墨水，每人发一些很粗糙的纸订成笔记本。教员上课，借老百姓的门板做黑板，学员坐在地上，将背包搁在双腿上当书桌。山坡、打禾场、稻田地里，都是天然的课堂。抗大的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传统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当时我们的政治课主要讲社会发展史，教员是吕彬，是延安马列主义学院来的，他讲社会发展史，讲得形象生动，用大量的事例，从人类起源、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社会，再发展到没有阶级压迫、没有阶级剥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到更高级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讲述每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通过社会发展史的教育学习，达到确立学员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目的。抗战理论由主任教员李林同志主讲，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分三个阶段，驳亡国论和速胜论，讲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部主任余潜主讲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讲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灵魂和生命线。政治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宣传工作、组织（干部）工作、锄奸（保卫）工作、民运（群众）工作、敌工工作和联络工作，还有连队支部工作等。形势教育课经常讲国际形势、欧洲战场和国内形势、中日战场，以及边区形势、鄂豫边区敌顽与我斗争发展形势等，以此鼓舞大家抗战到底的决心，提高部队的士气和斗志。通常形势报告由教育长邝林（黄宇齐）主讲。李先念师长和任质斌副政委等领导有时也到抗大做形势报告。唱歌、拉歌是学校文娱活动的主要形式。三大队知识分子多，经常自编自演一些短剧、活报剧。总之，抗大学习是紧张的，生活是艰苦的，但精神是愉快的。
学习期间，抗大提倡学生自学哲学，没有教员专门授课，每个班发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自己阅读，集体讨论，使学员懂得哲学基本概念，学会看问题认识事物的方法。那时在学校流行互相传阅的《毛主席论待人接物》一书，学生很喜欢读，很受教育，对加强自我修养很有好处。最后两个月加进点文化课。主要是语文标点符号应用，算术从加减乘除讲到百分比，真是高速度。多数学生不感兴趣，他们已是初、高中学生，学过了。但对我们少数没读什么书、更没有上过新学堂、文化低而政治上是骨干的工农学员的文化提高却很有帮助。我的一点数学知识就是在抗大学的。
军事课程讲战略、战役、战术理论，讲抗日新概念，重点还是讲游击战术，不失时机的运动战为辅的原则。军训部长张永泉主讲游击战术，他是井冈山的红军，文化不高，但讲课从来不用提纲，用讲故事的方式，讲得生动活泼，学员很喜欢听。
1942年3月，抗大和师直机关，撤出白兆山向东转移，穿过汉宜路、平汉路敌人的几道封锁线，转移到平汉路东。原礼山县有大、小悟山，师部边区机关住大悟山，抗大住小悟山中姚家山，三大队住范家冲。从此，学校有了个安定环境，开始正常上课和军事训练。
那时全军开展创建模范运动，模范干部、战士，模范班排。当时各中队提倡培养模范班，八队李队长和指导员徐继业商量确定培养我们六班为模范班。无论是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内务管理，团结互助还是群众纪律等都要求成为全队榜样，在全中队大会上宣布。我感到压力很大，只有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拼命地干。我的口令喊得好，每次班教练，队形训练，李队长指定六班出列做示范，要各班班长照我的样喊口令，甚至全中队操练时，李队长指定要我喊口令。我怕其他区队长有意见，多次向李队长提出，还是派区队长喊好。李队长严肃批评我说，叫你喊，你就喊，不准讲价钱。
