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章的开场白，我必须讲讲我的两位前任，也是我的私人朋友和伙伴。
共和国总统A·诺沃提尼在1963年9月任命约瑟夫·列纳尔特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总理，他成为威亷·西罗基的继任者。列纳尔特是年青的主管负责人员之一。生于1923年，毕业于兹林（Zlín）拨佳（Ba a）工业专科学校，是斯洛伐克人民起义的参与者。解放后被委任为斯洛伐克化学工厂的厂长。他在那里一开始就知道新引进的国民经济中央行政管理控制的优缺点。这个系统是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在1951—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采用的。约瑟夫是许多国有化工厂厂长之一，他们具体见证了这种管理体系不能达到最佳的经济结果，并且不能调动集体及个人的积极性。
作为大型斯洛伐克化学联合企业的成功的厂长，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初，列纳尔特被任命为轻工业部副部长。这里，在部长马莱克（Málek），晚些时为B·马哈措娃的领导下有一个现代经理（正像今天这样称呼的）集体在工作，这个集体和列纳尔特一起参与对引进的行政控制体系进行批判性的评价，政府副总理雅鲁密尔·杜兰斯基，组织了这项评价工作，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些结论在1957年被捷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遗憾的是后来因曾被怀疑，没有能够实现。
约瑟夫·列纳尔特在1967—1968年已经作为政府内阁总理参加了经济改革方案的制订，遗憾的是，1968年8月之后，在家里（国内）的保守势力配合外界的压力下，改革被否定了。
约瑟夫是一名很好的经济学家，确实聚精会神在技术发展的领域中。新工艺，现代化的产品，这是他的兴趣所在。根据这些意图，他找到了合适的专业工作者、企业家，到处谈论技术，简直是为技术而活。在他生命的最后年月，他研究了各个国家关于国有企业的材料。他不同意这样的论点：说国家是一个最坏的企业家。但他主张这样的观点：起决定作用的是专业性，而不是谁是企业的所有者。他经常贯彻并要求厂长具有进行有效率企业活动的最佳权力。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工作的结果，自然是没有结束。
约瑟夫·列纳尔特在1968年4月，离开政府总理的职务。他是一位现代政治家，对所有新东西无限制地感兴趣。只有一个毛病，我带着明显分量的嘲讽指责他：“潘必库，等到你做某个决定，那就是你的第一个决定”。他确实很少做决定，我不如说是不做决定。这在每一个政府职务中，更不用说在政府总理的职位上，是一个严重的弱点。执行意味着做决定——当然是合理的、专业的做决定。对此约瑟夫无疑的是有的。有时候虽然放弃了自己的好主意，只是说了它，而没有实施它。但对它的正确性是确信的。任何时候我都确定不了，约瑟夫在争辩讨论中倾向那一方。他大部分情况是倾向于多数。我不反对“服从多数”的原则，只是怀疑应不应该正确地支持那些人，他们带着“困难”才弄懂改革的变化，从而给予同意。每当我有时这样指责他，他回答说：“卢博希，这需要时间，我们必须这样”。他意指反对派，对手，“使他们相信”。
当G·胡萨克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J·列纳尔特继任为斯洛伐克共产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斯洛伐克政府总理彼得·佐洛特卡（Peter Colotka）一起制服了70和80年代的政治暗礁，比我们在捷克顺利得多。
党员甄别在斯洛伐克没有那样的严重后果和范围。列纳尔特——佐洛特卡双驾马车的特点是力图不使社会矛盾尖锐化和不失去和普通人们的接触。这样在70年代和80年代在斯洛伐克营造了比捷克地区良好得多的气候。
1968年4月任命了新的以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为首的政府。这是1968年1月以后成功的人事变动，切尔尼克曾经两次被提名为党内第一人物的候选人，两次他都拒绝了，在1968年1月他建议A·杜布切克和在1969年4月建议G·胡萨克为侯选人。胡萨克明显在1968年过程中，就已经看出切尔尼克是虚拟的政治棋盘上的对手，厉害的棋手。
如果竞争对手同时又看成和接受为合适的合作同事，遵循这种做法就不应该给予异议。遗憾的是，主要在1969年，事态的发展就不是这样，在短时间内，他们的关系就变得不好，胡萨克把切尔尼克看作是竞争对手。经过个人的呼吁——“让他们两人谈妥，让他们说出来，分歧在那里”——第一书记和内阁总理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尖锐化，以至于在1970年1月两位政治家断绝了关系，这样造成了对事情的损害。我不是法官，虽然在我的母校法学院毕业之后，我曾经想当法官，但是切尔尼克并没有罪过。在那个非常时期失去了这么一位能干的同事，改革的拥护者，他表现出反对来自“大国”的第一号人物，他拒绝在1968年8月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激进解决方案，他在莫斯科获得能干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的名誉，不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A·柯西金，还有其他党的领导成员都信任他——撤换切尔尼克不有助于我们国家，不能带来普遍期望的利益，但大概能带来个别人的安心，而且也只是单方面的。在政治上这种事是有的。但是不应有。我知道，对两位主要领导人来说，负担都是沉重的，对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来说，完全不奇怪，但对古斯塔夫·胡萨克完全是例外的。切尔尼克的事件如果不是发生在胡萨克担任党中央误会第一书记的时期，那就只是一个不重要的插曲。没有理由的、有目的的、撤掉专业上有能力的和经验丰富的人，不有利于发展事业。胡萨克——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切尔尼克——联邦政府总理。这曾是强有力的搭档，切尔尼克离开了关键工作岗位，显示出在那个复杂时期，减弱了努力实行改革的力量。从这个战术的观点来说，排除切尔尼克出党的领导层是不负责任的。
