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正德年间，横行政坛的太监头子刘瑾，由于皇帝的宠信与纵容，权势显赫到可以代表皇帝行事。大臣们上朝的时候，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朱厚照，完全听凭站在身边的刘瑾吩咐。大臣们山呼万岁，跪地叩拜时，受礼的不仅是皇帝，还有刘瑾。因此，京师盛传这样的政治谣言：“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就这样，刘瑾有了“立地皇帝”的桂冠。吕毖《明朝小史》说：官僚给刘瑾的拜帖，都写“顶上”。朝官出差回京，朝见皇帝以后，必定再去朝见刘瑾，成为常礼。官员的奏折一式两份，先送给刘瑾的叫做“红本”，后送给皇帝的叫做“白本”。
刘瑾原是个小角色，本姓谈，景泰年间自宫（自己阉割）后，投奔刘太监名下，改姓刘，曾经负责教坊司，后贬为茂陵（宪宗陵墓）司香。朱厚照成为太子，他调入太子东宫，从此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皇帝病危，把内阁大臣刘健、谢迁、李东阳召到乾清宫，临危托孤，抓着刘健的手说：卿等辅导太子用心良苦，朕是知道的，太子年幼，喜好逸乐，卿等应当教他读书，辅导他成为有德的皇帝。
太子朱厚照即位时，刘瑾是掌管钟鼓司的太监，在他的狐群狗党“八虎”中，排名并不靠前。所谓“八虎”，即马永成、谷大用、丘聚、刘瑾、张永、高凤、罗祥、魏彬。他们与皇帝同卧起，成天用狗马鹰犬、歌舞角觝引诱十五岁的小皇帝，满足他喜欢逸乐的癖好，由此博得皇帝的宠信。“八虎”多是大老粗，唯独刘瑾稍有文才，略通古今，为人狡猾且野心勃勃，非常仰慕前朝那个玩弄冲主于股掌的太监王振。刘瑾想仿效王振，冲主朱厚照却对他刮目相看，把他提升为内官监太监兼团营（警备部队）提督，赋予他很多权力，架空内阁，皇帝的圣旨通过刘瑾向外发布，内阁毫不知情；内阁票拟的朱批，刘瑾随意改动；或者把内阁的票拟留中不发，视之若无。
正德元年（1506）六月，北京上空雷雨交加，雷电击中郊坛、太庙、奉天殿，笃信“天人感应”的大臣们，以为是上天对于“八虎”引诱皇帝游戏无度的警告。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接连请求皇帝严惩“八虎”，皇帝不予理睬。
户部尚书韩文鉴于“八虎”恣意横行，每次退朝与僚属谈起此事，忧心忡忡，涕泪双流。户部主事李梦阳对他说：李公何必哭，官员们正在弹劾这批阉宦把持朝政，当此之际，你应该率领大臣力争，除去“八虎”就易如反掌了。韩文捋着胡须昂起肩膀毅然说：对，即使事情不成功，活到这个年纪死也足矣，不死不足以报国。随即要求李梦阳起草弹劾“八虎”的奏疏，不要太文、太长。太文，恐怕皇上看不懂；太长，恐怕皇上没有耐心看完。可见他很在意这次弹劾，力求成功。
韩文与各部门大臣联署的奏疏，直截了当地指出：近日朝政日非，号令失当，朝野上下都认为，是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斌、丘聚、刘瑾、高凤等一手造成。他们造作巧伪，淫荡皇上之心，使沉迷于击毬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终于使得天道失序，地气不宁。历史上阉宦误国为祸尤烈，如今马永成之流罪恶昭彰，如果放纵不治，将来必将肆无忌惮，成为社稷之大患。伏望陛下忍痛割除私爱，对他们明正典刑。
皇帝朱厚照看了奏疏，大惊失色，痛哭不已，顾不得吃饭，立即派司礼监太监李荣、王岳来到内阁听取意见。一天之内往返三次。皇帝提出把“八虎”安置南京的主张，谢迁以为过于宽大，应该立即处死。刘健拍着桌子哭道：先帝临终前拉着老臣的手，托付大事，如今陵墓泥土未干，朝政就被这批人败坏至此，臣还有什么面孔去见先帝？
在皇帝派来的司礼监太监面前，刘健、谢迁声色俱厉，唯独李东阳态度缓和而暧昧。
太监王岳生性刚直，嫉恶如仇，支持内阁对于“八虎”的处理意见，回去向皇上如实禀报。次日，大臣们奉皇帝之召入宫，来到左顺门，太监李荣传达皇上旨意：诸大臣爱君忧国，所言极是。那些奴才长期在朕身边服侍，不忍心置之重典，希望从宽发落，由皇上自己处置。对于皇帝的圣旨，众大臣面面相觑，不敢反驳。
少顷，户部尚书韩文说：今日海内民穷盗起，那批宵小之徒还在引导皇上游宴无度，荒废朝政，我等怎么忍心沉默不言！李荣说：皇上并非不知，只不过从宽而已。礼部侍郎王鏊反问：假如不处置，奈何？李荣回应：难道我的头颈裹着钢铁吗？岂敢误国。
