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宏康
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是我的上级。当我在慈镇龙山区范市镇太平闸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时，他已是中共慈镇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后来我当沿山区、庄市区区委委员兼组织委员时，他是中共镇海县委书记，有许多工作是他直接布置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天石同志布置我留下坚持，在镇海庄市区任特派员。他随军北撤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最近20年来，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电话、书信不断，他重病期间，我数次去他家里和华东医院探望，病榻之前，亲切交谈，他谈到自己的策反、被捕和狱中斗争经历，他始终如一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鼓舞我前进。
天石同志是镇海龙山（现属慈溪）人。从 1937年9月起他在镇海龙山参加革命至去世，已逾60个春秋了。抗日战争时期，他任中共慈镇、慈姚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慈镇中心县委委员兼镇海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国民党监狱中受尽酷刑，坚不吐实，曾数次昏死过去。他的身体被严重地摧残了，可是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始终不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又夜以继日地工作。从1954年到现在动了9次大手术，他像保尔·柯察金一样，只剩下脑子还能思维，住在上海华东医院，一息尚存，仍在为党和人民工作，一直到去世。
搞策反叛徒出卖受酷刑九死一生
半个多世纪以前，我见到他时原以为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为他谈吐文雅，逻辑性很强，后来才知道他也是穷苦人家出身，连小学也没有毕业。他当过学徒，在抗战爆发后，回乡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团。他扮演过吴祖光的名剧《凤凰城》里的主角苗可秀。苗可秀是东北义勇军的领袖，牺牲前生了一个孩子取名苗抗生。后来天石和同乡虞和英结婚，婚后他们生的第一个孩子也取名抗生，以示抗日的坚决。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战斗在三北，一直到北撤。
北撤后，他在中共华中局领导下搞经济工作，任鸿济运输公司合德分公司经理，后调总公司任党总支书记。外出工作时，为方便起见，以苏北海委秘书名义出面。1946年年底，组织上派他和王博平同志一起到舟山群岛建立苏北和浙东之间的联络点，并寻找徐小玉部队（舟山岛上自发起义的反蒋队伍），争取该部加入我军。根据上级的决定，他把自己的妻子带到上海，以便建立一个隐蔽的可掩护的地方。他的妻子是1940年入党的老同志，是一起奉命北撤的，当时正怀着第三个孩子，即将分娩。1947年春，天石同志返回苏北汇报工作。是年夏，海委书记吕炳奎同志根据苏中区党委陈丕显同志及管文蔚同志的指示，向他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上海有个国民党师级将军，上海浦东人，抗战胜利后受国民党排挤。他对蒋政权不抱幻想，对现状不满，有靠拢我党的表示。吕炳奎同志要虞天石同志去上海做他的工作。这个将军有不少干部和士兵，有若干美式武器，将他争取过来对解放上海有作用。
这是一项艰险的策反工作，须独自作出决定。他毅然受命，再返上海。在上海他约了这位将军在繁华区的“大三元”酒家见面。天石同志当时用了抗日时期名字吴祥田。他对将军谈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从苏中的七战七捷谈到解放军已经阻止和击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进攻，而且已经开始在一些地方转入反攻，全面反攻的局面不久就要到来。又谈到国内不仅有一条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生死斗争而国民党军即将败退的第一条战线，而且自“五·二0”南京学生运动开始又爆发了一条以爱国学生、人民与蒋政权作斗争的第二条战线。他代表吕炳奎同志和军区首长欢迎他去苏北看看。后又几次会见，几次谈话，将军很坦率地说：抗战时期，日军炸死他母亲，杀死他儿子，国仇家恨，永志不忘！