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伦敦蒙难这幕悲剧告终了，他在国际上却成了一个名声赫赫的大人物。当事情扩大以后，伦敦的报纸除《地球报》以外，也都用大字登载起来，最令人注目的就是荷兰教授，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所发表的论文，引起凯文狄希、胡特等的讨论，他们对于国际法的研究都很有声望的。十月三十一日《发言者报》还在继续刊载关于孙先生案件的言论，一直到十二月三日，香港《支那邮报》更发表了一篇关于孙先生的历史及主张比较详细的论文，使贴邻香港的广东政界，格外震惊。所以当时海军衙门派赴驻英使馆的一个叫做凌凤的，在他的日记上，这样记着：
十九日（即十月二十五日），获孙文一案，反为该人成名。当解放时，有其同党梅生等暨报馆诸人，欣门寻讨。翌晨时报，大发议论，并绘其像，谓当被囚时有人告日，此番获解回华，当枭首；或用鸩毒，或贯水银，装箱带回。但在他国之地，岂能行彼国之法。然此密谋。他人不知，何以别生枝节如是？
这是确实的，孙先生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使他的成名格外快，并且更迅速地促进他事业的完成。但是使馆的枭首、鸩毒等等密谋，如果做到了，孙先生也就完了，所以凌凤怪外间怎样会知道这事，使满清政府的罪恶，随着孙先生的声誉同样地宣扬开来。
孙先生从使馆出来以后，新闻记者和文人学士来访问他的。络绎不绝，他把这事情经过情形，一一回答他们，几乎使他舌敝唇焦，大约隔了二十天左右，就从康德黎家里回到原住的地方，就是葛兰旅店街八号。
可是满清政府对于孙先生这样的下落，是不能甘休的，所以停止活动很久的司赖特侦探社，从二十三日孙先生出使馆门口起，就又紧跟着他的行踪，而从事秘密侦察了。同时，北京总理衙门还是怕孙先生回国，所以又有密函致两广总督谭钟麟和广东巡抚许振伟，教他们设法在新加坡、西贡、香港等埠，相机密探。直到龚照瑗报告总理衙门，说孙先生在伦敦，一时不会回国，但谭钟麟和许振伟还在南方严防，甚至要等孙先生一到香港，就实行暗杀，不使他生还。孙先生和满清政府，真是势不两立了。
孙先生脱险后在伦敦的生活怎样呢？这却不能不感谢司赖特社许多侦探的一番忙碌，使我们得到不少的材料。这报告自十月二十三日起一直到第二年的八月十二日止，那时孙先生已经离开英国往加拿大到日本去了。他们所报告的，当然只是一些表面的行动，但这究竟是那时期孙先生比较详细的“起居注”，从这里面很可以看出孙先生生活的另一面。
大概那时孙先生每天早上十一点左右，从葛兰旅店街出来，或者一直到谭文省街四十六号去看康德黎，或者到霍尔庞邮局去寄信，那时孙先生大概写信到外面去的很多，据侦探报告，简直是每天或隔一天都到邮局去的。大英博物图书馆（British Museum）是孙先生常到的地方，有时从早上十一点多钟进去一直到下午七点才出来。这样很久的七八个钟点，都在参考室中研究，他真是用功极了。那侦探社的报告中，一再说：“他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图书馆，谭文省街四十六号，霍尔庞邮局。”他们又说：“在大英博物图书馆，他不变地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地为要吃些点心，就离开到布莱街的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图书馆。”有时下午到阿尔培脱路立近脱公园去休息，但手里常常拿着一份新闻纸。每天七八点钟，就回到寓所去，晚上却很少出来。
当孙先生离开使馆的最初几天，是常到红十字医院或医学校去，有时往动物园等处参观，孙先生虽是在大难以后，但对于学问研究的兴趣，并不因此有丝毫灰心，他反利用这个机会，尽量地加以考察和研究。据侦探见到的，孙先生除常到大英博物图书馆以外，石室图书堂、康辛顿帝国学院（Imperial Institute）和南甘星敦博物图书馆等处也常去的。同时也常到宪政俱乐部去做过几次调查的工作，到爱尔顿农业馆家畜展览会、李勤街工艺展览会等处参观或考察。大概在最无事的时候，才到立近脱马戏场去消遣。
历史上再没有像这样巧的事情了，四十七年前（1849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图书馆完成他的《资本论》的著述，现在孙先生也在这图书馆常常出入，伟大的三民主义的全部思想，也在这环境中确立起来了。但当时马克思著作《资本论》，是想从亚当史密斯以来各家经济学中另开一个局面。那时欧洲社会主义的运动正在风起云涌，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论点。断定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内在的矛盾，革命是有必然性的不可避免。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文》中，这样说：“在一切生产力还有未尽发展的余地的时候，原有的社会制度是不会消灭的：新的较高的生产关系在它们所借以存在的物质条件还未成熟于旧社会的胚胎中之前是不能出现的。”