胡萨克一般对自己的政治对手不怜悯，并且认为一般是有好处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不惜采取极端措施。但是对切尔尼克的情况——从几次胡萨克创议的谈话中我知道——完全是另外一样。胡萨克知道，在互相交换意见之后，切尔尼克经常是尊重第一书记的立场，但以后他承认，“关于切尔尼克的情况”不是一切都正常。我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胡萨克间接地准许，对另外某一个人做出了不正确的决定，特别在他的妻子悲惨地死去和在他本人几次健康不佳之后，会不会考虑对某些人、某些情况想出新的观点。这些一切都没有改变O·切尔尼克的命运。切尔尼克逐步地参加一些前共产党员的会议，在所谓的“复兴”的框架内。安全部门对这些会议已经在进行跟踪，并且很快就得出结论，这不是经典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一群被开除出党的人，他们在讨论党应该怎样向前走。自然他们批评领导层，但是没有做任何反对国家和反对党的事。但是一切，显然最高层是知悉的，都在监视之下。我有一次指责内务部长奥布日纳，对那个“复兴”做什么蠢事，他抱着我说，有人对此感兴趣。这样他们把切尔尼克、弗拉萨克、卡德莱茨（Kadlec）及其他人说的话编成消息送给总书记。可能这些最后对什么也没有用，因为这些假的持不同政见者有比党的机构好得多的关于党应该如何前进的建议。胡萨克在切尔尼克离开政府之后，根据我的提醒，对跟踪给予了禁止。过了些时间，据说根据臆造的“复兴”活动，反间谍部门又恢复了调查。对此“某个人”必须同意——或者在已经到了没有事情需要进行监控的时期。
1970年1月，我被有关机构推荐，担任联邦政府总理的职务，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离职之后，经过宪法宣誓，总统任命我担任这个职务。事前与之有关，和胡萨克进行了讨论。1968年整年我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还担任了管理捷克地区党的工作的捷克局主席。1969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化的宪法法律。根据国家条例，在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建立同等权力的立法和执行机构，即政府治理机构。在党的条例方面，没有提出任何的措施。对此我不打算接受在斯洛伐克有领导斯洛伐克共产党员的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在捷克，不存在这样的机构。捷克局只具有很小的，组织条例上不明确的权力。我要求在捷克也建立享有充分权利的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员的委员会，但胡萨克表示反对。他自己作为国家的联邦制安排的倡导建议人，知道他关于反对建立和在斯洛伐克相似的机构的论据是浅薄的。我作为捷克局的主席，不知道勃列日涅夫的立场，根据他在穆卡切沃转告胡萨克，联邦化不应牵涉到党，即使在联邦制的情况下，也应该适用特别的民主集中制。最后我从自己的要求后退，说大概以后几年……。简单地说，就象胡萨克常讲的：“卢博希，我们将回到这里”。那时候，我从捷共的联邦化问题上后退了，不是纯粹的机会主义引导我，而是合理的论点：每一个新的组织机构在那个时候都代表加强极左派的机会。这可能会是皮洛士胜利。因此我接受了党的联邦化需要“稍等片刻”的观点。捷克局主席最后由约瑟夫·坎姆帕纳（Josef Kempn？）担任，他在1970年的过程中，一切都“吹哨子宣告”，最后捷克局被建议取消。
实际上对我最重要的是，我从来没有公开讲过。替换一位有能力的，在各方面看来都是很成功的总理，他的解职，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错误的步骤。去替换这么一个人，我和他联系着共同工作的关系，对我来说，是不愉快的事。
我在政府内阁中，已经工作了7年，具体地说，农业部长，内务部长，内阁副总理—经济委员会主席。我了解政府内阁在整个党和国家决定中的地位及其有关系的各种问题。当时在所有的友好国家，实施的所谓的不可动摇的安排——在一方面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另一方面是内阁总理及内阁成员，排列着起强烈作用的各种党的机构，总理在自己的肩上担负着责任，但是要带领内阁成员完成不仅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各部的各种指示，这样自然会引起各种矛盾。
为了使执政系统能够的效地工作，要求两方面主管负责人的互相尊重、容忍和无限的彼此信任。特别是政府总理必须避免这些步骤，如果这些步骤可以被解释为对党不尊重。我必须指出，这种系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国中是不可以动摇的，但在整个实施中充满不可靠性，限制了整个的政府行动。至于讲到对执政系统作必要的改变，那我有想法是将两个职务——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联邦政府内阁总理合而为一个人担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或防止产生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统一作用的执政体制。然而这种解决并不曾提到日程上来过。
我收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1968年8月之后，我被任命为联邦政府内阁总理？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在军队侵入之后领导了合法内阁而拒绝了成立所谓的工农政府，这个建议被总统斯沃博达将军接受了，事实是，一些苏联领导人对我的八月立场，任何时候也没有忘记，而且是+。勃列日涅夫一直没有把我当做内阁总理个人接见过我。所有我的同伴——经互会（RVHP）国家的政府内阁总理定期地接见我，当我出现在克里姆林宫时，接见我的是部长会议主席A·柯西金，或者是我作为胡萨克率领的党和国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莫斯科的商谈。其他国家的总理从开始就问我，由于什么原因我受到惩罚，我就这样向他们解释，是因为他们未经邀请就投入军队和被拒绝建立工农政府，我也等到了他们这个“议定书的歧视”。
勃列日涅夫不喜欢的人，怎么可能成为政府内阁总理，我对此完全不能解释。我从没有和G·胡萨克谈过这个问题，没有任何领导人告诉我。我不了解任何事实，只能猜想，我自己从来没有研究过。我老老实实地做我的工作，当我确定我自己不能再为我的国家做任何原则性的事，我提出了辞职。我得出了信念，我应该离开政治，我在公共职务上再做下去对任何事情，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帮助了。一些同事们指责我，说在增长着的危机局势下胆小地逃避职责，我对此不表同意。我承担对过去的责任和共同责任，但是对以后的日月，当所有领导束手无策，标志着政治崩溃，我已经不打算接管。我最终确定从政治完全地离开了。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化的宪法法律带来了所有三个新成立的政府内阁的重大变化，准确地划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联邦政府内阁的权力。联邦政府内阁的各部负责全国的协调。在统一政府下自然不是这样，在捷克不存在任何的执政机构，而在斯洛伐克，执行机构只拥有受限制的权力。统一政府几乎指令式的决定一切。现在我们需要学习所有的如何在国家联邦安排的情况下，共同进行治理国家。在存在两个民族的情况下，这是特别艰难的。衷心地说，最好是协调三个或多个伙伴。因为是关系到民族利益的代表，需要掌握敏感地反应的艺术，有说服力的论证，互相尊重对方。两个民族政府的首脑是有能力有权的代表人物——约瑟夫·科尔恰克（Josef Kor ák）和彼得·佐洛特卡，和他们在一起坦率地交换意见，经过正常考虑时间之后得出协议。