后在上级授意下受骗上当作了伪军，心有不甘，毅然反正，然反正不成而被日军逮捕，关押在镇江监狱，由部下劫狱救出。期间得到新四军的帮助返回浦东，又拉起了队伍。由于对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军，下同）性质不了解，又参加了“忠救军”，但他不反共（他的部队里有一个大队就是我党领导的秘密武装，后拉出来成为浙东我军的一个支队）。谁能想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排除异己，把他的部下编散，迫使他打内战。将军激昂地说：“我深知新四军是仁义之师，共产党很得人心，蒋介石政权尔虞我诈，欺压人民，腐败透顶，不得人心。我愿跟着共产党走，到解放区去。”于是，天石同志又和他商议去苏北的步骤，同时与他的主要骨干见面，对他暗藏的一批美式武器和弹药也作了运走的安排。当时敌人已开始注意他了，为了将军的安全，天石同志想了一些办法，但均不妥善，最后利用浦江夜游，租了一条游艇，一切行动都是秘密的。他们从十六铺上艇，一直游览出吴淞口，在海上再调换机帆船。其他起义人员和武器弹药突破若干险境，齐上机帆船。将军和他的主要骨干及天石同志站在船头纵声大笑“上海滩将是人民的”，后顺利到达苏北。
管文蔚司令员、陈丕显政委设宴欢迎将军和他的主要骨干，并向他们说：“欢迎你们到苏北来参加人民解放军，我们将组织你们进行学习、参观。”将军又一次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既然来了，就决不回头。”不久，将军由军区首长和吕炳奎同志介绍为中共特别党员，留苏北学习。决定先派将军的主要骨干数人回上海打头阵，组织人马，进行活动，由孙清皓带队，包括将军的老部下刘葆珊等，将军要求派一个党员负责人，军区首长答应仍由“海委”派，研究结果还是由“吴祥田同志”去最好。于是海委负责同志与天石同志详谈了很长时间。先到上海由将军的部下聚集人马，等条件成熟后拉队伍上天目山，建立天目山游击根据地，以待反攻。这次天石同志化名虞成鑫。他们到了上海后分散隐蔽，各自活动，定期会晤，互通情况。又建立了一座电台，与苏北联系。若干日子后天石去上海机场迎来了将军的部下陈XX，在陈的安排下去杭州会见了陈的义弟张和清，又和刘葆珊一起去无锡会见准备“起义”的无锡“警大”队长。不久，刘葆珊告知他说：“‘警大’已被怀疑，急需拉出来，迟了恐要出事。”天石同志说：“时间匆促，毫无准备，如何行动？”刘说：“出了事你们负责，我已尽了责任。”在此紧迫情况下已不容考虑，决定拉出来再说。于是购买详细地图，电召熟悉浙西天目山路径的张和清速来上海，约定在三马路一小旅馆集中。天石用电台向苏北一再请示，不通，只好行动了，还准备了一些“开拔费”。
12月23日，天石同志告别分娩不久的妻子和英，进入预定的旅社，待所有人员到齐后，刘葆珊也来了，就部署由张和清作向导，对注意群众纪律、给养问题以及方式方法等等进行讨论。突然刘葆珊又提出：“如遇到自己人又如何对付？”天石同志考虑很久，无其他办法，只好以吴祥田名义写一条子，说明这支队伍系新起义的，请予协助。一切似乎已妥当，待出发的人离开后，天石同志等立即迁移到四马路中洲旅馆。谁料不久，飞行堡垒疾呼而至，中洲旅馆早被包围住了，大批特务、便衣冲了进来。天石同志起先被关在一个小房间，特务为了搜其他人，放松了对他的管束。他急忙乘一个空隙把地图、路线图抛出窗外（隔壁是家医院），身份证丢入抽水马桶（不及撕碎，内有住址，后被特务搜出）。原来，这个刘葆珊有一个表兄弟在上海警备司令部工作，刘一到上海就出卖了所有计划，秘密投降了敌人，无锡“警大”当然也是假的，是为了骗钱、骗证据。在旅馆的将军部下也全部被捕，被押解到稽查大队部刑讯。敌人对逮捕早已计划好，为了从天石同志口中挖出地下同志和地下工作的秘密施尽酷刑，但他坚持不屈，闭口不谈。
先上了两次老虎凳，砖头一块一块垫上去，他也不知道垫上去几块，因为他两次昏死过去。事后一个小看守告诉别人说：“他被垫上了六块砖头，不说一句话。”一个同狱的姓周的民主党派成员说他是“人民的儿子”。
他知道肯定是出了叛徒。他紧闭牙关，不说地下关系。他脑子里很清楚：1945年9月下旬左右，根据上级布置，是他先带十几位同志北撤来上海隐蔽，后一部分已撤离，还有少数人留在上海；新四军北辙后，三北变成白区，一片白色恐怖，从三北来上海隐蔽的几十个同志他都遇到过，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都知道；还有隐蔽在三北的党员他也知道不少，但绝不能让敌人知道。
接着，敌人又用10根铁钉钉进他的10根手指，10指连心痛彻心扉，顿时鲜血直流，但他还是不吐露一个字。
他昏死过去，敌人用凉水喷醒他后再灌辣椒水，他两眼直冒金星，肺部呛出血来。但他脑子里仍很清楚，新四军北撤后，在上海和三北隐蔽的几十个地下党员和不少他所知道的非党积极分子的姓名、地址，一个字也没有吐露。他还保护了被捕的一名共产党员（敌人不知）。他在敌人不注意的时候，再三嘱咐电台的负责人切不可把电台接通。
