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尔·西尔弗曼
2003年年末，我前往乔治·布拉齐勒位于麦迪逊大道三十三街的狭小办公室。有一位女士坐在前台。她轻快地问道：“你的名字？”我说：“阿尔·西尔弗曼。”她说：“你是来见乔治的。”在称呼他名字时，她的言语间充满了爱意。她大喊道：“乔治！你有客人。”在后面一间堆满书籍和纸张的屋子里，乔治满脸笑容地出现了。
他和我的交情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时的每月一书俱乐部很容易就选中了布拉齐勒出版社的书籍，比那些老牌出版社的要快得多，就好像他是专门针对我们出的书。从纽约的摩根图书馆或伊斯坦布尔的大博物馆里刨出的那些精美绝伦、睿智无比的书稿，从全世界那些紧锁、温控的博物馆里发现的中世纪杰作，似乎只有乔治·布拉齐勒能让它们重见天日。他十分清楚，它们就是每月一书俱乐部能够提供给广大读者的完美选书，这完全得益于他在图书俱乐部的经历。
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他仍然笔直而又稳稳地站着，穿着哈里斯牌的粗尼套装，像一个掌舵手一样有条不紊。他的面庞几乎没有皱纹，乔治·布拉齐勒（George Braziller），布拉齐勒出版社创始人，出版过许多国家知名作家的作品。布拉齐勒作为美国独立出版社的出色代表，与这位当家人的眼光和经营是密不可分的。
蓝色的眼睛像雪尔帕人一样眯成一条缝，但依然那么炯炯有神。他告诉我，他差不多每天都要游泳，还花很长时间到住处附近的中央公园散步。事实上，他建议我们去公园散散步并在那里好好聊聊。但是我告诉他那里的鸟儿和松鼠很可能会制造很多噪声。因此，他就带我去了他办公室附近一家安静的韩国餐馆。我们在楼上找了个位子，那儿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点了两份营养健康的素食。
这个古怪而又睿智的人说话时带有一种与犹太拉比类似的嗓音，低沉而又响亮。当说到兴奋处时，他又不小心露出了布鲁克林口音：“在意大利的学院里它绝对是一部非常非常伟大的书稿，发出紫色、绿色、橙色的迷幻效果。当我手里拿着这份书稿时，噢，那感觉真是太棒了！”在我们午餐时我告诉他，我对于他最生动的记忆是我们两个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寒冷灰暗的早上步行去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他说起，在1945年，刚好是在欧洲胜利日之后，欧洲大陆的战争已经结束。他和他的步兵部队一路作战，穿越法国和德国，最后到了法兰克福。当我们来到火车站时，他停下脚步，环顾四周，然后张开双臂。
他指着火车站说：“法兰克福当时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如果你要外出执行任务，或者你被送回美国，这里是必经之路。但是我现在记忆最深的是这个火车站。当时它被炸掉了，即使不是全部炸平，也只是剩下残垣断壁。记得当时我站在这里环顾四周，法兰克福城区被炸得跟桌面一样平。放眼望去，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多少里外，空无一物，空无一物！他们炸平了整个法兰克福。”
上过汤后，我问他当时在法兰克福干什么。他说：“每个士兵都想回家，但是日本还在负隅顽抗。我们只是到处晃悠，清点武器，借此打发时间。我想找点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做。我想到了一个点子，写本关于我们部队的书。记得我去找了上尉。我还没有开口他就说，‘乔治，过来吧！你有什么打算？你想做点什么吗？’我说，‘长官，我们是一支作战部队，为什么不写一写我们部队的历史？’他说，‘我会给你答复的。’的确不假，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电话，说上校想见我。我就跑去了，向上校敬了礼。他说，‘我听说你想写本书？’我听了特别紧张，但还是向他说出了我的想法。我真的就待在德国写了一本有关我所在这支部队作战历史的书，并在法兰克福出版了。不久我就能回家了。”
乔治·布拉齐勒于1946年退伍回国。有那么一阵子，他老喜欢穿着军装在镇上四处炫耀。埃德温·西弗（与理查德·西弗没有任何关联）当时正在每月一书俱乐部做公关经理。他记得布拉齐勒有一天到他办公室来。在他的书《好如往常》（So Far，So Good）中，他描写布拉齐勒穿着“一件非常合身的艾森豪威尔夹克，脚蹬一双被擦得发亮的伞兵靴子，他那纯色的裤子下部被整齐地折起塞进靴子里”。
