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从小就讨厌某些职务，但又不得不去承担。
先是小学一连串的职务：组长、清洁委员、课代表、班长；然后初中是数学组长和班长；高中又来了，我一昏头走向心理社，又一昏头转入英语课代表的行列之中，我认为某些职务和机构很浪费时间，完全没有必要设置出来嘛。
于是，进入内部后又是反悔，又是言而无信：辞退，申请，再辞退。
在机构中，最大的收获便是：如今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干好一件事，便能称之为优秀了，底线成了标榜的对象。
社会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再说说广播体操这件小小的事，原本每一个人都会做，且都能做得很好，根本不需要领操员，何必如今又成了这般模样：为了应付广播体操比赛，我和另一个女生被班主任指定为领操员，站在队伍最前面，装模作样地起飞。
随后得知，规则有变，只需要一个领操员时，我便欢呼雀跃地跑到了队伍的最后面。
于是每每想起高中，总是会嗅到一股干燥的塑胶操场的气味。
2.
高三那年的五一节回到村里，压力巨大的我还要接受村里人的审问“成绩怎么样啊”“想考哪个大学呢”。
而我却无法向他们细说，我有退学的念想。
我多么希望我妈能够通过我要死不活的外表揣测到我内心最雄伟的志向。奈何我的演技过于成熟，我妈竟然一度以为我对于高考，有着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通过的自信。
其实，我这一念想从我一进幼儿园就根深蒂固地植在大脑里，认为其教育制度就是消灭反抗者的过程，毕竟在巴掌底下，再大的哭声都能被掐掉。
可普通人的忍耐真是无穷大，能忍外人，忍水的流逝，风的刺骨，忍外界对自己划口子，忍向上者对自己吐口水。
我也一样，忍到骨头里，心里的刀一直压下去，压下去，直至瓣膜破裂，心房与心房直接相通。
掐指一算，十几年也熬过去了。
3.
假设我退学了，那村里人见着我必当是另外一副模样，且又有话料下饭，例如“高中毕业证都没拿到，就待在家里玩”。
假设我经受住了这些风言风语，那么我能干什么呢？前途渺茫。
假设我没退学，上了大学以后，我愿意再让我被机构束缚四年吗？
事实上，我又安全地在大学学生会里待了四年。我在想，我到底喜欢什么。
我不清楚我喜欢什么。
世界自己也很糊涂，它在忙着建立一种或多种秩序，历史，生物，家庭，政府，学校……人这一生也在建立秩序，即使做广播体操也要在秩序的指挥下做。
我一下子明白，当人类中的一小部分认识到这个世界自身的混乱时，这小部分人就可以称作为“操纵者”，或者世俗点讲，就是上帝。
4.
谁都怕世界的混乱，谁敢怕承认自己没有什么价值。自己就是意外，上帝怕，你我怕。
人在其中，彷佛天上云，飘飘来去，因意外而生，因意外而灭。
倘若你我不是意外，那你我又是什么？
于是，上帝在诸神黄昏之时抱有侥幸心理，妄图在建立秩序之时找到解决方案，或者干脆将“建立秩序”作为方案，机构便随之产生。
现如今，终于明白，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为什么当数学考了100分时，仍然被数学老师骂得大哭，只是她单纯地认为我应该把后面的附加题做出来，能力应该还要高出原有水平，因失望而骂得我痛哭流涕。
终于，在接下来的第二次考试，我考了个96分却暗暗自喜（仅仅因为这次做对了附加题，完成了数学老师的期待）。
如今，这种病态心理着实把我吓得不轻，小学生的面貌竟像极了那塑料洋娃娃，迎合机构，迎合指挥者。
5.
后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似乎与数学老师有着某种天然的敌对性。
高中教数学的，是一个中年秃头的男老师，他总是弓着背走进教室，然后用背挡住半块黑板，最后下课了再弓着背走出教室，一如既往。
我听他上课，深感难受，因为他宁愿连着两节课让学生自习，也不愿提及后面的习题。宁愿拿着练习册，照本宣科地讲那些高深莫测的题，也不愿将基本概念解读一遍，而且总是摆出一副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的样子。
最后导致，我们班数学很牛，我不在其中；我们班学生很牛，我不在其中。
庆幸的是，后来还是踉踉跄跄地考入大学了，更不用提及，大学里教《高等数学》老师的敷衍与傲慢。
一直以来，我就处于煎熬中，因为我明白，机构无处不在，无论是处于少年还是成年亦或老年，无论工作与否，无论环境如何，此生，我终将被束缚在某个机构里，如梦魇，在劫难逃。
在劫
难逃。
世上最痛心的话，莫过于此。
于是，我流下了一行不符合规定的泪水。
再往后，我哭过的地方，终于都长出了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