6班有个学员叫戴至玉，是随县人，1939年入伍的老兵。也是随营学校五期毕业留下来的，我以为他是骨干，在学员中，在班里会起模范带头作用的。但他经常爱讲落后的话，讲怪话。我几次找他谈话做工作，他总是满不在乎，一点也不改。李队长批评我对落后的同志帮助教育不够。我找指导员徐继业汇报戴至玉表现不好影响到全班的情况。徐继业听了只是笑了笑，然后说，慢慢来吧。我觉得很奇怪。徐继业是1938年竹沟教导大队毕业生，河南信阳高中毕业，文化比较高，又能讲，还拉得一手好京胡，八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很活跃，算是全校有名的指导员之一，为什么平时对其他落后分子批评教育很严，对戴至玉却无动于衷？这个谜，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和原广东省建委副主任徐磬来（当时他是四班学员，我俩很要好），谈起戴至玉的事才解开。徐说他自己当时是网员（不公开身份），戴也是网员。当时网员是绝对秘密的，只和校部特派员单线联系，中队只有指导员知道。上级规定，网员活动方式以落后分子面目出现，接近有动摇思想的人来发现日蒋特分子。徐磬来说，当时他自己不愿以落后面目表现，就以中间分子面目，所以四班长王汉班里同学对他没意见。戴至玉是全区队有名的落后学员。当时在部队搞网员制度，是康生的一大“发明”，抗战初期害了不少同志。后来改为秘密党员，最后取消。
从随营学校到抗大，虽说是在战争环境中学习，但确立了我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到底的人生观，坚信人类发展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同时学到不少革命知识，政治思想水平有很大提高，锻炼了组织领导能力，文化水平也得到提高。
忆中原突围
1946年6月底开始的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是伟大的突围，是胜利的突围。记得北路突围部队经过艰苦的7个多月的鄂豫陕游击战争，1947年春撤出陕南到豫西北渡黄河在晋城整训整风时，没人（哪怕是高级领导人）说过中原突围是胜利的突围，当时听到的是失败和骂娘的声音。我们这些参加突围的战士，既丧气，又不服气。1947年8月，我们东出太行，到山东阳谷县同华野大军一起南渡黄河，并有幸参加鲁西会战。部队转移到豫东淮阳地区休整时，我们的老师长、中原突围部队最高领导人李先念请来了新四军老军长、华野司令员陈毅，在打谷场上，煤油灯下，他对突围部队（在晋城已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连以上干部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的话。陈军长说：“中原突围，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是胜利了！你们以6万人牵制了国民党30万，那位蒋委员长对你们毫无办法。如果没有你们中原突围拖住敌人30万，就没有我苏北七战七捷。不要说30万，就是再有10万敌人加入华东战场，华东的仗就很难打了。你们拖住敌人30万就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所以，你们中原突围不是失败了，是胜利了！”陈军长还用毛主席评价红军长征从30万减到3万不是弱了，而是强了，红军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宣言书的观点，反复讲了许多令人精神振奋的话。晋城整风整训3个月没有解决的问题，陈军长3个小时的讲话就解决了。凡是听了陈军长讲话的同志都是这样认识的。至于毛主席、党中央对中原突围的部署、指示、评价，我们有一个全面了解，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突围路上
中原突围时，我在13旅机关工作。从1943年初到中原突围，我一直在旅部机关，可以说是机关的老人了。
1946年6月26日晚，13旅部队从河南罗山县周党畈、定远店、张家塆一线向西移动。是晚，吴世安旅长亲自向旅直机关做了动员。大家心里想的是打回延安去，保卫党中央！27日部队抵达鸡公山脚下平汉线附近，开始接近敌人封锁线。13旅担负掩护、保卫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和首长的任务。29日黄昏，37团和38团迅速突破敌人经营了几个月的防御工事，壕沟、鹿砦、铁丝网和暗堡被一一摧毁，敌人跑到平汉线上的据点里。37团和38团1营迅速包围了柳林车站，掩护领导机关和大部队在夜幕下通过平汉线。第二天蒙蒙亮，我们旅直机关越过铁路时，敌人还从碉堡里以轻重机枪扫射。包围柳林车站的37团立即向敌发起攻击，掩护后继部队通过了封锁线，并俘虏了一部分敌人。
我军以急行军速度向西挺进，越过桐柏山，横穿南阳盆地，强渡唐河和白河，可以说，一路势不可挡，蒋介石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美梦彻底破产了。
