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我国发生了社会的、经济的失败。原因是什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发展中，捷共党和国家的领导对此是完全没有预计到的。对这个原因，不仅需要从1989年11月之前的短时期中去判断和寻找，而且要分析从1945年5月以来在捷克斯洛伐克整个战后时期的发展。需要完全拒绝这样的观点：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政治转变的基本原因是，仅仅由于或者主要是由于外部的各种影响。是的，戈尔巴乔夫的混乱、没有经过考虑的、破坏性的干预起了作用。但对于这些对捷克斯洛伐克政治舞台的干预，当时已经不健全的捷克政治和党的班子没有作好准备，也不知道如何在关键时机掌握事态的发展。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接受了“科希策政府纲领”。对这个战后的政治文件，所有当时登记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政党都完全同意。科希策政府纲领尊重了战后捷克及斯洛伐克的现实。纲领的目标符合我们国家和两个民族的条件及民族的习惯。其中阐述了发展趋势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民主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外交政策的方针也写得明确清楚，首先是和苏联建立友好和合作协议，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则敞开所有的合作方式。
我们国家的发展从1945—1947年在民主条件下进行着。在1946年的议会选举之前，竞选运动充满民主气氛。在南捷克，所有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人民党、民族社会党和共产党——都表现十分积极，我们互相争论。但在会后，在选举之后，我们之间相处像公民、邻居、朋友。
在1946年的议会选举中，捷共取得胜利——在捷克地区获得了全部选票的42%。在斯洛伐克地区共产党位居第二，天主教民主党以显著的多数位居第一。但是共产党在斯洛伐克条件下也是有成绩的。但是即使这样，捷共的捷克部分对斯洛伐克同志们，特别是对威廉·西罗基（Wiliam？iroky）和古斯特夫·胡萨克（Gustav Husák）——两位斯洛伐克的最高代表人物，加以责怪。我有充分根据认为——后来和胡萨克个人谈话之后更肯定：即使在那个时候，某些布拉格的党的高层已经对胡萨克有一定的保留看法。胡萨克捍卫了自己的真理——斯洛伐克的政治舞台，特别是在战后，有自己的特点，主张自己的利益。出色的谈判者胡萨克在每一个合适场合，要坚持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的平等。但正如胡萨克后来的回忆起来，在这些方面，在布拉格人那里没有得到同情。遗憾的是，这并没有结束。胡萨克在50年代的命运，大家都已经知道。
在1946—1947年的选举前及选举后，捷共领导人特别是党主席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宣布：我们走，而且以后也要走捷克斯洛伐克道路。大家都知道的，在那个时候，他重复多次说的名言：我们要走民主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走向新的人民民主社会，对这些话，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都热烈地表示同意。遗憾的是，没有经过多久，在1947年年底及1948年年初，捷共不再宣称走捷克斯洛伐克道路是捷共的基本战略。
与此相关，而我只能感到遗憾的是：1948年之后已经过了几十年，但我们一直没有详细地和客观地专门研究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的论文。在目前据说已经开放档案的时代！公众肯定会感到兴趣，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他从哪里获得了政治才干？他的有争议的人性又表现在那里？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位有政治天才的人，从生活中学习和成长起来，他深刻地懂得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知道普通的阶层直到议会，他和其他人不同，他具有足够政治想象力。由于某种原因，斯大林也尊重他，而斯大林是时刻准备着在任何时候将其他党的代表人物从记忆中扫除出去的。也可能因此莫斯科的领导层对捷共没有像对德国、波兰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那样，在战时进行镇压。哥特瓦尔德决不像今天许多蹩脚文人所描述并断定的那样：“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是一名懒散的醉汉”等等。他是一位政治家，看见了社会发展的逻辑性，并且能够迎头赶上去。最后他成为了捷共在1948年2月获得政治上胜利的策划者和发起人，这是政治反对派也承认过的，并且现在也承认。许多捷克的人知道帕维尔·基格里德（Pavel Tigrid），他肯定是从来不爱共产党人的，但是他在其书“知识妇女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袖珍手册”中写道：“从二月交锋中，共产党人拿到了应得的胜利，在争取国家权力的斗争中，他们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胜过他们竞争的对手，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行话来说，他们更为果断，更为彻底，自然也更为毫无顾忌”。
