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屡见不鲜，晚明史上的“阉党”专政却十分独特，大大小小的官僚演出了一幕幕个人崇拜丑剧。个人崇拜在专制时代算不上罕见的现象，奇怪的是，个人崇拜的对象并非皇帝，而是太监。这不能不说是畸形时代畸形政治的产物，把那种社会制度丑恶的一面，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魏忠贤个人崇拜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全国各地的官僚掀起了建造“生祠”的政治运动。中国自古就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建造祠堂以祭祀死去的祖先。为活着的人建造“生祠”，闻所未闻，它的初衷已与祭祀祖先毫不相干，变成了一种政治交易，满足了崇拜者与被崇拜者各自的政治目的。谓予不信，请看下面的描述。
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建议，应该为功德无量的魏忠贤建立生祠。这个善于拍马溜须的官僚说，魏忠贤心思勤奋，体谅国家，心中念念不忘抚恤人民，由于他的德政，浙江延续百年陋习积弊完全消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一致请求为他建立生祠，向他祝福。明眼人一看便知，吹牛不打草稿的潘汝桢，说的全是颠倒黑白的阿谀奉承之词，竟然把“阉党”专政的恐怖政治涂抹成“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势。
这当然是魏忠贤求之不得的大礼，正中下怀。奇怪的是，皇帝的圣旨居然也是这样的调子：鉴于魏忠贤“心勤为国”、“体恤人民”，批准地方政府为他营造生祠，“以垂不朽”。这个昏庸的皇帝还为生祠题写匾额——“普德”，用明白无误的姿态为生祠运动推波助澜。
这个先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们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与皇帝的态度，趋之若鹜，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一时间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有人策划，有人造势，有人出钱，有人献房，搞得昏天黑地。应天巡抚毛一鹭把生祠建在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建造多处生祠，宣大总督张朴在宣府、大同建造生祠，山西巡抚曹尔桢在五台山建造生祠。这种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蔓延到京城。工部郎中曾国桢把生祠建造到卢沟桥边上，京城巡视御史黄宪卿把生祠建造到宣武门外，顺天知府李春茂把生祠建造到宣武门内。有的官僚还把生祠建造到皇帝祖坟边上，如孝陵卫指挥李之才把生祠造在南京孝陵（太祖高皇帝坟墓）前面，河道总督薛茂相把生祠造在凤阳皇陵（太祖父母坟墓）旁边。
如此这般，短短一年间，总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生祠之风甚嚣尘上。
那些建造生祠的官僚，把魏忠贤当做一个偶像，顶礼膜拜唯恐不周，当然并非出于内心的虔诚，而是一种政治表演，以博取魏阉的欢心，为自己仕途升迁增添筹码。这样的表演是寡廉鲜耻的，不顾脸面的。生祠建得最多的蓟辽总督阎鸣泰就是一个典型，他写给皇帝的建造生祠奏疏实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
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引者按：指东厂总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
你看，一个文盲阉竖、跳梁小丑，居然被他美化成罕见的圣贤，学识渊博，兵农礼乐样样精通。皇帝不但不反感，而且还为生祠题写“广恩”匾额，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彰魏忠贤的“治平绩著”。有了皇帝亲笔书写的“广恩”匾额，蓟州生祠建成之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仪式，迎接魏忠贤的“喜容”（偶像）进入生祠，大小官员一起对“喜容”五拜三叩头，礼仪的规格和皇帝一模一样。兵备副使耿如杞看到魏忠贤的“喜容”一副帝王相，颇为反感，只作了一个长揖，没有跪拜。巡抚刘诏打小报告，魏阉立即命锦衣卫把他逮捕入狱。
这无疑助长了宵小之徒的气焰。天津巡抚黄运泰比阎鸣泰更胜一筹，他所主持的迎接“喜容”仪式，隆重程度超过蓟州。据当时人描述，“喜容”有仪仗队前导，如同皇帝出巡一般，一干人等行五拜三叩头礼。待到“喜容”在生祠中安置妥当后，黄运泰率领文武官员来到丹墀下，整齐排列，再次五拜三叩头。然后黄运泰到“喜容”前面致词：在下某年某月因某事承蒙九千岁（按：阉党分子对魏忠贤的尊称）扶植，叩头表示感谢；又某年承蒙九千岁提拔，再次叩头感谢。致词完毕，退回原位，再行五拜三叩头礼。旁观者都累得汗流浃背，黄运泰却洋洋得意，因为不久又可以得到“九千岁”的提拔了。