队伍渡过白河，吃过晚饭，在宽阔的大道上有说有笑地行军时，突遇敌机空袭扫射。我军毫无戒备，队伍发生混乱。敌机反复俯冲扫射，虽未造成重大损失，但说明突围前，我们对防空教育和对空射击训练做得欠缺。遭此次空袭后，队伍只好改为夜行晓宿，避开敌机袭扰。
从进入土匪多如牛毛的豫西内乡、淅川地区开始，我们突围部队便进入了艰苦的岁月。首先碰到的是给养困难，搞不到粮食，干粮也吃光了。敌人胁迫群众对我搞空室清野，不但搞不到粮食，连找个向导也困难。我军纪律严明，不准随便拿群众东西吃。有个连队司务长搞不到粮食，战士一天没吃饭，司务长就从树上摘下半生不熟的梨子，分给战士充饥。为此，这个司务长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到达丹江时，队伍经过十天的急行军，不少同志脚上穿的布鞋烂了，又没有备用的。在西荆公路休息准备过丹江时，我在旅部机关队伍中走动，文工队最小的女队员杨艺新同志，把两只脚伸出来说：“你看，我的鞋全烂了。”也许我是机关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当时旅部司、政、文艺队、民运队是一个支部，管理科长刘正明调走，机关生活管理由我负责），她才向我求助。我一看，她的两只脚大脚指全伸到外面，鞋底也不行了。可是部队马上要过江，附近村子都是空空的，人都没有，哪能搞到鞋子呢？我看了一下方西队长，他坐在那里为队员鞋子烂了直发愁。就说了一句，“实在没法，就向夹被子开刀。”当时，我的两只鞋底也穿了。突破荆紫关、血战南化塘后，我的鞋全烂了，就是将夹被剪成布条，用小脚女人裹脚的办法，渡过这一难关。这个办法在当时还真解决了不少同志的困难。
龙山头是胡宗南在陕南的第二道堵截防线。38团、37团突破敌人防线，掩护中原局首长和领导机关通过以后，正当旅直机关通过时，南边山头又被敌人占领。敌人用几挺机枪封锁我们前进的道路，打得窄小的田冲里没法走人。队伍利用一条流水沟运动，敌人的密集火力还是打得人抬不起头来。我迅速冲过敌火力网接近北山脚时，看到二纵副司令员周志坚带着警卫排站在山脚下包谷地里。周副司令员是认识我的，他看了我一眼，也没说什么。我就站在他身边看机关队伍通过，见我军掩护部队没有还击，一大群敌人从山上蜂拥而下，企图到田冲抓我们做俘虏。警卫排长对周副司令员说：“打吧！”周用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瞪着从山上往下冲的敌人，一派将军风度，不慌不忙地说了一句：“你慌什么？”警卫排一色日式装备，两挺歪把机枪、三八式步枪乌黑发亮。眼看敌人冲到山脚离我们只有两百米左右时，周副司令员叫声“打。”两挺歪把子和全排火力一起开火，把敌人打得猝不及防。冲在前面的有好几个倒下了，后面的敌人调转屁股一窝蜂地往山上跑，战士们追踪射击，又有敌人倒了下去，一阵猛烈射击，把敌人打懵了，还不知道我们的掩护部队在哪里。在警卫排掩护下，旅直机关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我离开周副司令员时，听他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还没来呢？”事后才知道，后卫部队39团没有跟上来，被敌人截断了。
龙山头突围后，部队开始分散，各自按指定的地区开进。13旅旅部机关分散了，我这个机关指导员失了业，无事可做。旅副政委肖元礼叫我去。他说你到38团8连当指导员吧，还亲自为我给政委秦振、教导员文训同志写了介绍信，我高兴地到8连当指导员去了。
米粮川脱险记
8月底，豫鄂陕军区第一军分区在镇安县七里峡成立。司令员吴世安，政治委员张树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元礼。38团三个营改称一分区1、2、3支队，秦振任3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又兼镇（安）郧（阳）旬（阳）工委书记。同时成立七里峡中心乡，秦振要我当七里峡乡乡长，将机关编余的干部组成乡工作队。张俊才（13旅保卫科长）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领导全乡的工作。为了扩大影响，做好统战工作，成立乡政府时，我们宴请了七里峡地区的开明绅士、保长、医生、教员等社会知名人士20余人，办了三四桌酒席。小小的七里峡镇，一下子热闹起来了。我们还利用逢场（赶集）的机会，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七里峡乡政府成立。