当然不是所有的在实际生活中都进行得达到普遍的互相满意。我想起1968年—1969年的一个插曲，大家知道，特别在50年代，为了进行斯洛伐克工业化的大规模计画，从捷克各工厂和研究所来到斯洛伐克许多有经验的、可靠的专业人员，让他们在那里参加掌握新的现代化生产。所有进行都取得显著的成绩和满意。我觉得不愉快和惊讶的是，我在那个联邦诞生的时期，记录到在一些关键的斯洛伐克企业中产生了不寻常的和预料不到的领导人事变动。在1969年年底，我记录了离开的至少50名捷克专业主管人员，他们在工作10年或更长时间之后，突然回到了自己原先的捷克母厂。他们的离职方式不是很正常。这个行动是从斯洛伐克各机构单方面倡议的。我不反对在这个或那个职位上进来年轻的可靠的专业人员，他们在斯洛伐克的各高等学校和各个现代化工厂大量地成长起来。大部分的回归专业人员，他们在50年代初接受了去斯洛伐克，并且是在经过“党的说服教育”之后。这种奇怪的突然由组织上解职的方法是不合适的。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对此表示歉意，虽然说几句好话就足够了。就是这样发生了。在那个时候，所有都这样“中性地”通过了。我只是警告，以后类似动机的现象，不要重复发生。
所谓协调是指严格遵守已经取得协议的，同时超脱在这个或那个民族政府的一些步骤之上，这些步骤是离开了已接受的协议。经常需要考虑对系统的完善，这个系统是精确规定了各个单独的民族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权力的。这不仅是我们的问题，这是现实的问题，所有多民族国家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在90年代初，进行那场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的活动时，我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参加到那个所谓公开的原因中去。这些原因在1992年导致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消亡。我们的确在90年代联邦存在的过程中，没有从这个或那个民族的需要考虑出发。把所有的东西都最好地解决好。但我们过错的比重和那些90年代初发生的事比较起来就太微不足道的了。如果这次国家的一分为二是尊重了宪法，其决定也符合法律，我也没有异议。然而并不是这样。这不是对我们历史的好的贡献，我们希望这些不会成为在未来日子里政府领导举动的榜样。
执政不能工作没有良好的队伍。成功的队伍要求有能干的人才，我相信，在指令式的管理系统中，最好的部长们在组织方面和专业方面都能够掌握被委派的部门。没有专业知识，没有经济方面的学问，部长就像在风中飘动的树。不是所有在党的领导层中的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他们指责我，挑选的人据说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没有经过党的实践。我从来都不理解这种公式，如果他没有经过经济方面，也没有经过专业方面的培养，而且总是不愿意补充必要的专业知识，这对我是合适的人吗？我经常讲，最有贡献于我们党及其政策的是那些人，他们对所委任的部门领导得有成绩，有概念，并使当前领域的发展符合最新知识和工艺的要求。
我还优先提拨年青人及在基层已经过考验的负责人员和厂长，到政府内阁来了许多年轻的专业工作者：伏拉斯基米尔代·爱莱培尔格尔（Vlastìmìl Ehrenberger）——内阁副总理，以后任燃料和能源部长，朗奇斯拉夫·格尔莱（Ladislav Gerle）——内阁副总理，晚些时候任冶金和重工业部长，莱奥波尔德·莱尔（Leopold Lér）——财政部长和国民经济制度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卢斯拉夫·托曼（Mìroslav Toman）——农业部长，斯塔尼斯拉夫·波塔奇（Stanìslav Pota），后来从国家银行转到国家计划委员会，鲍胡斯拉夫·乌尔彭（Bohuslav Urban），外贸部长和拉奇斯拉夫·舒帕卡（Ladislav？upka），投资和技术发展部长。还有帕沃尔·巴黑尔（Pavol Bahyl）及爱杜阿尔德·肖尔（Eduard Saul）——机械工业部长。
办公室主任委任了弗朗基舍克·许泰法（Franti？ek？tafa）工程师，以后任首都布拉格市市长。80年代初，这个重要职务由斯当尼斯拉夫·拉塞尔（Sfanislav Rázl）担任，他是有经验的化学企业的厂长，捷克政府总理及捷克计划委员会主任。
和这些有关系，我还必须回忆那些人，我和他们曾经“服务”于统一的政府，后来又在联邦政府。约瑟夫·克莱依其（Josef Krejí）原霍穆托夫（Chomutov）轧钢厂厂长，后来长期担任重工业部长，在冶金行业是尖端专家，是有才华的举止和广泛修养的人，他也是有完善的关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应该是怎么样的概念的人，当他从政府内阁离去时（晚些时候他曾担任在华沙的商务参赞），他送给我鲁德雅德·切柏林（Rudyard Kipling）的诗集《当在……时候》。他了解我所处的复杂状况，从各方面来的受攻击的处境，同时我在努力推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切柏林的《当……时候》是对我以后日子的鼓舞和激励。
另一位政府内阁成员，在80年代，离开内阁的是英德日希·柴赫拉德尼克（Jìnd ich Zahradník）在战前他就在比尔森的斯科达工厂工作。他有说服力地描述了这个企业是如何合理地和经济地进行安排的，这位机械迷，工业实干家，在政府内阁中承担了很大一块工作，对我而言有利的是他选择到政府内阁来工作，他不仅经过全面培养，还是这样的对交给他的工作由衷地非常热爱，全付精力投入，对每一位工作人员的个人成绩表示欣喜，如果做不到就感到悲伤。这样的人我觉得可靠。
有能力的政府成员和高水平的机构是互相不排斥的常数。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不断地进行甄别，因此一个走了，新的一个又来了。在5年、10年中间一定的更换是不多余的，但是太频繁更换，主要是甄别的标准，不能做到希望的高水平，而且完全达不到需要的队伍的稳定。在访问奥地利的时候，我除了别的事，对如何做到国家机构的高水平感到兴趣。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和他的继任者，在我国也著名的兰球选手弗朗茨·佛拉尼茨基（Franz Vranizky））向我解释，已经10年，战前战后，实行了两条准则，严格的挑选，然后是稳定，这就是认真的服务程序。新的政府内阁只变更部门的首脑，机构保持不动。我们曾经也是这样，但至今不一样了。所有的开始在1945年。1948年2月以后，有7万国家公务员转移到生产部门，然后是50年代末和1968年开始的政治甄别，1969—1970年的甄别，90年代达到了顶峰。沿着这个方向，在我们这里，至今还是进行得明显的不专业。我这里说是作自我批评，希望目前的政府能够对此意识到。