所以他手创的第一国际（也在伦敦成立的）终于经过内部的激烈争论之后，静悄悄地归于解体了。这个时代思潮的转变，恰恰留待四十七年后，孙先生来支撑和推进。英国从那个时期起，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虽是继续发展，但他们却成为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这样，在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下面，小资本被并吞于大资本，劳动阶级的生活，更陷于困苦；同时，由于国外竞争的结果，使农业工业同样地受到打击。于是从1880年以后，社会主义的运动，还是回到复活的路上，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孙先生正在这英国社会主义各种理论和运动充分发挥和进展的时候。在伦敦用苦功的研究，这对于他思想上当然免不掉受到重大影响的。
当孙先生到伦敦前后的英国国际情形怎样呢？阿格在《近代欧洲经济发达史》上说：“到1880年之后，英国劳动阶级安心满意的感想已经大不如前。工业情形已不及从前稳固，工人地位亦时有摇动之虞。于是又有人开辩论，说英国国家财富已大增加，惟独劳筋力之人得不到几分的利益；这种论调，很受欢迎。当时社会贫乏的情形，纵不如五十年前那样可怜，而实不亚于五十年前之盛行。据当时统计，每年二十人至二十五人中有一人全赖御党官吏的赐济为生。1874年至1879年商业萧条，接连着有凶悍而不成功的反对减少工资的罢工，引起一股公众的注意集中到工业上不调协的情形。1881年至1883年工商界虽有短期的繁荣气象，但到1885年前后工商业停滞的时期又开始了。社会的和工业的改良越更使人失望。”在这样情形之下，社会主义者就有最好的努力机会了。那时伦敦流行一种刊物，叫做“伦敦无告者之惨哭声”，又有福音教徒的救世军的出现，接着1890年更有布什威廉的《英恪兰之地狱案相与解脱方法》（In Darkest England and the out）一书出版，唤起了大多数人的深刻注意。1880年社会民主党前身的民主协会成立，1883年费边社成立。到孙先生将到伦敦前的三年，1893年独立劳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也宣告成立了，所以孙先生当时在伦敦经过书本的研究，和各方调查考察的结果，在思想上有这样的波动：
“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知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
但这时期一切的社会革命运动所表现的事实，已不是马克思所见到的了，马克思所预料的无产阶级的必然性的革命，也没有实现。孙先生怎样地完成他的新的革命理论呢？那时，有一个美国人而影响英国很大的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无疑的，对于孙先生思想上有很大助力的。这本书1879年出版，到1882年在全英帝国销到十万本以上。他曾亲自到过伦敦与爱尔兰游行演讲。引起英国人民的拥戴和爱尔兰政府的逮捕。他这本书，是把英国以前研究地租说的穆勒、斯本斯、多甫诸人的方法凑合而集其大成。但是他坚决地断定，贫困与进步的正比例的发展，是由于那种个人没有丝毫的勤劳，坐享众人改良的结果的地主阶级所造成的，亦即地租制度所造成的。这样，他不但与穆勒的所谓财富和工资基金的太少，所以不能普遍的增加工资的学说不同，他更否认了马克思的所谓资本掠夺工资，劳工反对资本家的理论了。孙先生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并且他早年的思想是倾向于农业问题的，他知道中国的土地问题，迟早要发生的，因此他对于亨利·乔治的理论，是很同情的。
孙先生革命的怀抱到这时候，从空洞的理论而到有具体主张的时期了。大概孙先生早年革命意识的冲动，是单纯的由于民族思想，由于认定必须从异族统治中解放出来，中国才有出路，因此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较早完成，在夏威夷求学时代所见到的民主国家的设施，促成他的民权思想，后来表现于反对帝王梦想，和第一次广州起义时选举合众政府总统的行动。在伦敦蒙难以后，由于常到大英博物图书馆：宪政俱乐部等处研究调查后，对于欧美各国政治得失的源流，各国现行宪法的精义和利弊，都有较深的认识，故在民权主义方面，关于五权宪法的思想，便在这时完成了一个轮廓。孙先生自己说：“兄弟革命虽然是遭过了一次失败，但是并不灰心，把革命的事情，还是向前做去。在全球奔走之余，便把各国政治的得失源流，拿来详细考究，预备日后革命成功，好做我们建设的张本。故兄弟当亡命各国的时候，便很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研究所得的结果，见得各国宪法。只有三权，还是不很完备，所以创出五权宪法。”（民国十年五权宪法演讲词）