连续7天，除了未动电刑之外（因无电刑设备），所有酷刑都用上了：老鹰飞、用铁棍磨筋骨、用木棍拶指。成百次敲打他的头部，想把他打得头昏时，逼迫他写出给刘葆珊条子的笔迹来。他坚决不承认字条是他写的，后来笔迹总有几处相似，敌人就不打了。敌人对和英同志住的地方也进行了搜查。因为天石同志严格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定，在家里没有留下什么文件，但是有一份账单，和英同志抱着刚刚出生的女儿抗一（当时叫抗懿），偷偷把账单塞在裤腰内，装作喂孩子吃奶。敌人在他家搜查了一阵，毫无收获。
在天石同志被捕后，当时某些进步报纸立即刊出“共产党首犯虞成鑫在沪被捕”的消息，以防敌人秘密杀害。
一周后，敌人见问不出什么，便将天石同志等押解到南京保密局继续监禁刑讯，但也一无所获。
这时，蒋介石正要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颁布《紧急治罪条例》，并标榜要实行民主，以法治国。天石同志按《紧急治罪条例》，必死无疑，敌人不能暗杀，就要明杀了。天石同志在上海的二哥虞国藩倾其当职工的毕生积蓄，请了两位律师为弟辩护。这两位律师抓住天石同志被捕是在12月23日，而国民党政权《紧急治罪条例》颁布是在25日，法律不咎既往，23日还不适用于这个法，总算把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从此，天石同志就被关在狱中，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吃两顿薄粥，几片菜皮，晚上在特刑庭监牢里，十几个人挤在狭长的地板上，连翻身也要喊口令一起转动。特别是1948年夏季特别热，南京又是全国有名的火炉之一，监牢里更热得要命，蚊子叮，臭虫咬，虱子啮，根本无法入睡。后被移解到“老虎桥”监狱，更增加一样精神麻醉——牧师讲课，从天堂到地狱，讲的人口沫横飞，听的人莫名其妙。而他们则利用这堂课传递消息，商量办法。无论酷刑还是牢监的非人生活，始终没能改变他的信念。在特刑庭监所里曾为牺牲的同志组织秘密悼念会：在同一时间内突然全所声息全无，默念致哀，又在同一时间突然低沉悲壮唱起《国际歌》，弄得监狱看守莫名其妙。又为争取放风而组织过绝食斗争，亦告胜利。又把监房变成书房组织学习，使几位目不识丁的农民能看懂《水浒》，写简单家信，出狱后能自己读报看书写文章。每个监房“共产主义”气氛浓厚，谁家里送来小菜、点心，都由两位“生活管理员”公平分配，谁也不许多占（除了病号）。还组织过几次讨论会（在同一监房），内容如：“坐牢该不该谈恋爱”（当时“中大”有些学生会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当前形势和坐牢任务”“越狱问题”“中国封建制度为什么这样长？”“中国经济问题”“学诗写诗问题”等等。所有这些活动，天石同志均参与领导或是主要领导。《国际歌》是天石同志秘密教唱的；绝食斗争信号是他发出的；讨论会是他主持的。
直到 1949年1月下旬，淮海战役我军大胜，蒋介石本人下野，李宗仁政府南迁（李还留在南京），敌人又把天石同志作为重犯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暂押。在押出监房时，他向同志们告别。全监房同志都伸出手来，有的送钱，有的送日用品，有的送衣袜等。他一一握别，说：“这些钱物我也许已用不着了，请同志们珍重！”在走出大铁门之后，他回顾高墙上小铁窗，同志们都站在双层床上向他挥手，他高声说：“我们总会再见的！”在提篮桥暂押是准备再移送到舟山或台湾，只是因为人民解放军很快逼近上海，国民党在一片混乱之中，加紧抢运家属和黄金、美钞。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和上海提篮桥监狱内的地下党支部与中共中央社会部在上海的负责人分别策划营救，在狱中的同志也积极活动，把典狱长争取过来，监狱支部把狱中枪支控制起来，开放电路，紧闭大铁门，准备抵抗，迎接解放。这样才把他们保护下来。5月26日，当时国民党一部分军队还在苏州河北岸负隅顽抗，可监狱中的同志们早于上海解放前3天已获得了自由。5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的张祺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以全总代表的身份，迎接50多位被捕的同志出狱。这些同志住到本由汉奸住的比较宽敞的优待室里（已把汉奸逐出，给这些同志们住了），大家跳着秧歌舞，大唱解放区歌曲，大谈出狱后的作为。天石同志终于重见天日，和英抱着三女儿抗一来迎接他，同去的还有陈文舟（抗日时的县委秘书，北撤时留沪与浙东联络）。天石同志问起大儿子抗生时，和英不禁哽咽地说：“你被捕后，抗生因出麻疹，无钱医治，贫病交迫而死，又无钱埋葬，后由老同志的堂兄赵钦曾运往青浦埋了。”