在某些国家，在政府的执行机构设立办公室主任的职位，有时候头衔叫做国务秘书，他们不是普选产生的，新继任的部长来了以后，一般确定他们继续工作到部长任期结束。这些办公室主任们保证了政府治政和部的工作的连续性，并且有助于国家机构工作的高度专业性。在一些国家，这些办公室主任们参加政府机构的会议，自然只有顾问和咨询权。
在捷克斯洛伐克，在第一共和国时期，在各个部设立了办公室主任职位，大部分称为办公处主管（Prezidiàlní？éf）。战后在1945—1951年在某些部出现了国务秘书的职位。这些人自然是拥有全部权力的内阁成员，有完全的投票权，1968—1969年我们又回到这个做法，在内阁中除了外交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还有各个国务秘书。自然他们已经不是经典的办公室主任，而是正常的内阁成员，在完全范围内代表他们部的部门权力。
1969年之后，在建立联邦及共和国机构之后，我们对设立办公室主任职位的建议有过几次反复。对这些办公室主任职位的有利性没有人表示怀疑，但是一切都碰在这方面的异议上：哪里将是捷克人，哪里将是斯洛伐克人。建议选择办公室主任只考虑谁是这种政治活动的最合适的专业工作者——不考虑他是哪个民族的——没有被答应。
在国家机构中的大屠杀发生在90年代。大家都知道，在每一个中央机关的机构中，聚集有10—20%的水平最强、效率最高的工作人员，他们仔细知道各种问题，善于形成和考虑新的程序，完成提供决定的建议等。大部分机构中，有熟练的工作人员进行日常运作。上述的10—20%的关键公务员在1989年被立刻赶出去，以后，可能是他们本人的决定，离开政治并大部分在私营部门、银行发挥作用，或者到各种外国研究所担任顾问。经济方面和各种各样其他专业的高水平人才，经过多年都难以找到可以代替的人才。
国家机构工作得怎么样，最好从立法部门来判断。最近18年来，几乎每一部法律都好象连载的短篇小说。我希望目前这个体制，即使我不是这个体制的过分的寄生虫，拥有这样的法律研究所：就象过去由拉佐（Laco）教授领导的研究所，后来是恰尔法（alfa）博士和其他主管工作人员，持证的法律专业工作者毛乌拉尔（Moural）博士、弗勒格尔（Flégl）及巴年奇柯娃（Baněková）博士，他们曾经在每个部里有高水平的工作人员。小说似的法律，不仅是不简明扼要，而且败诉的案件使损失达数十亿。我们的国家在过去以拥有高水平的捷克斯洛伐克律师而驰名，现在由于败诉（法院判决及仲裁），而一个接着一个地赔款。没有人计算过，由于在中央机关和研究所缺乏专业的经过教育的主管工作人员，损失多大。赶走了公务员，也扔掉了数十亿。
联邦政府内阁主要工作是国民经济中的经济问题。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从50年代开始就成为经济互助理事会（RVHP）的成员国。在这里，我们和民主德国在经济效率、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方面居第一位。经济体制有自己的用5年和年度计划表示的概念。在80年代结束的时候，来考查对90年代的经济概貌的预测。关于经济在崩溃中的消息，没有任何的概念，对此消息缺少证实。另外自然是考虑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在战后时期，有没有达到和资本主义邻国可相比的增长和效率。的确没有达到。我们没有象其他西方那样有大量的财政和投资手段用在战后的发展——如马歇尔计划。对付我们的是实行严格的禁运。
大致上还算符合战后重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很遗憾地被经济互助理事会（RVHP）拿过去，并推行到经互会的所有成员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在1957年就得出了结论，对当前的行政管理系统需要作纲领性的撤出，并逐步地实行经济控制的各种元素。生产、商业和提供服务的企业是基本的经济客体，它们是在竞争的环境中，力争发挥作用到国内外的市场中去。
遗憾的是，这个决定并没有去实行。一部分保守倾向的政治领导对此表示怀疑，并一直拖延到1968年。需要承认的是，作为经互会的成员国，我们不能从整个经济体实施的经济制度中很容易地跳出来，需要和各伙伴商谈可以接受的步骤来对系统做变化。不仅是在我们这里，也在其他国家（民主德国除外），70年代在苏联还有机会对经济中的改革进行讨论，并达到需要的修正。就是在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上，曾经花了几乎40分钟的时间读了一份论文，谈到如何需要实行在国民经济中管理和计划的新形式。
向读者道歉，我要讲一点略为转弯的话。
上面讲到的关于需要在经济管理上，做必要的变化的讲话形成一份概括性文件发给大会的参加者——以胡萨克为首的捷共代表团坐在主席台上——参加者显然都感受到了未曾预料的惊奇。听完报告之后，在休息的时候，我遇到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尼柯莱依·巴依巴柯夫。他只瞥见了我，马上就知道我对什么感兴趣。在他多次的访捷中，我们几次谈到管理系统，我们从来没有取得一致过。这一次他告诉我：“卢博米尔，这里什么也不会发生——我们对此没有准备。这报告中的这部份论文是我们的部长会议主席加进去的”，那时是柯西金。“这是原则。在它的具体化过程中，会出现克服不了的困难”。于是也是这样。在柯西金最后一次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他在私人谈话中抱怨说，在家里对自己的改变经济系统的想法，又一次没有获得成功。
在到1979年1月1日的夜里，在我国的整个领土出现了急剧降温，有个地方甚至于降低摄氏20度，传统的除夕冰雪融化转变成了冰雪欣赏。在停车场的汽车结结实实的被冻住了。最坏的是在北捷克的褐煤矿区，长距离运送煤炭到发电厂的输送装置断裂了，巨大的电源必须立即降低它的功率，在整个能源系统都这样发生了。这样我们就面对了真实的能源危机，它不仅是由于气候，同时也发现了矿区管理上的严重缺陷。
所有这些，我是在从古巴返回的飞机上的小会上，直接听政府内阁副总理约瑟夫·西蒙（Josef？imon）讲的。
局势的确是严重的，但是还没有达到休克的危险，巨大队伍，由矿工，能源工人，煤气厂和热电厂的工作人员等等组成，还有各人民委员会的人员都做了可能做的，以防止最坏的情况。有些地方的确是输热水管路被冻结了，水管爆裂，许多在高压和极高压电缆在冰冻的湿气袭击下倒塌。
在一些地方爆发了惊慌失措。
政府在这个时刻，表现了真正能够控制住局势，有关的部长们立即组织了对北捷克矿区和所有被最大的问题威胁的地方以有效的帮助。我们运用了自己的法律权力，推移了办公时间的开始钟点。限制了捷克电视台的播送，给直接受损失的地方立即给以财政援助。在中央委员会也装了链斗式升降机。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显示出——经过各种误会——也能够控制非常情况。