镇（安）郧（阳）旬（阳）办事处主任和我都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主张，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原13旅文工队许伯然、丹敏、万春福（万川）等同志在乡政府成立群众大会上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我以乡长的名义出了七里峡乡乡政府第一张布告。布告是军分区参谋卢作相用毛笔正楷抄写的。卢作相是湖北汉川县城关镇人，1941年到抗大10分校学习，是我的同班同学，他的一手小楷是全校有名的。所以，在抗大毕业以后，被分配到5师司令部当书记、参谋，突围到陕南后，到一分区任参谋。他写了这张布告之后不久，在杨家斜的一次战斗中把青春热血洒在了秦岭之上，牺牲时年仅21岁。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我很悲痛，他的文质彬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刚过农历八月十五，胡宗南的大军开进陕南，趁我立足未稳，进行全面“清剿”。敌24旅先占镇安，继占七里峡和米粮川。敌人采取所谓“棋盘战术”，把主要村镇控制起来，胁迫群众空室清野，使我搞不到粮食，找不到群众。而我们又实行乡不离乡县不离县，以分散对分散的错误战法（后纠正），把仅有的30余人的武装限制在七里峡、米粮川周围两个山上兜小圈子，因此天天被动挨打。更严重的是搞不到粮食（土豆、玉米），经常挨饿，有半个月没吃过一粒盐。高振华（原38团政治处主任）找我商量，找保长弄点粮食。在七里峡保长中，数米粮川保长徐德信和我的关系最好，此人年轻，比较开明。但徐住在米粮川敌人据点里。于是我在云斗滩上找到一个熟悉的农民送信给徐，徐也回了信，约好在米粮川见面。次日清早，部队隐蔽在云斗滩东山半腰树林里，我与工作队孙亚贤（原38团组织干事）各带一支手枪，经云斗滩走峡谷羊肠小道上了米粮川。
说起米粮川，在陕南还小有名气。陕西人说，陕南有三怪：东江口在西，西峡口在东，米粮川里不出米。那时，米粮川一年稻谷总产量只有36担，对于以苞谷、土豆为主食的陕南人来说，36担稻谷是很多的了。据说，唐朝黄巢造反打进长安时，唐王逃到陕南就躲在米粮川下的唐王洞里。
那天天气晴和，能见度很好，我们不仅能观看米粮川全景，还看得见米粮川小街上有人走动。不一会，徐保长上来了。我们打过招呼之后，我要他今晚将粮食送到云斗滩，我派人来接应。徐满口答应，一定送到。此时，我看到米粮川街上出来十几个戴大盖帽的敌人，跑步向山上扑来，显然是来抓我们的。看来徐跟敌人通水了。我问徐德信，你报告敌人了？徐说没有呀。我叫徐走，我和亚贤沿原路回云斗滩。刚走出峡谷，快接近云斗滩时，迎面走来一个便衣，见了我们就往云斗滩方向跑。我对亚贤说，是敌人的侦察员，抓住他。我们立即把手枪掏出来快步追赶。赶到拐弯处，便衣不见了。我正和亚贤说这小子跑到哪里去了呢？突然，一排子弹打来，是正对着我们的脑袋打的，耳朵都炸木了。我说，中埋伏了，快蹲下！往左边苞谷地一看，有一群穿便衣的敌人卧在坎子上面的苞谷地里。我在前，亚贤在后，用手枪和敌人对射。敌人知道我们有手枪，不敢往下冲。我们压的子弹打完了，我对亚贤说，冲过去！我一伸腰往前冲了几步就见前面路上有3个敌人端着枪挡住去路，左边苞谷地坎子上跳下几个敌人。向后看有几个敌人在追赶亚贤，敌人狂叫：“抓活的，抓活的！”右边是约两丈宽的河沟。我纵身跳了下去，心想宁可叫你打死，也不让你抓活的。刚一跳下河，忽然脑袋摆了一下，我用手一摸，满手是血，知道是负伤了。我什么也不管，直往前蹚，齐腰深的河水，下面是乱石青苔，脚一滑，手一松，枪丢了，人也冲到河对岸。一个跟着下水的大个子敌人，对我的头部就是两枪托子，打得我两眼直冒火星。大个子把我抓住，河对岸六七个敌人用枪对准我，狂吼乱叫：“下去！下水摸枪去！”我怕是打误会了，我大声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大个答：“老子们是郧西大队的。”糟了，真的当俘虏了。心想，我这个乡长在敌人那里是挂了号的。国民党镇安县长有布告，活捉或打死七里峡乡长有赏，敌人是不会让我好死的。于是下决心跑，我一跑，他就打，打死算了；跑不掉，就跳崖，反正我不让他们抓活的去。人不怕死，头脑反而更清醒了。敌人还是吼叫着要我下去摸枪。我用手往前面一指，大声说，在前面。往前走了十来步，就没有乱石，地面较平坦，接近云斗滩稻田，好跑些。大个子敌人照我指的地方把我往前拖了10来步，又吼叫：“下去摸抢！”我大声说：“还在前面。”敌人被搞懵，反而是我拖着大个子往前走。走了几步，大个子觉得不对，用劲推我，似乎想把我推下水摸枪。经他一推，我的便衣口袋里响了一下，大个子问：“是什么？”我不等他动手，自己掏出两条子弹，往地下一摔，大声说是子弹。大个子朝地下看，我又掏出几张新关金票，使劲往地下一扔，大声说是票子。关金票刚落地，大个子弯腰去抓，我拔腿就跑。对面的敌人大叫：“跑了，跑了！”