至于民生主义，可以说也成熟于这时期，虽然在《上李鸿章书》中“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三大纲要，和农功一文所说的，都是有关经济民生的大计，并明言“农商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兴中会章程》中也说：“必使吾国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为满志。”此外对于民生的疾苦，也很关心，如《兴中会宣言》中所说“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上李鸿章书中所说“嗷嗷之众，何以安生”。这些都和民生主义的思想有关。现在看到欧美的事实，更证明民生问题的重要，必须和民族民权两问题同时解决，才能够免除第二次革命的危机，才可以永享和平幸福。所以，孙先生说：
“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现在，孙先生全部的革命理论已经确定了，这时候虽是仅有概念的建立，还没有完成具体的著述，但他在历史上的价值，是与马克思的完成《资本论》一样的。我们如果从后来孙先生更进步的思想来看，那么孙先生在大英博物图书馆的一番用功，更有不朽的纪念价值了。
孙先生在大英博物图书馆中的情形，现在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记载。但在二十七年以后，孙先生曾经自己追述一段很有意味的小小故事。他说：有一次正在大英博物图书馆内看书，遇到几个俄国人，他们互相交谈以后，知道彼此都是革命同志，有一位俄国人便向孙先生问道：
“中国的革命，什么时候可以成功呢？”
孙先生那时虽是初次失败以后，但卷土重来的勇气。还是很大，他希望一二年内就要再发动一次革命，并且要这一次革命必须成功。不过对那些俄国人，不能说得太轻易，于是很稳健地这样答复：
“大约三十年可以成功。”
“你们在那样大的国家发起革命，只要三十年便可成功吗？”那位俄国人听了孙先生的回答，竟这样惊讶起来。
“你们俄国的革命，什么时候可以成功呢？”
“大概一百年后能够成功，我们便算满足了；此刻正是在奋斗，成功虽然在一百年之后，但是现在不能不奋斗，如果现在不奋斗，就是百年之后，也不能成功。因为要奋斗一百年可以成功，所以我们现在便努力奋斗。”
孙先生追述那时的情景说：“我当时听了他们这番话之后，回想到我的答话，便觉得无以自容。因为我在初次失败之后，本希望中国的革命，急于成功，不过为对外国人说话稳健起见，故多说三十年。及听到他们的答话，知道他们的计划稳健，气魄雄大，大我好几倍。所以我当时就非常抱愧。”（民国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演讲）孙先生这几句话的意义，是在勉励他的信徒。事实上当时孙先生已经确定了革命主义的理论基础，他对于中国革命正满怀着无限光明的热望，他的勇气也比俄国革命党要大得多，所以敢预言三十年成功。谁能料到，中国革命的初步成功，就在十五年以后实现，俄国革命也不到一百年的四分之一就告成功？所以，孙先生那时的预言，是相当稳健的。但革命事业是最艰苦的工作，孙先生经过这一次失败，并且和外国革命家交换了意见，他更认定要加倍奋斗，加倍努力，才能达到成功的希望。他在此后每次奔走革命的时候，总是有很多人问他：
“我们看到你不知失败过多少次了，为甚么还没有丧气，总是这样热心？这是甚么理由呢？”
“我不管革命失败了有多少次，但是我总要希望中国的革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总是这样奋斗。”孙先生遇到了这样的问话，总是拿这一句话来回答。孙先生自己承认这句话，就是那时在大英博物图书馆内和俄国人谈话以后，所得的结果。我们在这里便可知道，孙先生这一次伦敦蒙难以后留居欧洲期间，不但在思想上完成了他的革命经典——三民主义；在行动上对中国革命成功的信心和奋斗精神，更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坚强基础。
孙先生在留寓伦敦的第二年（纪元前二十三年，1897年）完成了一部英文著作《伦敦蒙难记》，在勃雷斯托尔的箭匠书店出版，把蒙难的经过，记载得很详细。同时剑桥大学教授翟尔斯请孙先生写了一篇自传，孙先生在这一篇简短的文章里，说明自己是信仰耶教、汤武、华盛顿和达尔文学说的。此外又译了一本《赤十字救伤第一法》，原著者是伦敦红十字会总医生柯士宾，这是孙先生对于医学上唯一的译作了。孙先生译这本书的用意，也许为将来革命军军事医学上的准备，是很有意义的。
大约孙先生在伦敦前后住了十个月，到第二年七月十一日才坐了纽美谛亚号（Numidian）邮船到加拿大的蒙德里利尔埠，第二天又到温哥华，准备到日本。在那边耽搁了二十天，到八月二日就坐了印第亚皇后号邮船向横滨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