在最高政治层上，我们首先有了自由的手。所有的那些人，他们在意识形态和类似事情上，对专业工作瞧不起，这时候，整个说来，沉默了。但是当形势平静下来，开始讨论其原因时，突然冒出了相当多的出主意的人。
我们讨论的是，真正的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中的巨大的能源需求，企业和整个社会对节约能源不感兴趣，工业和建筑行业生产特别耗能的产品，这些论点又一次被否定。就这样，已经是好几次了，党的领导层中的大多数决定我们不需要改革，需要更多的纪律。
简单地说，按照“已经考验过的方法”向前走，原因不在系统，而在对人的控制上。于是我们要更多地控制，制定声明和保证书以克服各种缺陷。
那时由我们的新闻媒介公布了，第一次整个说来是坦率的、对能源危机的分析报告，这材料只被大致地翻了一下——这对我们是不适用的！
也在这一年，在讨论一系列材料时，政府的活动遭到了相当尖锐的批评。不是所有的批评我都驳回了，对有一些指责我是同意的。同时我也解释了，如果我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体制，我们不能实行在管理中有效的企业及个人物质奖励，也不能加强企业的经济独立性，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任何什么。那些，有的教条主义者不断地重复，对工作效率的主要推动力是忠诚于国家、企业和党，这是错误的观念，它不能激发出足够的强度，只有单纯的行政命令而没有有效的经济动机是不够的。
当我知道，不是第一次，我不能说服多数的主席团成员，我要求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让他在党中央主席团下次会议时，将我的辞职问题列入会议程序。我不能同意那些我的反对派，他们说管理系统是正常的，国民经济低效果和低效率是由于政府的工作不好。对于“政府管理不好，体制是合适的”我根本不同意。以后和总书记及我的反对派开过一系列小会，他们要求我放弃我的意图。胡萨克，在那时期已经感到健康不太好，没有把我的辞职列入主席团的程序。这样，遗憾的是这个插曲（已经是第二次）结束了，什么也没有解决，这在政治中总是不好的。事实上是取消了两个小组的比赛资格，在政治上没有捍卫自己的真理，总书记不是很倾向于解决经济问题，甚至于我想，他对这个领域从来没有太感兴趣，但这不是说，他不知道那一方面是对的，谁提出了出路，遗憾的是，形势对领导层中的保守势力有利。在莫斯科，也是主张同样的观点，即改变体制是危险的。在八月以前和八月以后，他们表露出从根本上反对企业法，它曾是整个改革的支柱。而对于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们连听都不想听。这样，在80年代，在坏的道路上继续走着。
希望回到原先整体改革的意图碰到了教条主义者的障碍，他们对什么变化都没有胃口。直到今天我都得不出清楚的结论，党的领导层中的大多数真正在追求什么？在考虑什么？在期待什么？问题的原因是不是就在于中央和地方权力结构中，许多人思想的盲目或是专业知识浅薄？我想两方面都有。
过了一些时间之后，我发现，从上面到下面都有许多负责人，似乎主要在研究对立集团，而这也是只从一个视角——如何将对立派压下去，我几乎要忘记说，政党的作用是政治上起作用，对提出的各种观点给以反应，承认反对派的观点中的正确部分和对我们改革措施的批评中的合理内容。自然——在政治作用用完之后，必须采用法律。紧迫的改革建议干脆不曾经提到日程上来过，有时我有这样的印象，实际上我们和这些改革的反对派都玩腻烦了。
1988年9月，我辞去党和国家的职务。没有人使我这么做。我做出这个决定，不过是由于在最后几年中形成的在党内和在社会中的状况。我们自己的不负责任的被动使我们失去了时间，否则还可能有利于进行根本的改革。在党的领导层，我没有找到多数来支持合理的对社会的看法。老一套的重复——一切正常，绝大多数的国民都是满意的，这曾是政治领导层的粗糙的不负责任的过错。常常是对现实完全表面的看一看，实际上证明是相反。这是我看到的一切——也许是晚了，导致了我辞去最高职务而回到了平民。
在70年代和80年代，在仔细注视公众意见时很清楚，对党的政策的支持消失了，社会上的大多数当然不甘心于苏军的“暂时”驻留，主要等待在1968年宣布的承诺、观念及纲领有朝一日会在生活中实现。但是一直没有等到。对此还来了大量清除出党，50万国民成为二等国民，他们中的一部分显著地加强了反对派的队伍，这样增长着不信任就成为逻辑的后果。反对派的影响日增而领导层没有反应——实际上是这样的，仅仅是依靠权力。这样逐步失去了在国家中的决定性的政治影响。
特别在民主德国发生的全面的混乱，再加上戈尔巴乔夫未经考虑的主意，一切只能激化和加强。党的领导层对1989年11月和12月的反应实在是不值得称赞。留下来的只有束手无策和失去了任何方向。
我认为这是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崩溃。对我来说，什么也没有留下。但是我根本上不同意资本主义应该是捷克斯洛伐克在世纪之交的纲领。私有化开始了，把民族的大多数人变为乞丐的做法在继续。这反映在大量的小偷、骗子、罪犯，不仅是无所事事，而是各种各样的狡狯手段去企图达到对各种偷窃国家财产的严重罪行的时效免诉，真是骇人听闻。这样我们走向光明的明天，让时效免诉过去之后，很多的骗子和暴发户将出现为捷克精英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对捷克国家做出了贡献的人。
整体地来判决所有过去的——没有积极的，只有负面的，在另一方面夸奖和称赞一切在转变之后发生的事——这形成了对11月后的班子以担负不起的负担，他们的继承者也担负不起。他们是在移动的沙土上运动，而不是在坚固的岩层上。这是历史的链条。遗憾的是，这跟11月后的领导人没有关系，它只涉及那些国家的“英雄们”。
政治影响越过国家边界的道路实在是多种多样的，不会衰竭的。70年代初期，米卢斯拉夫·缪勒（Miroslav Müller）被任命为捷共中央文化部长。他是有经验的党务工作者，懂得权威的决定，他在我所在的党的机构工作时，用无可理解的方法找到了在莫斯科不寻常的来自高层的好感。勃列日涅夫在官方的谈话中几次提到，缪勒在他们那里（在苏共中央领导层中）有很高的信任。这个人在谁面前都不隐瞒自己获得了这么大的信任。在教条主义集团的同意下做决定，自己可以认为是对的。米卢斯拉夫·缪勒和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关系有自己的历史。60年代初，当时勃列日涅夫还没有担任苏共最高职务，缪勒在捷共中央国际部工作，负责照管和苏共的关系。照顾的事情除了其他，还有负责苏共代表团在捷克斯洛伐克访问期间的日程安排。这样特别在晚上休闲时，促进了米卢斯拉夫·缪勒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密切的个人关系。缪勒在以后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尤其是勃列日涅夫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懂得适当地去利用。捷共中央总书记古斯塔夫·胡萨克根据我的批评意见和根据中央文化部工作中其他反对者的意见，同意将事情处理好。然而完全没有改变。缪勒继续按自己的想法控制文化。限制、禁止、指示——这是捷共中央文化政策部颁布的共产党根本政策。我们对党领导层的消极检查这事承担责任，到今日也还在承担责任。