布拉齐勒的军人打扮并没有给他的妻子玛莎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只是很高兴他回家了。她抱着丈夫说：“好了，你回来了，接手工作吧。”她向布拉齐勒说明了公司的现状。她还代布拉齐勒做了决定，说：“我们正考虑推销这本书。”她递给布拉齐勒一个叫阿瑟·米勒的作者的处女作《焦点》（Focus）。《焦点》成为战后布拉齐勒的翻书客俱乐部的首本选书。而他与阿瑟·米勒之间的终身友谊也是由此开始的。
他的图书俱乐部和英国左翼图书俱乐部一样偏向左派，但是布拉齐勒所选的都是从未畅销过的文学作品，倒很合那些知识分子的胃口。他了解文学世界的走向。他的好友之一阿瑟·罗森塔尔创办了基石图书俱乐部（罗森塔尔旗下的基石出版社后来成为一家著名出版社）。他和布拉齐勒时常一起打高尔夫。有一次打高尔夫时，罗森塔尔想征求布拉齐勒的意见，怎样才能让他的俱乐部办得更好。布拉齐勒回答道：“这很简单，照我的做就够了。”罗森塔尔并未照此行事。
但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罗森塔尔告诉布拉齐勒正打算出有关弗洛伊德的书，并且觉得如果直接以这位精神分析学家的名字命名会比较好。布拉齐勒说：“好主意！为什么你不去伦敦会一会欧内斯特·琼斯？他写了一本弗洛伊德的传记。”罗森塔尔按他说的做了，并为基石出版社带来了一部珍品：欧内斯特·琼斯无与伦比的“弗洛伊德传记三卷本”。他还跟琼斯的一个女儿约会了。
布拉齐勒喜欢向他的会员赠书，这一点是其他保守的大型图书俱乐部不会做的。1948年翻书客俱乐部最引人注目的选书是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该书出现了美国小说界从未有过的连篇累牍的大量的四字脏词。著名小说家约翰·P·马昆德（John P。Marquand）同时也是每月一书俱乐部的评委，他在俱乐部的杂志中评价了这本书，表达了他对此书的两点见解。马昆德写道：“暂且不论那许多令人震惊的恐怖时刻，《裸者与死者》运用了大量或普通或奇特的四字脏词，这些词语之多远远超过了我之前读过的所有其他出版物。它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文学至少要从古板守旧中解放出来。如果再多说一句，那就是要从许多常见的礼节束缚中解脱出来。”接着马昆德还赞扬了这部小说“纯粹的真实性”。它为翻书客俱乐部带来了更多的会员。
乔治·布拉齐勒的图书俱乐部经营得非常成功，但是他迫切地想让他的业务翻番，并成为一名出版人。于是，1955年他创办了布拉齐勒出版社。
2005年庆祝该出版社成立50周年时，《布鲁克林铁道》杂志采访了他。他谈起这件事时说：“我对出版简直一窍不通，因此很快就赔了一小笔钱。但是在那段时期，图书出版是很受欢迎的。你可以去书店里数数人头，大家对文学都很感兴趣。”
不过他还是没钱做想做的事，妻子病得很重，医院来的账单堆得老高。她在1971年离世，对布拉齐勒和他的三个孩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他决定出售图书俱乐部。他马上找到了买家，那就是时代-生活公司（Time Life）。这家当时的亨利·卢斯帝国付给他100万美元，买下翻书客和七艺两家俱乐部，并聘他做顾问。
布拉齐勒的脸上挂着微笑，说：“我必须告诉你这个顾问的角色，他们告诉我想请我做顾问，年薪25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他们说，‘我们想跟你签一份三年合约。’当时我很愚蠢地说了句，‘为什么我们不先签份一年合约呢？如果我们彼此都满意，还可以续约。’”
在签约两周后，时代-生活公司与他们的顾问召开了首次会议。他们告诉布拉齐勒，要将他的办公室从帕克大道搬到洛克菲勒中心，想听听他的意见。
这位顾问说：“哦，我们这里每平方英尺现在要付四美元。我不知道那里得付多少钱，但是你们不觉得我们应该待在这四美元的地方吗？”根据布拉齐勒的描述，“他们全都环顾了下四周，摇了摇头，然后说他们还是觉得搬了比较好”。
不久之后，他们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这位顾问被告知：“布拉齐勒，我们正考虑请人来计算一下到底要不要搬。”布拉齐勒说：“如果是要问我意见的话，你们这些家伙刚决定了要搬，为什么不干脆按第一次的决定办？”他们又一次摇了摇头。这位顾问从此再也没被邀请参加以后的会议。他出席这两次会议的报酬是25000美元，同时也履行了他身为顾问的职责。现在他能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布拉齐勒出版社了。
