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景帝像
历史的偶然性实在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郕王朱祁钰登上了宝座，当了七年皇帝，风云激荡，情节曲折离奇。
他的兄长、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蒙古军队俘虏，北京顿时乱了方寸。皇太后向大臣们宣布化解危机的对策：一是命朱祁钰以“监国”的名义，总理朝政，大臣都得听从他的号令；二是册立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由于他年仅两岁，由朱祁钰辅佐，“代总国政”。随着形势的日趋紧张，大臣们向皇太后请求，把朱祁钰的“监国”身份改成皇帝，以便收拾混乱的政局。皇太后批准了，派遣太监金英传达她的懿旨：“皇太子幼冲，郕王宜早正大位。”朱祁钰获悉太后懿旨，大为惊讶，不知所措，干脆退避到自己的郕王府邸。这种态度究竟是真心谦让还是故作姿态，史无明文，从他以后的表现推测，似乎故作姿态的成分更多一些。大臣们反复“劝进”，更何况此时传来英宗的口信：郕王年长而且贤能，令他继承皇位。朱祁钰不再谦让。
上下左右各种因素，促成了朱祁钰即位（是为景帝），改年号为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如果英宗客死他乡，或者蒙古人不把他遣返，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权力纷争。然而这毕竟是假设，事实是，英宗不仅回到北京，而且七年后居然复辟，事情就复杂了。
如果说，朱祁钰即帝位，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正如当时大臣所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有利于凝聚人心，击退来犯之敌。那么，他迫不及待地“易储”，取消英宗长子的太子地位，由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则完全出于私心，为“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埋下祸根。
平心而论，事变之前，朱祁钰从未想当皇帝，时势的机缘把他推上宝座之后，心态就不一样了：不想当一个代理皇帝，成为过渡人物。他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便是这种心态的自然流露。所以在迎接太上皇（英宗）回归的交涉中，景帝始终持消极态度，希望回归不成。这有点类似宋高宗赵构，千方百计阻挠被俘的徽钦二帝回归，因为一旦他们中的一个回归，他的帝位就可能不保。无怪乎文徵明讥讽宋高宗的《满江红》词要说：“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宋高宗以阻挠北伐、杀害岳飞的手段，来达成目的。明景帝没有那么坏，不过在维护既得权位这一点上，他们并无二致。
蒙古使节来到北京，请求议和，礼部尚书胡荧等向景帝提请奉迎太上皇，景帝不允，于次日召开御前会议，振振有词地责问大臣：朝廷因为与蒙古通和坏事，正考虑与它断绝关系，你们为何屡次主张奉迎太上皇？吏部尚书王直说：太上皇蒙尘，理应迎复，必须派遣使节交涉，以免他日后悔。景帝听了很不高兴，板着脸孔说：我并非贪恋这个位子，当初是你们把我推上来的，为何今日又要不断提议奉迎太上皇？这一席话把他贪位的内心流露无遗。
终因大势所趋，遣返太上皇一事达成协议。为了遣返太上皇，蒙古方面举行了隆重的饯行仪式。明朝方面的迎接仪式与之相比，未免过于潦草。礼部尚书胡荧草拟的迎接礼仪，原本是极其隆重的：礼部官员前往龙虎台迎接，锦衣卫官员带了皇帝法驾前往居庸关迎接，百官在土城外迎接，将领在校场门迎接，景帝由安定门至东安门接见，然后是百官朝拜仪式。景帝借口太上皇书信中说“迎驾礼从简”，否决了礼部的方案，一切简化，淡化了太上皇回归的政治意义。
朱祁钰在东安门拜会回归的兄长朱祁镇，两人相拥哭泣，互相谦让一番。朱祁镇被俘期间，曾托兵部侍郎李实带回口信：如果朝廷派人来接我回去，“愿看守祖宗陵寝，或做百姓也好”。朱祁钰也就不再客套，按照预案，直接把朱祁镇送到南宫，表面上似乎是安排他疗养，实际上是把他幽禁起来。此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大臣多次提请朝见太上皇，都遭到景帝严词拒绝，切断了太上皇与朝廷的一切关系。
切断关系最厉害的一手，就是“易储”——更换皇太子。景帝即位后，皇太子是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了确立自己的世系，必须由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取代朱见深，作为皇储。但是有皇太后的懿旨在，难以启口。亲信太监为他出谋划策，先用金银收买高级官僚，封他们的口。于是景帝赏赐陈循、高穀、王文等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王直等减半。虽然并未明言“易储”之事，大臣们对皇上的用意是心知肚明的，吏部尚书王直拿到赏赐的金银，拍案顿足，大声叹气：这是何等事情？我辈惭愧死了！