缪勒是许多不希望的情况中的一个，他作为主管政治工作者“被赋与”从莫斯科来的好感，在我们国家，在70和80年代，夺走了所有党和国家的活动。
从1969年1月开始建立联邦国家，产生在政府的执行中有一个新的情况。文化、教育、体育、科学及卫生方面的问题完全转入两个民族政府管理的部的职权范围。联邦政府在这些领域中只有有限的执行权。不久就呈现出，上述的责任分工——特别在文化和艺术方面——首先在捷克共和国显示出某些不希望的变化。
捷克文化部长米兰·克鲁萨克（Milan Klusák）以自己固有的外交礼貌也没有抵御从捷共中央文化部下达的各种禁令和干预，根据这些，政府夺过不需要的对艺术领域经常采取严格措施的责任。我可以列举出扬·魏立希（Jan Werich）的悲惨年月，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避难国外，对唐娜·曼德日奇卡（Dana Med ická）的不幸的“对待”以至于对她追捕，还有一些其他的名字，那时捷克文化部屈从于压力之下，现在对不文明的决定，我负起责任，致歉。
与此相反，斯洛伐克文化部长米卢斯拉夫·瓦莱克是在政治上心胸开阔的人。他个人帮助了约瑟夫·克罗纳尔（Jozef Króner），扬·卡达尔（Ján Kadár），爱尔玛尔·克罗舍（Elmar Klose）及爱杜阿尔达·格雷奇纳尔（Eduard Gre ner）等60年代电影风波的代表人物回归艺术生活。他还帮助开展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合作，这种合作在60—80年代达到了顶峰，人们对此至今天还热忱地记着。
瓦莱克部长通过布拉迪斯拉发的里拉（Bratislavská Lyra，歌唱组织名称，里拉是古希腊的一种七弦琴）帮助了斯洛伐克歌唱家和他们的捷克同行。我总是很高兴他到布拉格的逗留，我们进行了有益的讨论。米卢斯拉夫·瓦莱克试图用自己的关于斯洛伐克社会形势的合理考虑和斯洛伐克社会的真实的情景来影响胡萨克。总统对斯洛伐克的文化代表人物，包括拉佐·诺沃曼斯基和米卢斯拉夫，自然都是极为尊重的。
至于说我作为联邦政府的总理，被委派去参加文化和艺术圈子的各种活动，我的出席大多数场合都是社交性的和代表性的性质。在18年中，除了领导联邦内阁之外，我没有少参加文化、社交及纪念集会，我都是表现为捍卫体制的原则。
我记得两次我的活动。1982年3月，我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要交纳费用和交税。这个作家协会产生于1970年，它代表了前作协，那个作协在1967年7月的会议上，响起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环境的原则性的批评。到1980年初，一系列著名的作家移居国外，其他的一些被禁止出版。这样就产生了避难者的出版社和家里的“自己出版”。关于这方面，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谈、不讨论。大家的发言都表示团结和对目前环境的满意。我的发言是不常规的，我评价了作家们的努力。我使用了好的词句，对使所有人们理解和接近的创作表示“感谢”。我评价了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主要是年轻人，并指出，现在可能是邀请大家，特别是在1968年“分开”的作家的时候。除了一些负责人员的不友好的面孔之外，没有响起要求修改1969及1970年的相应的限制的意见，更不用说号召了。剩下的是个人之间的谈话，从斯洛伐克作家那边有批评性的、坦率的以至于不满意。我明白这是一种证明，严重的社会矛盾正在加剧，对此，党和国家的领导没有反应，甚至于也没有不允许这种不希望的国内形势发展，在这时期，完成了民族剧院的改建和在霍罗维大教堂（Chourov？ Dom）原址上“玻璃剧场”的建设。决定了进行一次全国性庆祝来迎接民族剧院建院一百周年和重新开放。在庆典上，斯美塔那创作的“李波仙”歌剧演出之后，联邦总理要讲话。
为准备我的讲话，我当然要和这个我们国家第一舞台的历史和现状相联系的各方面人士进行咨询。我找的民族剧院的著名人士中，包括瓦茨拉夫·霍尔茨克内特（Vádav Holzknecht），玛尔金·鲁热克（Martin R？ek），兰其斯拉夫·佩塞克（Ladislav Pe？ek），当时的剧院院长伊日·保尔（Ji í Pauer），历史学家、作家、编剧兹德涅克·马勒（Zdeňek Mahler）——大概知道所有的关于民族剧院的专家，不管是著名的还是不著名的，在我的发言的概念中，特别关于被纪念人士的名单，捷共中央文化部也想来插一脚。从“缪勒”发来的希望，要求在大演员群众中不放入唐娜·曼德日奇卡。理由是她嫁给了佛朗西班牙的资本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她的丈夫是共和国派，从佛朗哥西班牙逃出去，住在好多年苏联。对唐娜·曼德日奇卡是错误的“不信任”。她是我们时代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我当然断然给予拒绝。她的名字在民族剧院的舞台上响起。我举出这事情是作为在文化领域曾经是怎么样的进行的，而发生过多么愚蠢的毫无意思的事。
在民族剧院舞台上的讲话令我感到十分紧张，比我在中央委员会会议和议会上的发言要紧张得多，除了从党和新闻媒体来的一般客人之外，我还向那些有贡献的人物讲话，他们是民族剧院的光荣和传统的化身。
我的演说首先提到19世纪的历史遗产中我们民族的巨匠约瑟夫·狄尔（Josef Kajetán Tyl）和弗朗基舍克·帕拉斯基（Franti？ek Palack？），提到争取自由解放的各种笔记和记载，以及捷克语的贯彻实施。我的发言还对过去一百年做了概括，我最后做了庆典的誓言：“民族剧院的人民特征一切都是真诚的，民族剧院的基础是建立在从全国各地捐献的二十块巨大的基石上，它是流芳百世的。在剧院、歌剧和芭蕾舞的创作上不断地取得成就，不管是动荡的年代，还是恶劣的强大的旧世界，我们将像眼睛一样地保卫她，主要的是要以两个民族最现代化的要求为精神来发展她。虽然不是服务人民的最高贵的职业，人民用自己的几个铜钱和几个盾在一百年前建造了她两次k，而今天又第三次不惜克朗，扩大了她的演出场地。这样又重新创造性地充实了我国第一座文化宫殿，她在一百年前‘由人民自己造’，她在社会主义回到‘一切为了人民’带着祝愿：万岁，在下一个一百年繁荣强大”。
在这个场合下，我也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欢心，什特劳加尔据说宣传了捷克民族主义——那个圈子中又这样响起来了，我对他们多少年都不理解。
我不高兴说起一些和反对者的个人矛盾，但我的对捷共中央文化部的一系列决定的不同意，虽然对那时的状态，在大部分情况下一点也改变不了，那些同意“什特劳加尔观点”的人们——例如捷克电影厂厂长——为了这，每天都受到惩罚。
我对在70和80年代过程中的文化和艺术情况的上述简单叙述，表明这不仅是错误和误解，而且表明了一个更广泛的有联系的事实：党和国家的领导，在几十年中，对社会上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没有作出反应。