布拉齐勒承认他的梦想实现的时间长了些。他知道要想从文学代理人那里拿到好书很不容易，因为付不起他们的要价。他觉得在欧洲可能会容易些，因此1958年去了巴黎。
他发现当时的巴黎一片混乱。戴高乐将军刚刚掌权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但整个城市正陷入一场大罢工。随着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升级，甚至会有人往街上扔塑胶炸弹。阿尔及利亚战争提醒了布拉齐勒寻觅某种文学作品的可能性。他听说了有一本书将由子夜出版社出版，它也是理查德·西弗所钦佩的塞缪尔·贝克特的出版社。这本书是亨利·阿莱格（Henri Alleg）写的一部自传《问题》（La Question），主要内容是有关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驻扎期间所经历的恐惧与折磨。作为遭遇过这段经历的当事人之一，阿莱格的写作完全来自于亲身的体验。该书出版后不久就在法国被查禁了。布拉齐勒把一本法文版带回纽约，交给理查德·西弗阅读，让他读后谈谈看法。
西弗这样对布拉齐勒汇报：“这是一本很精彩的书，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但是我不敢想象在美国会有人对它感兴趣。”
这位老板生气地回应道：“够了！给我写份报告来。”西弗写了，但是在报告中他反复重申了他对销量的担心。布拉齐勒咆哮起来：“你忘记了预估未来的市场。让我来告诉你怎么做吧！”他的确做了。他找人翻译了作品，还出其不意地劝说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为《问题》写了序言，并于1958年正式出版。西弗说：“该书成了一本畅销书。”他一点也没有因为他当时的失误而感到不快。
由于《问题》的庞大销量，它成为重印书目中的主打产品。布拉齐勒也有了实力将他的出版社发展到一个新台阶，成为更大规模的债权人。但是他还是经常需要经济上的资助，同时他也严格控制各项经费开销。
布拉齐勒想在巴黎找一位熟悉法国市场的人与他共事。他很幸运地找到具有良好文学背景的女士玛丽亚·乔拉斯。她出生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原名玛丽亚·麦克唐纳，年纪轻轻就去了欧洲，后来嫁给了尤金·乔拉斯。尤金也是一个移居国外的美国人，同时还是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1927年，尤金、玛丽亚和埃利奥特·保罗创办了一本先锋派文学杂志《变迁》（Transition）。该杂志一直办到1930年，在中断了一段时间后又于1932年复刊，直到1939年。布拉齐勒在她50岁时请她加盟该出版社，当时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他俩成为要好的朋友和同事。
玛丽亚·乔拉斯向乔治推荐的第一本书是纳萨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的小说《无名氏画像》（Portrait of a Man Unknown）。这本书于1947年在法国出版，但在美国却一直找不到买家。这本晦涩难懂的小说写的是一个贪婪的父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萨特称它为一部“反传统小说”。这本书实际上是一场被称为“新小说”的现代主义运动的开端，作者旨在挑战叙事小说的传统结构。玛丽亚·乔拉斯将该书翻译成英文，布拉齐勒在1958年将其出版。纳萨莉·萨洛特和布拉齐勒从此成为最要好的朋友，而她的书一直都由布拉齐勒出版社出版，直至1999年她以99岁高龄去世。
出版萨洛特的书使布拉齐勒发现了其他重要的“新小说”作家，他们都期待能在美国出书。其中有克劳德·西蒙（Claude Simon）和萨特，这两位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萨特拒绝接受该奖），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克劳德·莫里亚克（Claude Mauriac）、阿兰·罗布-格里勒特（Alain Robbe-Grillet）和伊夫·伯杰（Yves Berger）。在2005年新书目录中，乔治·布拉齐勒骄傲地写下关于该出版社成立50周年的文字。他声称：“我万分幸运的是，在刚开始从事出版工作时，我对我所扮演的出版人角色毫无偏见。我只是单纯地认为自己是在经历一次能够更加了解世界的探索之旅，并且了解别人是如何诠释这个世界的，每次新的发现都为其他人打开了新的大门。”