此时正好广西土司黄玜犯案，可能判处死刑，为谋生路，派人到北京通路子，呈递奏疏，请求“易太子”，投皇帝所好。这篇奏疏不知何人代笔，写得颇有几分煽动性。他说：皇上即位已经三年，还没有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固然有逊让之美，恐怕事机叵测，权势转移，这叫做“寄空名于大宝”。一旦形势有变，肘腋之间自相残蹙，悔之晚矣。黄玜的出发点是为了自救而投机，并无政治眼光，不过是抓住宫廷权力争斗的要害，景帝看了却很感动，说道：想不到千里之外还有这样的忠臣！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景帝立即命大臣讨论黄玜的建议，赦免黄玜之罪，还给他一个都督同知官衔。礼部尚书胡荧遵旨召开会议，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于谦面面相觑，惊愕无语。奉旨在一旁监视的司礼监太监兴安厉声说：此事不可以拖延，不同意的可以不署名，但不得首鼠两端！大臣们知道这是皇上的意思，唯唯诺诺在文件上签名。由胡荧领衔的文件，大意是：陛下使国家中兴，皇储理应归于圣子，黄玜的建议是正确的。
景泰三年（1452）五月，景帝宣布：废除太上皇长子朱见深的皇太子名位，封为沂王；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景帝的独生儿子朱见济不久夭折，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储位虚悬之后，先前反对“易储”的官员，似乎感受到了这是“天意”，于是乎，“复储”的议论纷纷嚷嚷而来。
御史钟同与礼部郎中章纶谈到被废为沂王的朱见深，潸然泪下，相约向皇帝进谏，力主“复储”——恢复朱见深的太子名位。钟同说得十分直率：父有天下，应当传给儿子。日前，太子突然逝世，足见天命有在。臣以为太上皇之子就是陛下之子，沂王（朱见深）天资厚重，足以担当社稷重任，建议恢复他的皇储名位。景帝看了这样的奏疏，虽然不高兴，还是按照程序，要大臣们议论。吏部尚书王直等请求皇上采纳钟同的建议。
两天以后，章纶呼应钟同的建议，话说得更加咄咄逼人，毫无顾忌。他说：孝悌是百行之本，希望陛下退朝后能够朝谒两宫皇太后，遵循问安视膳的礼仪。太上皇君临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陛下受到册封，是太上皇之臣；太上皇传位陛下，是把天下让给你；陛下应该尊奉太上皇为天下至尊，每逢初一、十五，陛下应率领群臣朝见太上皇；并且恢复沂王（朱见深）的皇储名位，稳定天下之大本。这些话自然句句在理，但是牵涉到帝王家事，关系到如何对待昔日的英宗、如今的太上皇，以及他的儿子、母后、皇后，这样一些敏感问题。如果景帝全盘接受，岂不成了一个摆设！
果然，景帝看了奏疏，勃然大怒，立即传旨：逮捕章纶、钟同。当时已是深夜，宫门关闭，太监把圣旨从门缝向外传出。章纶、钟同当即被押解到锦衣卫诏狱，严刑逼供，追问幕后主使人是谁，以及交通南宫的细节。这是极为阴险的一招，带有查办宫廷政变阴谋的意味，所谓“交通南宫”云云，显然影射幽禁于南宫的太上皇是幕后主使人。孟森对此有这样的评论：“狱中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宫状，则明与上皇以难堪，尤为帝之显失。”他认为这是景帝明显的过失。在我看来，岂止是“过失”而已，这是景帝防止英宗复辟的一着险棋，用以压制舆论，效果却适得其反。
钟、章二人既然敢于直言极谏，当然早有思想准备，即使被锦衣卫折磨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却始终没有屈打成招，因而“主使及交通南宫状”始终找不到证据。内阁六部的衮衮诸公，对此噤若寒蝉，不置可否。
有一个名叫杨集的进士针对这种状况，写信给兵部尚书于谦，一针见血触及要害。他说：奸人黄玜进献“易储”之说，是迎合“上意”（皇上旨意）的手段，谋求逃死的伎俩。你们这些人身为国家柱石，居然贪恋官僚之赏，而不考虑如何善后，不敢表示异议。如今钟同、章纶又因为主张“复储”而被关入锦衣卫监狱。假如他们死于皇帝杖下，而你们坐享崇高待遇，将如何面对清议？
于谦看了这封信，自知理亏，当时奉旨议论黄玜“易储”奏疏时，自己一言不发，等于默认。他把杨集的信递给内阁大学士王文，王文阅后评论道：杨集这个书生不知忌讳，不过很有胆量，可以升官，让他出任六安知州。看来于谦、王文颇为欣赏杨集的胆识，内心并不赞同“易储”，由于深受景帝重用，不便发表反对意见，只能保持沉默。
尽管钟同、章纶被捕入狱，支持他们的依然大有人在。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抓住这一话题大做文章，把批评的意见委婉地表达出来：希望陛下经常到南宫去朝见太上皇，或者谈论帝王家法，或者商议国家治理，逢年过节委派大臣前往朝谒，安慰太上皇。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太上皇的儿子就是陛下的儿子，应予善待，使臣民明白陛下有“公天下”的诚意。
这一番合情合理的话语得到的回报，是廷杖八十。廷杖是老祖宗朱元璋“以重典驭臣下”的发明，就是在宫门外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打屁股。廖庄打了八十棍，没有死，被贬到偏远山区去管理驿站。由于事端是钟同、章纶引出来的，钟、章二人一并廷杖，钟同当场打死，章纶身受重伤，仍旧押回监狱。
景帝的所作所为，目标很明确：巩固已经到手的权位，并且企图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儿子夭折以后，他坚决反对重新册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他万万没有料到，幽禁在南宫的太上皇竟然会复辟，他自己又变回原先的郕王。再度登上帝位的英宗，能够放过他吗？
明史专家吴晗认为，明景帝朱祁钰是“难得的好皇帝”，当然不能说毫无根据。但是，此公贪恋权位，幽禁太上皇，废掉他的皇太子与皇后，似乎与“好皇帝”的称号相去甚远，不知列位看官以为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