但是也必须承认哥特瓦尔德对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政治审判中的违反法制行为，应该负完全的政治责任。那怕是与虚构的威胁、对个人的恐吓以及伪造的材料相联系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也不能减轻作为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作为个人对策划出来的审判中的违法行为应负的责任。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压力——显然还有威胁——是事实，但这些不应该是哥特瓦尔德同意执行处决的理由。他应该看到这是违法的，是挑衅。疾病和酒精不能用来原谅一切。
那时和以后，某些领导人对我讲，十分经常地和紧急地从不久前在布加勒斯特成立的情报局发来通知式警告：发表在各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和纲领上的关于民族道路，民族特点的观点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是修正主义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情报局的组织在本质上是为了代替第三国际的活动。第三国际当时联合了各大洲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各个党直接进行指挥。第三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止了活动。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9月，根据其章程首先是为了协调各参加党的活动。但是这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在情报局中做出的决定，所有参加的党都得遵守。1948年6月29日情报局通过决议，决议指责在个别国家内存在走民族的、不同的、特殊的道路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所有的党，包括捷共也都服从了。只有铁托及其国家说：“不，我们继续走我们自已的道路。”
铁托就这样为自己的民族战略而战斗，赢得了世界上大部分进步运动的尊敬。情报局是绝对听从苏联领导层的，在这件事上击中了它最为敏感的地方。从逻辑上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SKJ）就要面临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对她采取的政治、经济及安全方面的制裁措施。在这种形势下，在南斯拉夫这个多民族国家内，在南共联盟内，就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措施来对付内部的支持情报局的派别。
在1950年2月的捷共中央全会上，兰斯基拉夫·柯柏日瓦（Ladislav Kop iva）（以后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作了关于情报局会议的报告，在关于批评南斯拉夫方面他说：“帝国主义分子组织了庞大的阴谋来反对人民民主地区，反对和平。各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全面加强自身队伍中的革命警惕性，揭露和消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势力及帝国主义走狗，让他们暴露出来，不管他们躲在什么旗帜下。”柯柏日瓦讲了这么多。
古斯塔夫·胡萨克和诺沃曼斯基（Novomesky）及克莱门蒂舍（Clementise）一起参加了这个会议，胡萨克对此补充写道：“当一个人几十年献给了革命运动，在数千人的眼前，不论是好的、恶劣的时代，他都是纯洁的、问心无愧的，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下子他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或者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必须消灭他。”胡萨克接着说：在捷共中央全会之后，哥特瓦尔德把诺沃曼斯基和我留下来，让我们看一封斯大林签名的批评南斯拉夫的信。当时我们已经很饿，吃着哥特瓦尔德夫人给我热好的香肠，瞪大眼睛看信中写些什么。南斯拉夫是，官方也这么说，仅次于苏联，是我们的伙伴、盟友和样板！哥特瓦尔德当时十分疲倦的样子，没有兴趣来讨论，你们签名吧，你们知道的。我们在二十多名已经签好字的后面签上了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同意引起了私人之间的窘困和惶惑、混乱和激动的讨论。不管怎样，道路已经开始了，情报局这些冰封的决定开始公开化了（见V·柏莱夫查（V Plevza）著：“上升和落下（Vzostnpy a Pády）”）。
不必我提起，大家都记得在50年代的上半期，围绕所谓铁托的南斯拉夫形成了什么样的歇斯底里。在那时的情报局里有一位捷共的代表弗拉基米尔·考乌茨基（Vladimir Kouck？）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曾担任捷共中央书记。当我和他在60年代在党中央同事时，他详细地向我描述了1947—1948年间围绕南斯拉夫问题决议的气氛，实际上激烈地批评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战略，决议开辟了形成新的敌人的“理论”，在党和国家的路线上，强硬地压制所谓的（看起来像的）敌人阵线。将所有走民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徒都列入这个阵线中。