一排子弹打过来，我不顾一切拼命地冲，心想，打死拉倒，老子不想活了。这时大个子喊叫：“不要打，不要把我打着了。”又在我的后面叫：“你跑，看你往哪里跑！”我扭头看，大个距我只有五六步远，好像他一伸手就可抓住我似的。于是我更加拼命地跑。我一面跑，一面叫喊，因流血过多，口是干的，叫不出声来，后又再用劲猛叫：“同志们！来呀，打！打！”声音特别大。我的叫声和敌人的枪声响成一片，震得峡谷回响。大个子抬头往山上看，我又多跑几步。大个子以为，我是个负了伤的人，肯定是跑不了的。所以，他不叫打，也确实容易打到他自己。眼看距离越拉越大，他才慌了，他一面追赶，一面大叫：“打、打、打……”对岸的敌人，用排子枪猛打，我全不理会，只管加速奔跑。这时，大个子敌人好像才想起他手中有枪，站住拉枪闩，大概是顶子簧把枪闩顶住了，好长时间才听到他的枪响。我不断回头望，见大个子用跪式、河对岸的敌人用立式朝我瞄准射击。我不停地跑，距离又拉大了，距敌人有30多米了。这时，我不想死，我要活，又怕敌人打着，看见前面田埂上有一小片矮刺林，我一下子钻了进去，敌人用排枪对着刺林射击，弹落点在我的身边脚下哧哧响。我迅速穿过刺林，顺势一滚，滚到了河坎子下面，本想歇一下，河对岸的敌人顺河追上来，大声叫喊：“在下面！”又一排枪子弹打来。我不敢停留，顺着河坎往前跑，跑到河坎较矮处，我纵身一跃，跃到苞谷地里。这时离敌人有200来米远了，估计敌人是不敢追了，但站着跑还是容易被打中，我就爬行到了东山坡下，又爬进了树林。也不知爬了多久，突然眼睛一黑，浑身一点劲也没有了，不能动了。心里明白自己还活着，就是动不了。后来听到有人叫我：“你不是郭乡长吗？”我用力睁开眼睛一看是云斗滩上好面熟的老乡，看来他是有意来救我的。我问：我们的队伍呢？老乡说上山了。我请老乡上山找我们的队伍，派人来接我，我的双腿一点力也没有。太阳快下山时，老乡带着工作队田俊士（原38团营教导员）和两个战士把我扶上了山。卫生员用剪刀剪去我的头发，用碘酒清洗伤口，疼痛难忍，再用纱布将头一包，算是把伤口包扎好了。天将黑时，孙亚贤也回来了。他也是福大命大，3个敌人3支枪追着他打，就是一枪也没打中。亚贤见了我，伤心地哭了。他说，白白地叫敌人打了一顿，对领导不派队伍策应支援有意见。晚上睡觉时，我的通讯员小陈拉着我的便衣裤说，指导员，你的裤子打了两个窟窿。我笑了笑说，国民党的兵射击技术太差劲了。次日，我带着通讯员回军分区所在地茅坪养伤。几天后组织科长黎钊找我谈话，让我还是回八连任指导员。
时隔40多年，1988年我才和在汉中工作的亚贤联系上。他重病在床，寄来了他写的《米粮川脱险》稿并词一首：
天涯寄风骚，
往事心潮。
米粮川上话良宵，
组织陕南游击战，
烽火燃烧。
我的文化低，不懂诗词，胡凑了几句，回赠亚贤：
阆天岭峰高，
血战顽酋，
你我甘将头颅抛。
千万烈士生命献，
幸有今朝。
血战枯峪垴
1946年11月下旬，敌人全面进攻一分区。军分区机关和38团撤出茅坪，转战到黑山地区，准备参加东进野战纵队。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高兴极了，认为队伍集中，有仗可打，东进河南和敌人兜大圈子，到处可以搞到饭吃。我们队伍的干部战士不怕打仗，就怕饿肚子。没有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部队集合时，命令38团西进，牵制敌人，把敌人拖在陕南。大家的思想一下沉重起来，胡宗南在陕南已完成所谓“棋盘战术”的兵力部署，控制了所有大村小镇，封锁要道，处处防堵。时值冬天，秦岭上天寒地冻，有的战士连棉上衣也没有，战斗频繁不可怕，可怕的是搞不到饭吃。但命令必须坚决执行，团长曾广泰率1营，政委秦振率3营分路向西挺进。到镇安、柞水敌人集中的地区去打游击，和敌人兜圈子。可以说，部队向西活动牵制敌人的一个多月里，没有正常地睡过晚觉，也没有正常地做过几餐饭吃。日日夜夜不停地行动，不停地战斗。敌人搞空室清野，我们见不到群众，搞不到粮食，想弄点苞谷、土豆充饥也不容易。搞到点苞谷或土豆，又找不到主人，只好打个借条放在老乡的灶台上。土豆可以煮熟吃，玉米没时间磨，战士们整天啃半生不熟的苞谷米。12月中旬，我们活动到柞水以西东江口附近。尾追的敌人总是咬住不放，前进的路上经常遇上堵截伏击，敌人总想吃掉我们。战士们的身体快拖垮了。有的同志杵着竹竿走路，变成三条腿。秦政委觉得老在山里和敌人兜圈子不是办法，果断决定，打出秦岭，到秦川打游击，可以搞到饭吃。部队向北行动，经过十八盘，走了一个上午，上到了汤峪。站在汤峪垴上，脚踏终南山，西望首阳山，横观秦岭七十二峪，巍巍秦岭山脉，像一条巨龙直挺挺地躺卧在800里秦川。三秦风景如画，祖国山河真美！可是此时此刻，竟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山垴寒风刺骨，战士们饥寒交迫。队伍下山，准备走峡谷出秦川。刚下到谷底，侦察员报告，峪谷口有埋伏。