从此，他开始了遍布全球的出版事业。他出版过的书的作家有尼日利亚的布基·埃梅切塔（Buchi Emecheta）、爱尔兰的尼尔·乔丹（Neil Jordan）、澳大利亚的戴维·马洛夫（David Malouf）、土耳其的奥罕·帕慕克（Orhan Pamuk）。他最钟爱的作家是直到2004年去世前还一直与他合作的新西兰的珍妮特·弗雷姆（Janet Frame），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她的感人自传《天使与我同桌》（An Angel at My Table）。
在随后的那些年里，布拉齐勒开始寻找振奋人心的新兴小说家。1964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有关朝鲜战争的小说：R。E。金（R。E。Kim）的《殉难者》（The Martyred），在此之前该书到处被退稿。这又是一本畅销书。
不久，当越南战争进行到高潮时，布拉齐勒接到艺术评论家多尔·阿什顿的电话，她为布拉齐勒的出版事业开创了新局面。这个电话与艺术品无关，她刚从罗纳德·格拉瑟那里听说，有一个参与越战的医生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写了本小说。有个出版社将他的书稿压了六个月，最后还是退稿了。她不知道布拉齐勒有没有兴趣看一看。当天他就拿到了这部名为《365天》（365Days）的书稿，并连夜看完了它。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告诉格拉瑟，他已经决定出版。这是当时美国出版的有关越战经历的最早书籍之一，刚一出版就大获成功。作为一本布拉齐勒版平装书，它自1971年出版以来一直很受欢迎。34年后，布拉齐勒出版了全新的《365天》精装版，以纪念他的出版社成立50周年。
布拉齐勒明确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告诉你，在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评论了我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那是乔治·布拉齐勒的时代。在本书的前言中，我提到路易斯·梅南德对那段岁月的回忆，说那时的美国是“文学当道”。确实如此，当时的新一代美国出版人抓住了有利的时机。库尔特·沃尔夫和海伦·沃尔夫夫妇在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出版社（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留下了他们的印记，还有巴尼·罗塞特和乔治·布拉齐勒，这些文学激进分子都逐渐积累起他们的市场地位。
在1963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一辆电车从库尔特·沃尔夫身上轧过，他当场死亡。每当我们谈起法兰克福，布拉齐勒总会为沃尔夫的离世而悲伤。他喜欢回忆在沃尔夫去世前不久他们一次聊天的场面。“我们停下来握手，相互传了一些闲言碎语。我记得我对他说，‘沃尔夫，你知道吗，你是我的竞争对手。’他说，‘噢，不，你才是我的竞争对手！’随后，悲剧就发生了，悲剧啊！”
刚建立起自己的文学出版社，布拉齐勒就开始了他另一次少有的下注。他将出版重心从文学类书籍转到了冷僻的图片类书籍，尽管前者始终在他的书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布拉齐勒告诉我说：“这很容易，因为艺术界……没人会涉足任何的艺术书籍。这个领域唯一的出版人只有哈里·N·艾布拉姆斯（Harry N。Abrams）。我就想，为什么不冒险试一下呢？”
哈里·N·艾布拉姆斯是个矮小体健、擅长言辞的男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正在每月一书俱乐部做广告部和出版部经理。同时担任这两个职务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搭配，但他两个都做得很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打算创办自己的出版社。1950年，他辞职开创了美国第一家专出艺术图书的出版社。