为了使我能够继续写走民族的社会主义道路战略，对这个战略开始是接受了的，后来又从根本上否定了。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我先要绕一个弯。
1959年1月我被任命为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部长。那时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实行的是这样的系统：总统和副总理分别指导某几个部，并协调他们的工作。这并不是十分有效的运转，但如果部长想，并能够加以运用，还是可以利用这个系统。
我作为农业部长受政府总理威亷·西罗基的领导，他同时也是捷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党中央主席团是国家的最高机关。由于我作为农业部长，不断向党中央主席团提出各种建议——但常常不成功——我力求向政府总理说明，以使他在党中央主席团中支持我的建议。很快我就确切地了解到，我的期望是没有希望满足的。政府总理在党中央主席团中没有很好的地位。由于各种原因，第一书记安托宁·诺沃提尼等，很长时间都不喜欢他，因此作为政府总理的他，在捷共中央主席团内不可能有效地支持我提出的建议及帮助它的实施。
威亷·西罗基——在政治上是有经验的，在专业问题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是位工作十分勤奋的人，在机关，从黎明呆到天黑下来。当他知道我也是晚上和夜里都在部里，他便经常邀请我到他的总理府去。有时是从我的方面提出去见他，因为我想和他讨论提交给政府的建议。这样在1959—1961年，我经常在总理办公室逗留到很晚，有时在凌晨2、3点才结束。当我在70到80年代担任政府总理的时候，也像威亷·西罗基那样，和自己的部长们在夜里谈话，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此并不热烈欢迎。
和政府总理一起，最初我们讨论的大部分是农业政策问题。有必要的联想起，在1959—1961年农业遭遇了很大的危机。已经好几年，首先是农作物和牲畜减产，在国内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缺货。而当农业收成不好时，便更换部长。那时每一任农业部长的任期很短，只有一到两年。
威亷·西罗基“庇护”新的农业部长充分地负起责任来。很高兴，我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开始工作，访问那些有关的人以寻求，支持大多数需要很大财政支出的措施。就像今日所说的，到处恳求，使在某些地方得到一致协议。所有一切都进行得不错，只有威亷在中央主席团中没有积极参与。我可以这样说，我们越来越接近，在晚上甚至于夜里的谈话，话题不断地越来越广泛。我十分受益。我对战后的政治非常感到兴趣，总理详细地一字一句地——我可以这么说——讲述战后政治的各种情况，我是一名很用心的听众。
经常参加我们的晚间聚会的还有西罗基的亲密朋友——政府副总理雅罗米尔·杜兰斯基（Jaromír Dolansk？）。他任战后的财政部长，不久便担任当时的计划委员会主任。至50年代的后半期他担任负责经济的副总理。两人——西罗基和杜兰斯基——在讨论中相互讲述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SR）战前及战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事件。当然大多数时候都以对问题的解决办法互相交换意见而结束。这些问题目前摆在桌面上等待切合实际的解决。我作为听众，深受教益并且难忘。
回到上面已经提到的问题——关于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走向社会主义社会道路的纲领。威亷·西罗基和雅罗米尔·杜兰斯基都几次激动地讲到，离开这条路线和放弃符合这个国家条件的政策是历史的不幸。根据他们的谈话和讲述，努力实现特别的捷克斯洛伐克式的走向新社会道路曾经在捷共领导及政府中是完全一致的。在官方的1945—1947年的宣言中，一直到1948年初，都强调：我们将走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我们将不对个体、小企业实行国有化，我们将在完全尊重“大国”的同时，不去复制对我们不合适的东西。
在1946年的选举胜利之后——在这样的成功之后，政治气氛是很有利的——大家都在讨论、考虑，以后我们要走什么道路。毫无疑问的，党将继续和已经存在的各政党保持团结。当时有四个政党存在，这符合社会各集团的利益。应该保留由各政党提出独立的候选人的选举制度。事实上，已经在1946年选举之后，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左派有两个政党——捷共和社会民主党，是不是合理？华茨拉夫·考伯茨基（Václav Kopeck？）有一次宣称，似乎比较合适的是使社会民主党回到”正确的党—捷共中去。在30年代初，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曾经呼吁捷共党员，要他们从“流浪中回家”，那是回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关于这两政党的统一合并，那时在1948年2月之前，就几次考虑过，但合并的决定是在1948年初做出的。和人民党及民族社会党合作执政是没有犹豫的——特别在1948年2月之后，从这两党的领导层离开了大部分反对与捷共合作的党员。根据雅鲁米尔·杜兰斯基的讲话，在那时候，比较普遍赞同的是分成三个经济领域的政策：国有，私营和集体所有。在工业上，大部分倾向于国有化，还同样的对银行也是国有化。在农业和服务业，与有私人经营的同时，还要支持集体制。对于任何形式的对国民经济实行中央行政管理，那时没有人去考虑过。只有在1948年2月之后，经过许多次的，差不多经过两年时间和苏联各部进行咨询及协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这项制度才逐步地被引入。