体育只是个人爱好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不管人们想还是没有想，体育今天已经成为所有人的不可缺少的需要，包括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很明显，在整个世界上，体育运动的社会意义日渐重要。这是指体育对增进人类健康的不可代替的作用和促使精神方面的自由性格的形成。政府机构支持国民，特别是年青人，广泛参加体育活动。主要的是使其他数十万我们的人民经常在自由时间锻练和运动，使大家有目标巩固和改善自己的健康及身体体质。政府系统地力图形成为完成现代文明要求的条件，现代文明虽然解除了许多体力消耗，在许多方向上使生活方便，使自由时间更多样化，但在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每一个个人在精神和身体体质方面的要求。
运动和体育活动是防止许多文明病的基本药材，是保持和更新体力及生气勃勃的前提，是生活中从小孩到最老的老人必须的组成部分。为了养成和保持身体状态要有意向和良好的意志，并且利用住宅区域附近的条件，林中健康小路，在休养地和山区的要求不严格的体育设施，参加各种群众性的体育比赛运动和体育活动，首先是在大自然中活动，大自然是最美的健身房。
体育生活的长期的和丰富的传统，它的广泛性和达到的水平，使捷克斯洛伐克在体育方面排在世界的前列。广泛的花色多样的体育部门从人数最众多的和最普遍的，如足球、排球、冰球、乒乓球，滑雪，到所谓的小体育，例如花样滑冰、现代五项运动，长雪橇、射箭，定期出现的新的部门，如软球，空手道，冲风，牵引在空中的滑翔机飞行，以及天然兴趣和预想都可以提供十分丰富的可能的应用。在我国曾经有90万名积极的运动员参加高效率的体育比赛，这些比赛展示了定期和有组织的吸引人的体育活动。对于有天才的个人，给他创造条件以发挥他们的才能，将他们安排到体育训练中心，以使他们参加体育锦标赛，目标为成功地在国际赛场上代表捷克斯洛伐克。
我喜欢体育，并尊重值得褒奖的工作——由超过25万名志愿者和专业工作人员，教练，裁判，方法教员，医务工作者及各种组织人员组成的广大的各种体育基地，在80年代保证了各项的体育活动。如同在人类活动的其它领域一样，这里我们也力图将现代科学知识用最好的方法渗透到体育训练和运动中去。这首先接触到体育训练中心，从它的性质可以得出它是人类活动的最尖端的领域之一。
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形成了关心和培养青少年体育运动的完整系统。
在90年代，却不负责任地撤消了各种训练中心和各种体育班。各个国家不但曾经对我国的这种系统感到惊讶，而且在他们国内也采用了。现在，捷克共和国即使再过10年，15年，我们也将很难企图将实际上已经过考验的系统，那怕是部分予以恢复。
体育代表队训练中心——世界欧洲和全国冠军——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参加者，奥运冠军——这是共和国的精英。这些在世界上是被人们肯定和评价的，有助于提高共和国的威望。我总是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名义力图使我们的最好的选手的成绩，在那时允许可能的框架范畴内，得到应有的评价。
在60年代，根据我们的意见，需要迅速解决体育训练中心领域中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专业化。有人多余地经常假装着说，训练中心好像是业余的，不是专业的，军队的成员和职工也只是晚上和假日来做体育运动。每一个人都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但是教条主义者在原则上反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对我们不适用。例如，一个全国团体操运动员，每个月（或他的妻子）到KD（工厂名）的交款处给足球运动员交纳费用，团体操运动员是工厂的一名车工的外号，他从没去参加过全国团体操的演出。
最好的解决办法很简单，说到专业，在奖金上要予以考虑，因为在相对时间不长的体育运动训练生涯之后，运动员以前原来的专业（手艺等）会失去。所有都要透明的合理的解决。这个办法被否定了，据说在华沙条约其他国家，这也是类似的。根据的口号里“其他地方是傻瓜，在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也将继续做傻瓜”。
体育训练中心需要财政资金。除了国家预算还曾有数量很多的从各工厂和外资企业的捐献。国防部参与了对许多体育部门的支持。部长鲍胡米尔·罗姆斯基将军对体育特别支持。这里诞生了体育部门杜克拉（Dukla）的新纪元。布拉格的杜拉克足球队，伊赫拉瓦（Jihlava）的冰球队，手球运动队，排球队，杜克拉田径运动队——所有这些队都是我们国家60、70年代运动历史中的出色参加者。
第二个问题是关系到放松尖端运动员到外国去。我们可能只是光高兴，许多尖端的国外冰球或足球锦标赛非常感兴趣有我们的最好的运动员参加。经过很长时间，（我想大概是80年代初）制定了明确的，根据我的看法是太严格的条件，如果满足这些条件，选手才有机会被放到外国去，那时候需要规定一定的限制，但应该是适度地规定，因为能够到外国去的只是很少的个别人。
第三个问题，我不断地力图解释的是体育训练中心和它的各个选手的政治化问题——选手是专业的，他们在所要求的全国和国际水平上掌握自己的职业和专业。这是准则，在它上面还站着一定的体育纪律。有时候一些运动员选手的教练到我这里诉苦，说对这个或那个冰球队员，田径队员或其他的运动员存在什么样的政治异议，我总是断然地否定这怀疑——我想在所有的情况中都存在一定的纠正。其中一个例子有关（请原谅我个人）我们的著名冰球选手长雅鲁斯拉夫·霍立克（Jaroslav Holík），据说他在一个时候骂过共产党。我告诉STVj的最高负责人，让他告诉教练不要在他的职务范围内搞乱了。我完全不感到奇怪，霍立克对政治有看法，因为我们曾经将他父亲兴旺的肉铺给国有化了。霍立克是出色的冰球选手和运动员，具有高水平，应在全国锦标赛中承担打冰球的任务和体面地作为运动员出席。他圆满地完成了这些要求，并作为冰球选手非常好地经受住考验。
最后我还有一个说明，确切地说是道歉。每一个国家都有充分的理由尊重那些运动员，他们在世界上打出了前列的水平，特别在奥运会上，世锦赛和欧洲锦标赛中获得了出色的成绩。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过去也这样做了，自然也有悲惨的例外。他们是维拉·恰斯拉夫斯卡（Věra áslavská）和埃米尔·扎托佩克（Emil Zátopek），在1968年之后，对这些世界历史记录的保持者应该象对待捷克斯洛伐克杰出的运动选手，而不是把他们差不多忘记了。这个国家没有去推进这些事。
关于政治制度的一些问题