秦振非常机智果断，他估计尾追的敌人此时已占领汤峪，遂命令我连从左边走，顺着左边山崖一条羊肠小道上枯峪，枯峪地势更高更险。12月陕南已下过一次中雪，枯峪山上的积雪足有一尺多厚，战士们踏着积雪，艰难地上到枯峪垴上。在零下五六度的低温下，战士们着单裤草鞋，有的还没有棉上衣，站在雪窝里直发抖！北风吹来，人好像没穿衣服走进冰窟似的。秦政委命令部队砍栎树枝烤火取暖。忽然哨兵大喊敌人上来了！敌人是跟着我们的脚印上来的。大家一下紧张起来，什么饥饿、寒冷、疲劳全跑了。我们站起身来一看，几十个戴大盖帽的敌人，离我们只有100来米了。两军相遇，勇者胜！左右是雪山，背后是山崖，无路可走。秦政委、参谋长何太阳和教导员文训一起喊：“打、打、打……”8连和7连就地开火，两个连的火力，十几挺机枪同时打，打得敌人在雪地里乱滚乱爬，有的顺着踏平了雪的原路跑，争先恐后地挤在一块。有的往雪地里钻，一尺来深的雪，敌人穿的厚棉衣棉裤，哪里跑得动。我们的战士穿的单裤、草鞋，轻便灵活。7连掩护，8连100来人一齐往下冲，一齐叫喊：抓活的！缴枪不杀！副连长路全发、排长王仁带领3排战士冲在最前面。个个都是飞将军，一下子冲到敌人跟前，有的敌人举起双手跪在那里投降，有的敌人躺倒在雪地里。此战，生俘敌8人，缴获加拿大冲锋枪9支，子弹一批。从此，我8连排以上干部背上了新式武器——加拿大冲锋枪。我连伤亡3人，3排长王仁同志被敌人打断了大腿动脉，血流如注，背上来还未包扎好，他就闭上眼睛和我们永别了，我们将他的遗体雪葬在秦岭枯峪垴山顶之上。王仁是湖北天门人，长工出身，1940年人伍，是全团最能打仗的排长之一。他作战勇敢顽强，身先士卒，每次战斗，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全连很有威信。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富贵的生命时，年仅26岁。
战斗刚结束，看到敌人在西边山上独屋附近开始集结，准备向我反扑。秦政委用望远镜观察四周，发现南边山上也有敌人，我们被包围了。于是何参谋长带7连掩护，8连顺着山崖下山往东撤退。我们顺着山崖抓住栎树枝滑下山沟，马上抢占东边山头。我和文教导员带着两个班刚上到山顶，南边山头上有人吹联络哨子。一看是戴大盖帽的，敌见我不能答，一阵冲锋枪打过来，我们两挺轻机枪同时开火，压住敌人火力，敌人怕死，趴在雪窝里不敢抬头。秦政委也带三个班上来了，但其他部队一直上不来。怎么办？秦政委果断决定，到汤峪去。他判断在汤峪峡谷打埋伏的敌人此时肯定也上山了，汤峪是空的。于是我们绕过山包沿山旁小道直插汤峪峡口。此时，我们的队伍被截成三截。敌人也乱了，搞不清谁是谁。我们在山崖小道向山下走时，南边山上有不少敌人，清一色大盖帽，敌人看见了我们，但没有开枪。可能敌人没想到我们又走汤峪峡谷，也许见我们的队伍中也有穿黄衣服戴大盖帽的（刚抓的几个俘虏）误认为是自己人。我们趁天黑顺利的走出峡谷，进入丘陵地带，在一个小村庄做饭吃。何太阳带7连，杜连长、路副连长带8连另4个班也先后赶来了。我们做好的土豆、苞谷米干饭让大家饱餐了一顿。队伍没有停留，连夜向长安县境内开去。天亮前进入一个村庄休息搞饭吃。奇怪的是平川的群众见到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对我们很热情，把刚做好的豆腐、白面馒头拿出来给我们吃，给我们介绍敌情。从他们那里，我们知道了除县城住有保安团外，附近镇子没有敌人。山里的敌人一时搞不清我们的去向，跟着的尾巴甩掉了。我们痛快地睡了一天好觉，吃了一天饱饭。天黑出发，向北走，远望北方天空特别明亮，老乡说，那是西安的灯光，于是秦政委命令停止向北转而向东走。开始白天隐蔽休息，晚上行动，后来觉得没有什么敌情，干脆白天也行动，顺着丹江上游，沿着秦岭脚下向东挺进。队伍进入蓝田，前面就是西（安）商（洛）公路。据说，蓝田县城的敌人出来了，准备截击我们。秦振命令，队伍晚上从黑风口附近再插进秦岭。山里的敌情还是那样严重，天天碰上敌人天天打仗，后面又跟上了尾巴。此时，我们西进牵制敌人的任务已完成了，于是决定东进，深夜从麻街穿过西商公路，到二分区庾家河地区，向东进的部队靠拢。在此后一系列战斗中，我们缴获的加拿大冲锋枪发挥威力，立了大功。夜过西商公路时，和敌人巡逻队遭遇，我们的冲锋枪一开火，敌人狼狈逃跑。过了公路，终于追上了东进的部队。