“当传来了第一、二次信息和通知，说情报局一直对民族道路的战略进行批评性的研究”如雅鲁米尔·杜兰斯基说：“我们开始没有感到不安。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认为不过是多年来在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斯大林和铁托，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的分歧的继续。只当公布了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治领袖的宣言，指走向新社会的特殊的民族道路纲领是修正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们被放在既成事实面前了”，雅鲁米尔·杜兰斯基激动地说“我们分化了——我们曾犹豫过是否要完全退让——但是一帮小伙子”。（遗憾的是他没有指名是谁）。“说服我们，应该如何来利用已经经过历史考验的苏联经验。”正是这些激进的思想家和行动家在领导层中占据了多数，他们在1948年2月以后的时代，采取了一系列对我国不适合的激进的措施。
J·V·斯大林在写给捷共领袖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的信中，批判了铁托南斯拉夫。这封信提交给了党的各位领导人签字表示支持，表达了对走向新社会特殊民族道路的绝对的反对观点。
这样，在1948年捷共服从了情报局的决定。
抛弃走向新社会的民族的、特殊的、民主的道路的概念，是一个战略上的根本改变，它对我国的发展带来不仅是短期的，而且是长期的不利影响。
我想到所有可能的怀疑和指责，我还是必须承认：在那个1948年2月之后k的时代，当每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不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被迫尊重斯大林的权威观点而抛弃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那怕是暂时的抛弃，遗憾的是没有做到）。这是一个坏的选择，但在所有可能的方案中是最易被接受的。很难想象，如果在相反的情况下（坚持走民族道路）在我们国家会发生什么。
有人也许会批评这种态度，认为是胆小，和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不相容。有权利发表这种观点。在我们的历史中发生过几次类似的情况。直到今天还在争论不同的态度：“1938年慕尼黑时期，应该采取军事抵御还是屈从？同样，在1968年8月，虽然条件不同，但应该采取怎样态度？政治从负责任的观点来说，是一门复杂的，错综的，不值得令人羡慕的手艺。我确信：在具体时刻按照对国家有利的去做，这种观点会受到尊重。”
我不想去称赞或肯定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共同的——不存在特殊道路”的口号下在我国发生过的一切。遗憾的是在一部分保守的党的领导，包括在较低层的领导的影响下，导致了教条主义的后果。在苏联一切都国有化，我们也一样去做。显然在领导层中的有决定权的大多数得出的结论是：采取广泛的国有化措施是符合抛弃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其他国家在晚些时候动作就不一样，比较理性。特别是民主德国和匈牙利—在有限的范围——不仅保留了个体和集体经济，以后还支持它们。
在我们这里，国有化触及了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左倾的激进主义认为：特别在服务业及小手工业企业中形成集体合作社的概念只适宜于有限的范围。显然在这里意识形态宣称的普遍被接受的观点：集体合作社是生产和非生产活动社会化的低级形式。当领导人在60年代提出新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宪法中，国有化的规模也被作为主要的论据，证明国家已达到社会主义。幸运的是，那时候领导层中的激进集团还没有得出这样的看法：将这种没有意思的国有化概念引伸到农业中去，使村庄变为国营农场。
抛弃特殊道路不仅局限在国有化。在苏联社会中只有一种称呼，因而我们也将“男同志”和“女同志”称呼引进到军队、安全部门、法院、检察院以至于各级学校中去。这样我们孩子们也开始称呼自己的教师或教授为“女同志”和“男同志”。这对教师的权威性有什么影响，我无法加以评价。但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是一件铁的衬衣，学生们在1989年之后十分喜欢将这件不可接受的铁衬衫放弃。
与此有关的，我还是1959年一件事的目击证人。在政府会议之后，习惯在午餐或晚餐上讨论所有可能的事情。讨人喜欢的矿山部部长，高达2米的约契夫·拉依特玛耶尔（Josef Rajtmajer），原克拉德诺的波尔帝（Poldi Kladno）工厂的厂长（波尔帝工厂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钢铁厂，今天大家都感到很奇怪的是，在捷克没有能力的私有化业主的帮助下，外国竞争企业竟然消灭了这个世界著名的波尔帝厂）在原教育部长兹德涅克·内耶德雷（Zdeněk Nejedl？）在场时，说道：“我的孩子们和其他的同学不一样，他们拒绝称呼自己的老师为女同志和男同志。原因是这样称呼教师是不严肃的”。内耶德雷部长那时看上去已经是有些疲倦了，但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对这个也不喜欢，10年前我们轻率地这样开始做了”。这个称呼是内耶德雷任部长时推行到学校中去的，他以不断地推行学校改革而闻名。这位部长的继任者，卡乌达（Kahuda）部长回答我这个显然边缘性问题时曾对我说，对这些众多的教育改革，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理解。