1989年11月以后几个月内，有超过100万的党员离开了党。在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中，根据大众媒体和新体制的代表人物的讲话，在社会上充满了各种关于50年代非法事件的消息和假情报，所有党员都被指责应对事件负责。党领导层对这次事件从50年代中叶以来，已经无数次地道歉过。大多数党员交出了党员证。一些有几十年党龄的党员说，许多事情他们不知道，对许多决定他们不同意，他们怎么道歉。然而还没有公开地表示担心，将产生对个人或生活方面的不愉快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有一半以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由于各种原因，曾经加入共产党为党员，他们突然间处于不怎么样的有罪人的角色，人们说他们要对过去40年来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一些大众媒体为了稳当，把一切打入地狱——如果不能宣称为非法，就把它叫做危害国家。正如已经发生的这样，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些过去非常积极和活跃的党员现在处于街垒的另一边，为过去的一切控告自己以前的党。
我不想将党的解体推诿为只是一场仇恨的喧闹的运动。从1989年11月以后的头几天起，差不多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都参加进去了。我不是说所有的新闻记者，我尊重对过去许多事情抱清醒的、批评的、但是客观地说明理由的态度。
我相信，大部分党员在决定入党的时候是同意党的纲领的。然而问题是在这几十年中，有没有怀疑过所宣布的政策的实际实现情况？同样，50年代之后，采取的一些行政措施偏离了所宣布的纲领，在党内没有得到一致的同意。
几年时间，从160万的党员减少到党内留下的20万人。即使过去好几年，我也不能忘记我讲过的观点，有些国民入党是为了个人原因，对自己有益，为了升迁。非常明显，在全世界所有地方，执政党在人事政策上一般都给自己的同党党员以优先权，这对于一些人可能——也是这样有过——诱人的动机。
1989年，明显的表示出国家发展走向领导层无法控制的局势，已经是无法考虑用当时的体制来解决社会的矛盾。党的领导层没有及时地作出反应，关于这样的局势，党也没有得到消息。从1989年11月捷共中央会议的报告看出，领导层完全不明白国内的形势怎么样，更不用说需要做什么，要考虑怎么样的方案。到今天我还不明白，领导层怎样可以走到这样严重的失败。党从上到下这样的变化——全部解职——一点也没有做准备。在1989年11月，所有人对此都感到惊讶——执政队伍及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党在长时期执政之后，没有定期地、反复地、真实地分析社会中的现实形势。世界上大家熟悉的民意调查，在我们这里没有实行过。人们在怎样考虑？对什么不满意？对自己的生活和对国家的未来有什么想法？党和国家的机构都没有从事过这样的分析材料的收集和加工。在1968年，我们曾试图分析社会形势，遗憾的是，在萌芽状态就结束了。荒谬的是一些负责人员，从上到下，形成关于社会形势的看法是基于各种所谓的警察机构的汇编资料。这些汇编资料不能给出形势的真实情景，本质上只是负面现象和事件的集成。当我问到地区的负责人，在州里或县里的形势怎么样，除了完成计划的消息，其它我就不会听到。大部分负责人满足于有点想出来的话：“所有都在我们控制之下”。这可以理解为，所有的权力部门都可以供支配。没有联系就没有领导，这不仅对士兵适用，毫无情面地也适用于国家和党的领导。当领导没有所需要的关于国家形势的真实的、详尽无遗的信息，当权力的强大的措施又不能考虑好，党和国家的领导就没有政治解决办法可以使用。
与80年代末加剧的危机有关，需要重新提醒的还有一个基本的，没有深思熟虑的决定。在1948年2月之后没有选择最好的解决办法。当时在一些部长辞职之后，政府内阁补充了人民党、民族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新的代表人物。第一眼看过去，好象保留了至今的团结体制，然而实际上有了重大的变化。代替各政党提出候选人形成了由民族阵线所有各党派提出统一的候选人名单。至今在进行的各党派领导人定期会商和咨询的制度在实际中消失了。各个党派的作用，特别在社会民主党和捷共合并之后，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各党的平等权利，各党在政府中和议会中的代表之间的合作，从50年代开始，完全都不谈了。这是一个根本上的政治错误。除了团结政府之外，就没有其它在冲突时控制局势的机会。民族阵线各党的统一候选人可以只是过渡性的文章。据说捷克准备在短时期后回到独立的候选人。社会党人和人民党人抱怨他们的活动受到限制，没有一个人作出反应。一年一度召开的民族阵线的全国活动，由A·诺沃提尼，以后由G·胡萨克做报告，不能代替系统的、坦率的、民主的讨论，也不能代替对目前形势和今后展望方面交换意见。
我和G·胡萨克在这个问题上互相交换过十分不同的意见。胡萨克明显地从他在斯洛伐克的政治工作中，习惯对民族阵线的各种问题不做过多的研究。那3个小的斯洛伐克政党虽然没有大的政治影响，然而斯洛伐克共产党，在那时候，在选举中没有获得什么惊人的结果。我经常安慰民族社会党的主席鲍胡斯拉夫·库切拉（Bohuslav Ku era）——非常有经验、有远见的政治家，让他冷静下来，他指出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错误，甚至于不道德的地方。两个比较小的捷克政党的代表人物的意见，特别是他们在议会会议上的发言，我很喜欢听，他们的发言都很吸引人，对每一位政治家都是有益的。遗憾的是，党的领导层，从上到下，对和民族阵线各党的合作，没有表现出适当的兴趣。如果在执政纲领中包括了更多的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有某些差别的伙伴们的意见，将会更容易得到国民对纲领的信任。在我们的条件下，当捷共执政已经超过40年，这样做可能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我曾经常力图坚持改变并恢复和托马什·特拉夫尼切克（Tomá？Trávní ek）教授，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民族社会党主席鲍胡斯拉夫·库切拉和人民党主席罗斯蒂斯拉夫·彼得拉（Rostislav Petera）的定期会晤。托马什有清楚的概念：民族阵线应该是一个平台，用来协调和统一多种多样的意见和利益。不应该成为有自己机构的研究院，而是用做主要的政治力量系统地交换意见的论坛，并且是组织讨论现实以及远景规划问题的论坛。在这里他强调，作为个人和集体活动的框架应该有一个基本法，这就是宪法及其导出的各部法律。特拉夫尼切克教授强调民族阵线的概念并且不倦地使所有负责活动家相信这样的概念。遗憾的是负责活动家并没有这样去做，因而没有能改变现状。特拉夫尼切克教授在1939年11月17日之后被监禁在集中营，后来成为大学教授，医学院院长，是在民族阵线框架下的这种和政党及群众组织打交道的敏感工作的理想人选。他耐心、宽容，掌握谈判的艺术，又不离开自己的原则，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共同工作是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