刚到新区不几天，大年三十，搞不到粮食，炊事班开不了伙。司务长唉声叹气，战士们睡在夹被窝里伤心流泪，到了下午才弄到两袋玉米，叫谁磨谁也不起来磨。我和刘副指导员商量，把党员和班排干部动员起来磨苞谷粉子，让大家吃了一餐苞谷糊。下午接到打庾家河的命令。敌人在庾家河驻有一个营，正在那里过年。我们要在年三十夜，从老虎嘴里掏肉吃。在漆黑的夜晚，队伍沿河沟小道摸索前进，天寒地冻，部队在河沟里趟来趟去，不少战士摔倒在河沟里，全身衣服结成冰。30里地摸了一整夜，天将亮时，才摸到庾家河。我连担任正面主攻，直取庾家河。但敌人已有准备，放出三个军事哨（班哨）。我们接近街道时，首先和山梁上的敌哨打响。我带2排扑了上去，我叫机枪射击，机枪手6班副张克楼轻声讲：指导员，机枪打不响。我就叫：上！副排长小陈端着冲锋枪扫射，6班动作最快，很快占领了山梁。杜连长和路副连长带1、3排攻进街里，刘金龙副指导员端着冲锋枪冲在最前面，打得敌人丢下背包和过年食品仓惶逃跑。此战，我无伤亡。缴获杀好的光猪3头，大米五六袋，食盐一批，让全营（缺9连）美美地吃了一顿猪肉和白米干饭，算是补了一餐年饭。这是自去年八月十五之后4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尝到猪肉的味道。
3支队（3营）在秦振政委的率领下，在西进战斗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有效地牵制、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北渡黄河到山西晋城集中时，我们3营仍是300多人的完全建制营，其中8连112人，当时，在38团算是人数最多的连队。
秦振同志是位优秀的政治委员，也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头脑清醒，掌握判断敌情精确，危难之时，非常冷静、机智、勇敢。在西进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尾追的敌人日日夜夜死咬住不放，让你得不到休息，吃不上饭。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敌人又处处截击伏击。然而秦振始终能准确地掌握和判断敌情，巧妙地避开敌人的伏击和截击。当尾追的敌人越跟越近时，他和参谋长何太阳商量，由何率少数部队，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尾追之敌。经过两次伏击，尾追之敌再也不敢跟得那样近了。这样，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搞点吃的。秦振同志非常关心爱护战士，团结干部。他和太阳同志相处得很好，团结得很好。在危难之际、紧急关头，太阳同志总是挺身而出，为秦政委解难。例如，夜间从麻街过西商公路后，7连失去了联系。何太阳同志提出，队伍不能停留，停下危险，要秦带8连先走，他自己带一个侦察员等7连。这说明，在艰难危险情况下，干部团结，互相支持，是战胜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关键。
秦振同志是湖北红安人，早年参加红军。从大别山到大巴山，经过长征到延安。1944年他随359旅南下支队干部大队到五师，在13旅任团政委，20世纪60年代任湖南省检察长，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我们永远怀念敬爱的老政委秦振同志！
穗港飞翔船通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历史性大转折。中央实施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划深圳、珠海为特区，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对外开放，首当其冲是恢复穗港通航，恢复水上客运航线。当时我在省航运厅工作，由于我们的思想尚不解放，对恢复穗港航线，持观望等待态度。更没有想过与香港外资合作经营。1978年夏，突然接到国家交通部文件通知，要广东省航运厅立即与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谈判穗港航线通航事宜，并告知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谈判代表团即将到广州。由省委八办（港澳办）牵头，双方派代表谈判。我代表省航运厅并带客运科长王华文做参谋。省八办派出李兴国处长牵线，做组织接待安排工作。广东省政府派出副秘书长陆莹代表省政府坐镇掌握。
谈判地点在东方宾馆新楼。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派出总经理刘定中（他的父亲刘振国是小轮公司董事长）、副总经理杨展翘（香港女议员）及蔡、孔两个部门经理共7人组成谈判代表团。这是解放后香港工商界来穗的第一个代表团，也是改革开放后广东与香港谈判的第一个合作项目，省委省政府很重视。第一次谈判算是初步接触。刘定中先说明来意，并介绍小轮公司情况。他说，他的小轮公司是香港的一家主要的轮渡公司，从小木船划渡起家，已有60余年历史，现有的客轮占香港市场的八成份额，是香港和九龙及各岛屿之间的主要水上交通工具。现在渡客轮船主要是英国制造的50客位气垫飞翔船，效率高，时速40余海里（60余公里），如果跑香港——广州航线单程只需2小时，一条船一天可跑两个往返航班。当时广州至香港客运每天只有一班火车（普通车），还不能直达，要在深圳罗湖换车，两面都要联检，当天不能来回。飞翔船通航比火车快捷方便得多。