我不知，也不记得，那时我有没有对拒绝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发表过公开批评观点。我只记得，在（捷共）二十大之后，我批评过低估在我国的集体化。这是我在那个时候曾经做过的全部事情。
当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将走什么样的道路，当我们已经被迫抛弃走捷克斯洛伐克道路的战略的那些日子里，什么是主要的原则的呢？不是长远的抛弃，相反在最短的有利时机回到这个战略上来。在50年代的下半期，已经可以适当考虑这个问题。在那时的捷共二十大之后，最高领导人宣布我们走的是正确的道路，遗憾的是，这样就对有可能开始讨论我国的危急形势关上了门。在以后的年月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也认为不合适去重新审查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道路纲领的否定态度，这样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政治就只适应于自己的国有企业。战后的短暂时期，不仅我们，整个致力于改变系统的进步运动都深信要走自己的道路，尊重本国的传统、人民的习惯。对改革的速度和深度要作这样的决定：让大多数国民都很愿意进行这种改革，并当作自己的事。应该这样去创造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条件。
这里我想来回忆一下我和中国卓越的政治家邓小平的会晤，在我们的北京会见开始时，他就说：“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和考察，发展我们国家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和什么样的道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影响我们国民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和民族性。有些人给我们推荐了不少东西，我们试验了许多。我们得出了这样的认识：我们需要选择这样的制度，它符合社会主义思想，符合我们人民的利益，能够创造条件，最佳地发展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经过考验的，我们加以学习，如果和我国的政治相符合，我们就在实际中加以采用。对那些经不起考验的，我们就改换了它。我们不着急。我们将建立新秩序，它是已经写在纸上的，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存在。我们在努力去做时自然会产生错误。这不是不幸的——不幸的是不承认错误，并且继续错下去。”
邓小平从历史上分析了沿袭了几百年的规章制度。根据他的意见，进行改革以形成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不仅是几十年，要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里，也在你们那里，要完全拒绝在短时间内企图做完所有的事情。人们说：什么都很着急，都要快。而我们面前的主要障碍是群众对改革还没有准备好。匆忙做不好事情，有时还会毁灭已经完成的东西。因此，需要耐心地检验一切和坚持到底。不要害怕做试验。试验会产生新的主题。在此他说他想起了经济特区，这是一种途径，但决不是对全国都可以采取的步骤，这是一种重要的试验。不要着急，要有耐心，重复几次。要注意民众，他们对事情理解了没有？能不能改变？在结束时他说，我把这些都归纳为中国道路，是自己国家的经验，对任何国家也不强迫，同时也不让他们取去。
邓小平详细分析了中国的条件、大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别、公众，特别是年青人对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改革的准备程度和保留程度。这里他也讲到了苏联的情况，忽视了许多条件，特别是民族特点，这样会导致悲惨的状态。他几次重复地说：不同的条件决定不同的道路。
很明显（没有列举出名字），不能认为马克思或列宁会对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情况下的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都做出回答。
1965年9月我陪同诺沃提尼总统访问南斯拉夫。我们到达普拉（Pula），克罗地亚濒临亚得里海的海港城市。我们受到铁托总统的邀请，在布里俄尼（Brioni）的总统别墅住了三天，这是铁托总统的私人邀请，没有发表任何的官方文件。访问充满了整天的谈话。参加的除了两位总统，只有翻译和我在场。当时我是捷共中央书记。铁托总统的最大注意力放在了为什么在多民族的国家选择了特殊的民族的道路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的问题上。从国家的历史来看，他赞扬在这里各民族相处很好，他论证了为什么在第二次大战后决定采取自己的道路，为什么付出国际分裂的重大代价，拒绝尊重从“大国”来的建议——他还用了“命令”这个词——按照苏联模式的道路。他辩护和解释了所谓的国家自治安排，各个共和国的特点，在各工厂中的企业委员会的任务以及机构安排的其他特点。铁托强调指出，并不是所有各地全部都进行得很好，但是一切都会逐步加以评估，并且也准备改变那些证明行不通的。但是这个制度——在复杂的多民族国家中，人民愿意给以支持并接受作为自己的制度。将被看作是进一步向前的根本出发点，铁托总统认为自己的民族的道路是国家发展的基本原则。当我在70年代作为联邦政府总理被铁托总统接见时，他很有分寸地回忆了与前总统诺沃提尼关于这个题目的谈话。这是在1968年的“不幸八月”之后，人不是会一直经历愉快的时刻。我尊敬铁托元帅。他是世界政治舞台上，和法国戴高乐总统、西德勃兰特总理、美国肯尼迪总统同时代的伟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