从一开始，哈里就以出版精美的大开本艺术图书奠定了其出版社的风格，在广告宣传方面他绝对是个天才。1957年，他出版了《图说西方绘画史》（Picture History of Painting），该书的作者是H。W。詹森和他的妻子多拉·简·詹森。这是一部庞大、博学的图书，书中满是惊人的全彩图片，全是历史上艺术大师的名作。哈里成功地将该书卖给了时代-生活出版社、每月一书俱乐部和许多外国出版社，销量总计为375000册。后来他又出版了詹森的《艺术史：西方传统》（History of Art），首版印数就高达13万册。每月一书俱乐部成为他最可靠的客户之一。
在该俱乐部工作期间，我跟哈里相处得很好。我和妻子第一次获邀去他的纽约公寓拜访他和他迷人的妻子尼娜时，我们都看呆了。他们家的墙上密密麻麻挂满了画框，都是一些大师级的艺术名作，那感觉就像是我们走进了卢浮宫。他们甚至还有一间屋子专门存放波普艺术作品，主要出自安迪·沃霍尔和其他著名艺术家之手。
“哈里和我一年总会有几次要在他最喜欢的劳伦特饭店共进午餐，那里有纽约城最富丽堂皇的店堂。哈里在那儿被伺候得如同一个教主。在聊完闲话后（他是个一流的闲话篓子），我们的话题往往都会转向他打算向每月一书俱乐部推荐的书籍。这些书都是些超越现实生活的艺术作品，没有哪家出版社有财力出版这样的书。但是他告诉我，这些书对每月一书俱乐部的读者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1966年，在意识到自己资本实力不济后，哈里·艾布拉姆斯决定出售该出版社的股票，最后他攀上了洛杉矶时报-镜报公司。几个月后，在加勒比海过冬时，尼娜·艾布拉姆斯与埃德·菲茨杰拉德共进午餐，当时后者正在经营文学会。在他的《五分硬币一英寸》（A Nickel an Inch）中，埃德记录了他听到的尼娜告诉他的内容：“埃德，时报-镜报公司刚刚注入资金用以扩大我们出版社的经营。哈里依旧完全掌控一切。”菲茨杰拉德说：“尼娜，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当你出售股票时，你就已经卖掉它了。”
事实上尼娜是对的，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在不可避免的清洗旧人行动开始前，有那么几年时报-镜报公司的确给哈里留足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任何时候乔治·布拉齐勒都从未惧怕过和实力强劲的哈里的竞争。他说：“我们所做的事都是艾布拉姆斯没有做过的，包括我当时推出的美国艺术家丛书和美国建筑丛书，还有我一直在做的中世纪艺术丛书。”就这样通过不断的积累，艺术书籍渐渐成为该出版社的主打产品。
在1964年的某天，布拉齐勒还发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主矿脉”。他在阅读《纽约时报》时，看到上面有一篇艺术评论家约翰·卡纳迪的署名文章，评的是正在摩根图书馆举行的卡特琳娜·德·克莱乌斯藏画展。“我其实并不懂什么中世纪艺术，但摩根图书馆就在我办公室附近，因此我就去看看到底有什么值得他这样大惊小怪的。”
“我走进去，一眼就看到了这本艺术画册。你会发现这本有157幅插图的《卡特琳娜·德·克莱乌斯藏画概览》（Hours of Catherine of Cleves）是那么的光彩夺目，我立刻就为之疯狂了。”他觉得这本书中囊括了一系列当时只有《圣经》中才有的最美丽的插图。“就在当时当场，我要求见他们的负责人。他们问，‘你是哪位？’我说，‘告诉你们负责人，我想要出本这样的书。’”
“果然，他出来跟我见了面。他名叫弗雷德·亚当斯（Fred Adams）。我接着说，‘再说一遍，我想出这本书。’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我们确实这么做了。”
布拉齐勒找到了一些非常能理解其所作所为的知音。约翰·普卢默（John Plummer）摩根图书馆的前馆长，退休后又被返聘回来。他为这本书写了前言和评论。布拉齐勒又将最后的定稿寄去荷兰，那里的印刷厂知道如何印刷一本如此复杂的书。布拉齐勒回忆说：“约翰·卡纳迪在《时代》杂志上为该书写了书评，而到当年圣诞节我们就卖掉了两万本。噢，上帝，我记得一清二楚！”这本书在每月一书俱乐部也卖得不错。而布拉齐勒突然发觉自己又开辟出一块画作出版领域。他发现有那么一群艺术爱好者，他们对于这些昂贵的15世纪的艺术品图片十分热衷，书的每一页上都配有与《圣经》相关的评论。15年来，几乎每个圣诞节他都会为这些读者出版类似的书。
从那时候起，他就爱上了这些他生命中的艺术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