交通部和省政府的意图是谈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当时我有两个想法：一是省政府当家做主，我的工作对省政府负责；二是必须互利，对我方有利。所以第二次会谈时，我要刘定中先拿出合作方案来，如合作经营形式、双方条件义务、利益分配、具体业务等。刘定中很干脆，他说，只希望广东方面提供航程航线和广州方面码头服务，他提供船舶，一切运输成本是他的，每张客票定价为64元（当时火车票是70元）。船票收入，他（乙方）拿四成，给广东政府（甲方）六成。就是说，运输成本是他的，营运收入60%给广东政府，他要40%。我们不花钱投资，运输成本都是刘定中承担，仅航道费一项收入，一年就有40余万元，对于这样合作经营条件，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意。所以谈判进展得很顺利，省政府也比较满意，很快进入具体业务的协商。广州港没有外轮客运码头，没有联检机构（海关、边防、检疫）和设备，但黄埔港有现成的新（加坡）马（来西来）泰（国）航线客运码头，有接待外宾的客运站，有联检机构和设备可以利用。提高黄埔港客运站的使用率，不花一分钱，即可投入使用。黄埔港也表示欢迎，因为穗港飞翔船通航，可增加客运站营业额和供油、供水收入。谈判和具体通航条件的安排仅用7天时间，达成一致意见，并起草了穗港飞翔船通航协议。经省委、省政府审批，以广东省人民政府名义上报国务院。
在北京审批过程中，刘定中通过省港澳办关系办好一切手续，从香港开来一条飞翔船停靠黄埔港。还邀请省里领导参观试坐他的飞翔船。一批省里领导都来了，并接见了刘定中的代表团，还照了相。
北京审批飞翔船通航协议，在当时算是高速度、高效率的。一个星期以后，就以国务院四部（交通部、公安部、经贸部、卫生部）一办（国务院港澳办）名义发文给广东省人民政府及有关厅局，并要求尽快通航。刘定中提出，广东和香港各邀请有关各界人士、新闻媒体组成的40人通航互访代表团访问，先叫试航，香港、广东同时剪彩。用卫星向全世界进行实况转播，广东省代表团团长、广州交易会会长郑少康，副团长省府副秘书长陆莹和我，团员由工商界和民主党派知名人士、新闻单位组成，共42人。广州由我剪彩，香港由港英政府海事处长剪彩。我们是新中国成立后，也是改革开放后内地第一个省一级政府代表团访问香港的，刘定中做了充分的大量的宣传准备。除了通航剪彩向全世界进行实况转播外，香港各新闻媒体都头版头条刊登广播通航新闻和实况录像。
晚上，刘定中在夜游船上举行酒会，港英政府海事处长和几个官员参加了。我见了廖耀德，他不懂普通话，我又不会讲广州话，由港澳办李处长做翻译，礼节性地交谈了几句。
协议规定，飞翔船通航以后，3个月开一次例会，检讨通航中业务上的问题，一般不需我参加。通航半年以后，刘定中邀请我率代表团到香港访问，代表团包括海关、边防、外代（外轮代理）、港口、中旅等部门，一起商讨业务，检讨通航中的问题。经省委批准，我任团长，团员有广州外轮代理公司梁朴经理、黄埔港王局长、广州港陈学书记等9人再次赴港，商定时间一个星期（7天），名义上是例会，实际上是邀请我们到港参观、访问，热情招待以表示感谢！同时他们还想开通旅游新航线。
离港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副社长罗克明同志接见了我，听了情况汇报。罗克明同志告诉我，刘定中这次通航，他赚了两个多亿。香港中资机构有反映。我说，飞翔船通航，一切成本都是刘定中的，营业运输收入60%给了我们，他只得40%，他是亏本的，哪能赚两个亿呢？罗说，他是在股票上赚的。后经了解，香港地下隧道开通，小轮公司水面运输渡客渡轮营运不景气，客源减少，企业经济滑坡，公司亏损，股票大跌，从二十几元跌到14元。他抓住了大陆改革开放这个机遇，与广东合作恢复穗港客运航线。正式开航时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转播实况，电视台日夜广播，几乎所有报刊头版头条发表新闻，有的还加评论。香港街上随处可见小轮公司油麻地与广州通航的广告，刘定中油麻地小轮公司与广东省合作一事，使香港震惊！这使他的公司在港地位猛升，股票自然溢价了。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应该算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编辑：石琳
审改：李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