消息灵通的“八虎”惊恐之余，赶忙研究反击策略，考虑到刘瑾巧佞狠戾，敢于作恶，众人一致推举他为首，进入司礼监，掌握实权，以便“脱祸固宠”。同时施放烟幕，以退为进，“八虎”主动请求安置南京。内阁不予批准。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怂恿韩文等大臣，赶快呈进秘密奏疏，迫使皇上同意逮捕刘瑾等人。吏部尚书焦芳与刘瑾有旧交，向刘瑾告密。刘瑾等八人连夜跑到皇上身边，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呼天抢地说：没有皇上恩典，刘瑾等人早已碎尸万段喂狗了。见皇上有些动容，刘瑾赶紧说：陷害我们的是王岳。皇帝不解地问：为什么？刘瑾说：太监王岳身为东厂提督，居然串通外廷，煽动大臣弹劾我们；内阁议论此事时，他又表态支持，这是什么感情？所谓“狗马鹰犬”，王岳自己也买来进献，却独独归咎于我们。
皇帝听了刘瑾的一面之词，大怒道：我要把王岳抓起来！
刘瑾进一步煽动说：狗马鹰犬，并不损害皇上日理万机，朝廷大臣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的攻击，就是因为司礼监没有自己人，否则的话，皇上为所欲为，谁敢说半个不字。
皇帝听了如此体贴的话语，对王岳等人更加恼怒，当即逮捕王岳等人，发配南京，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一把手）兼任团营提督，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掌管京营武装，分别把守要害地方，把宫廷的机要、特务以及警卫部门牢牢地控制在他的亲信“八虎”手中。
这些人事变动都发生在当天夜里，外廷大臣一点也不知道。次日清晨，大臣们按照事先商定的部署，在宫门外向皇帝请愿——严惩“八虎”。得到的圣旨，却是对于刘瑾、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虎”的新任命。内阁大学士刘健等大臣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纷纷向皇帝辞职。刘瑾利用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代皇帝起草诏书，勒令刘健、谢迁致仕，三名顾命大臣只留下李东阳。李东阳有些尴尬地向皇上进言：臣等三人，责任相同，而独留臣，将何以辞谢天下？皇帝不予理会。
刘瑾得志以后，一方面揣摩皇帝心意，百般迎合；另一方面不断罗织外廷大臣罪状，使他们自顾不暇，不敢上疏议论国事。皇帝欣喜不已，更加坚信刘瑾可以委任。刘瑾一向善于矫饰，内心极为狠毒，为了凸显自己的权威，抓住同党谷大用、马永成、丘聚等人的把柄，严厉制裁。为了掌控外廷，他把吏部尚书焦芳引入内阁，内外配合，表里为奸。
在皇帝心目中，刘瑾是可以仰赖的亲信，把自己批答奏疏的大权，交给了他。刘瑾为了专权，引导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看戏娱乐，乘他玩得兴起，拿着各衙门的奏章请示处理意见。皇帝不高兴地说：我用你干什么，为何一再烦我？心甘情愿大权旁落。余继登《典故纪闻》说，皇帝多次说“吾用尔何为？”以后事无大小，刘瑾都按自己意思裁决，即使下发诏令、圣旨，也不让皇帝知道了。从此刘瑾可以代表皇帝独自裁决大政方针。起初，还形式主义地送内阁“票拟”（草拟处理意见），内阁大臣下笔之前一定要摸清刘瑾的意思；遇到重大事情，还特地派人向刘瑾请示，然后下笔。后来，刘瑾索性在自己私宅草拟圣旨，把副本送交内阁过目，李东阳等看了必定称赞一番，大抵是些“刚明正直”、“为国除弊”之类肉麻言辞。
当然，也有和刘瑾对着干的正直官员。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言官，上疏给皇帝，请求“斥权阉，正国法，留保辅，托大臣”，矛头直指刘瑾。刘瑾一手遮天，下令锦衣卫缇骑逮捕戴铣等言官，关入锦衣卫诏狱。此事引起兵部主事王守仁（阳明）的不满，挺身为言官辩护：“戴铣等职居司谏，以言为职，其言而善，自宜嘉纳；如其未善，亦宜包容。”刘瑾大为光火，把王守仁廷杖五十大板，发配贵州龙场驿。王守仁获悉刘瑾派人在中途暗杀，半夜时分，把自己的鞋帽投入钱塘江，佯装投江而死，并且写了“遗诗”一首：“百年臣子悲何及，夜夜江涛泣子胥。”浙江的地方官都信以为真，在江边祭祀，在余姚的家属为他穿了丧服。从此王守仁便隐姓埋名，隐居于武夷山中，直到父亲王华（南京吏部尚书）病逝，为了服丧，才不得不现身。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思想家王阳明先生的这种遭遇，折射出刘瑾当时的气焰是何等的嚣张。
刘瑾的嚣张远不止此。为了震慑反对派，他以皇帝的名义，在朝堂上公布“奸党”名单，并且向全国公示。这份“奸党”名单，包括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都御使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以后又把早已脱离官场的刘健、谢迁、马文升、刘大夏、韩文等六百七十五名官员追夺官衔，充军发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