令人感兴趣的是，被无耻之徒顶礼膜拜的魏忠贤“喜容”是什么模样呢？按照当时人的描述，它完全是按照帝王模样塑造的：垂旒执笏，头戴冠冕，身穿袍服，眼耳口鼻手足栩栩如生。和庙里面供奉的偶像差不多，不同的是，发髻处有一个空穴，可以安插四时鲜花，腹中空空，充满金玉珠宝。在它的身旁，悬挂着鎏金的对联，当然是对魏阉的褒奖之词：
至神至圣中乾坤而立极
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
人为地把一个政治小丑打扮成“至神至圣”，如同“乾坤”“日月”一般，可见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如痴如狂了。那些崇拜魏忠贤的官僚，未必不知道这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地痞流氓，自阉入宫后只不过是低贱的“小火者”；未必不知道此人凭借阴谋权术一步步爬到权力顶层，心狠手辣，野心勃勃。这种个人崇拜，并非敬仰他的道德品质，而是别有所图的政治投机。朱长祚《玉镜新谭》这样写道：
窃观一刑余之人，而天下贡谀献媚，人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崇敬之，称其功如周召，颂其德如禹汤，以致遍地立祠，设像而祝厘焉。呜呼，当此岁浸民匮之日，一祠之费奚若数万金哉！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天上之王宫。
李逊之《三朝野记》谈及此事时指出，当时朝廷上下一片疯狂，为魏阉歌功颂德的奏疏，充满了“扬诩赞叹”之词，“几同劝进”——几乎有劝他登上皇帝宝座的架势。奇怪的是，皇帝的“朱批”，也是“称颂唯恐不至”。
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无聊文人——国子监生陆万龄，居然向皇帝提请，在孔庙中，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进而主张在国子监西侧建造魏忠贤生祠。理由是：魏忠贤“提不世之贞心，佐一朝之乾断，披丹开导”，“驱蔓延之邪党，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之下”。他铲除东林党犹如孔子诛少正卯，编《三朝要典》犹如孔子笔削《春秋》。这一番话仿佛痴人说梦。一个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读书人，居然要让文盲阉竖和儒学大师并驾齐驱，一起配祀孔子，简直是斯文扫地，热昏了头。如此这般的荒诞意见居然还博得了一些人的喝彩叫好。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皇帝。他不断在圣旨中表扬魏忠贤，什么“赖厂臣秘授神略”、“赖厂臣赤心忠计”、“厂臣殚心筹划”、“赖厂臣干国精忠”、“赖厂臣一腔忠诚”等，而且对于大臣为魏阉歌功颂德的奏疏赞许有加。例如在延绥巡抚的奏疏上批示：“疏称厂臣擎天巨手，贯日丹忠，措饷轸军，投醪挟纩，乃故奏奇捷。说得是。”魏忠贤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无可争议的，皇帝对他的嘉奖封拜也逐步升级：
——“魏忠贤勤慎奉公，清廉厉操……荫弟侄一人，与做锦衣卫都督佥事。”
——“魏忠贤预发不轨之深谋，大挫积年之强虏……特封忠贤侄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为肃宁伯（不久又晋升为肃宁侯）。”
诸如此类的褒奖，在天启一朝几乎连绵不绝，魏阉的头衔也节节高升，从元臣、上公（尚公）到殿爷、祖爷，再发展到千岁、九千岁。诚如贾继春所说：“询知恶党之呼魏忠贤也，除崔呈秀直呼为亲父外，其余皆以‘九千岁’呼之者。”一些无耻之徒喊“九千岁”似乎意犹未尽，索性当面高呼“九千九百岁爷爷”。这是史有明文的，吕毖《明朝小史》卷十六天启纪的“九千九百岁”条写道：
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顺指者俱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舞台下的人们看到了跳梁小丑的表演，透过群魔乱舞的光影笼罩，人们察觉到的是什么呢？
是正常政治体制的彻底崩溃，整个官场的集体堕落，世风道德的普遍沦丧，总之是一派亡国景象。无怪乎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感叹道：“熹宗（天启），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崇祯）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