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论语·述而》中的一句话。这句话表现出孔子自觉修养、虚心好学的精神。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择其善者而从之,见人之善就学,是虚心好学的精神;另一方面,其不善者而改之,见人之不善就引以为戒,反省自己,是自觉修养的精神。这样,无论同行相处的人善与不善,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论语》中有一段记载:
一次卫国公孙朝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学的?”子贡回答说:“古代圣人讲的道,就留在人们中间,贤人认识了它的大处,不贤的人认识它的小处;他们身上都有古代圣人之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他随时随地向一切人学习,谁都可以是他的老师,所以说“何常师之有”,没有固定的老师。如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始我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我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子贡对孔子说,自己只能“闻一而知二”,颜回却可以“闻一而知十”。孔子说:“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
现代社会里,我们处处强调“学习”。可是,什么是值得学习的呢?什么是值得批判的?很多时候,我们模糊不清,掌握不好方向。所以,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用自己的慧眼辨别是非的时代。我们有时只是“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强调只要是有利的就学习,只要实用就学习。三国时期“才高八斗”的曹植就是典型的一位,在一篇文章里是这样记载的。
曹植的诗、赋、散文,不仅语言华美,风格独特,而且感情真挚,见解深刻,其思想内容也高出同时代的人,对后代文学影响巨大。曹植才华横溢,是与他平时学习谦虚刻苦分不开的。他一直认为,哪怕才气再高,所做的诗文也不可能没有问题。因此,他常常喜欢别人来挑他文章的毛病,哪怕是改正了他一个字,他也要尊之为“师”。他曾在《与杨德祖书》中说:“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辟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
曹植谦虚,刻苦好学,不仅限于书本和文友,还突破书本和文友的局限,虚心向民间大众学习。他认为:“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建安12年(公元207年),曹植随军北征三郡乌桓途中,到了北方滨海一带。异域风土和边民的贫苦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拜师求学,深入贫民生活,提笔写下了《泰山粱甫记》,记录了“边海民”的凄惨生活,表露了他对百姓的关切和同情。曹植的诗、赋描写的是那样生动、具体,富有感情。
曹植的这些文学成就与他善拜人为师和谦虚好学是分不开的,做人一定要避免自高自大、自鸣得意和自以为是。因为知识是无穷尽的,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永远战胜未来,而未来才是不骄不躁的裁判官。一个不谦虚的人大多是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而且最容易走进重复自己的怪圈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以为自己走了很远的路,但当有一天突然醒来,却发现自己还停留在原来的起跑线上。
中国近代闻名遐迩的学术巨人梁启超,在1920年以后退出了政治舞台,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在众多社会科学领域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梁启超的朋友周善培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文章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写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步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2000年,至今《史记》里的许多文章还是百读不厌。你这几十年中,写了若干篇文章,你想想看,不说读百回不容易,就是使人能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这么刺耳难听的话,梁启超听了犹如挨了当头一棒。但他丝毫没有生气,而且还很虚心地向老朋友请教:“你说文章怎样才能留人呢?”周善培很认真地回答说:“文章要留人,必须要言外有无穷之意;使读者反复读了又读,才能得到它的无穷之意,读到九十九回,无穷的还没有穷,还丢不下,所以才不厌百回读。如果一篇文章把所有意思一口气说完了,自己的意思先穷了,谁还肯费力再去搜求,再去读第二回呢。文章开门见山不能动人,一开门就把所有的山全看完,里面没有丘壑,人自然一看之后就掉头而去,谁还去搜求丘壑呢?”周善培的话梁启超觉得分析透彻精当,很有见地,击中了自己文章的毛病和要害。所以,他连声称谢,虚心接受。从此,梁启超写文章更加精益求精,果然受益匪浅。
如果一个人常常得意忘形,不拜别人为师,不接受别人的批评,自己拍自己的肩膀,那他无疑是在欺骗自己,就像那些被魔术欺骗了的观众一样。从此,他将走上失败的道路,因为他早已没有了自知之明,盲人骑瞎马乱闯,怎么会有成功的希望?
人绝不该自高自大、自鸣得意和自以为是。因为知识是无穷尽的,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永远战胜未来,而未来才是不骄不躁的裁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