顺便在此交代一下，当时在苏北的那位将军听到天石等同志被捕是他部下刘葆珊叛变出卖的，便向苏中军区领导提出要到上海去处死刘葆珊，为天石同志报仇，把上海搞他个“天翻地覆”。管、陈两位首长给他以江南人民革命军司令的名义，并派海防纵队司令汤景延同志为副司令，抽调了150名精兵强将，在 1948年1月从苏北偷渡到浦东拓林海滩登陆，但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调来了青年军3个旅实施包围。将军率部几次突围又几次被困，直至青浦许巷，前有大湖，后有追兵，弹尽援绝，自杀牺牲。这个将军就是奉贤有名的丁锡山。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汤景延同志也受伤被俘，于 1948年5月在上海英勇就义。解放后，丁、汤都被追认为烈士。天石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常去凭吊丁、汤，缅念过去，不胜依依。叛徒刘葆珊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查实镇压。
九次开刀一息仍存尚能思维奋斗不止
上海解放后，组织上根据天石同志被国民党法院审判过又熟悉上海监狱情况，留他参加了上海市法院的工作，并兼管“难民遣送安排委员会”等事。他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从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1952年，在这三年中，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编纂室主任、上海市人民法院北区庭长（管辖全市一般刑案和约10个区、县民案，类似后来的中院）、上海市人民法院民庭庭长等职。他未进过法律学校，却依靠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制订出许多在当时十分需要的法令一类文件及华东各省法院和人民来信问答等文件。就在这时，他那被敌人严重摧残的身体，爆发了一连串的毛病。从1954年起到20世纪90年代，一共进行过9次全身麻醉手术，等于又死过去9次。切除右肾及右输尿管，数次切开膀胱摘除如鸡卵一样的结石。紧接着左肾发炎、膀胱发炎、胃炎；足部脉管炎，下肢发黑，行走不便；腹部化脓，割肉排脓；前列腺发炎肿大，排尿困难；疝气使肠胃功能紊乱。所有这些病又因腮部恶性肿瘤发展而不能开刀，华东医院一住数年，成了老病号，痛苦不堪。
特别是1993年发现腮腺癌后陆续开刀4次，切除面神经5根，同时切除了左眼神经和肩胛淋巴。从1993年到1996年，3次照光，1次植皮，5次冷冻，1次化疗。其间，1995年11月第九次开刀后并发急性胃炎，造成大吐血、便血，因抢救及时才死里逃生。可以这样说，他以一位年已80的老翁，忍受了动手术的各种痛苦，却以非凡的意志和毅力坚持着。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的精神没有垮，我只要脑子还能思维，就要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
1994年，他刚动完大手术住在华东医院，医生制止他写任何东西，可是他偷偷地编写、审阅、修改有关史料。在抗日战争时期跟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戚铭渠同志去世了，他对我说：“一听到铭渠先我而去，我的泪流不停，铭渠的无私奉献精神，铭渠的高尚风范，我永志不忘。”他流着泪写了两首诗悼念老战友，又写了一篇两万余字的《能文能武，为党为国》以纪念战友。他在病魔缠身的两年中全心全意地编撰了20多万字的纪念戚铭渠同志的文集。
当我告诉他在北仑横河李长来烈士的家乡将要建一座纪念亭子，并为烈士立碑时，他抱病为老战友写了碑文；当我告诉他在三北镇施公山将要为华一鸣、忻一波、施阿林三烈士建立起一块纪念碑时，他又抱病为烈士写了碑文。
他编书、写文章、写碑文、做诗只有一个目的，为了纪念死者，为了弘扬战友的高风亮节，根本没有考虑什么名和利。他编戚铭渠同志文集，不要一分编稿费；宁波文史资料刊发他写的纪念戚铭渠文章《校长、队长、县长》，寄给他150元稿费，他立即退回。退不了的则买书等捐助家乡学校。
他病中数年只能吃流汁，身体日见清瘦，而脑子仍在不停转动，几乎一直在写革命历史文章以及悼念诗词，一共写了近8000首，一首一首抄写在工作日记小本子上，有20本之多。有次刚动过手术（第八次），醒来不久就为焦裕禄纪念堂写诗（口述，要大儿子记下），一共11首。这样的事不胜枚举。他从来不写私文，写的都属公事。在最后4次开刀期间，他审看过县志、宁波地区各地有关党史、回忆录等不下百万字，他认真负责，从不草率马虎。
他写文章、写诗、写信从来没有随便用公家一张稿纸、一个信封，相反，他为这些事情付出的邮资却全部自费。
天石同志动手术后，像保尔·柯察金一样，左眼半明，不能开闭（神经已抽），常常泪流不止，左耳完全失听，右耳半聋；经常发烧，数次昏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坚持对地方党史、教育史、妇女史、敌占区党的工作、烈士传记等文章进行一字一句的修改。有时癌痛发作，因事涉重要，仍给同志们写信，纠正历史错误和理论错误。有时痛得满身冒汗，还要硬挺着，实在挺不住时才要护士打针。这要有一种什么样的毅力和精神啊！好多人都说他“意志坚强，精神可佩”；有人说他是“抗癌英雄”（原上海科学院党委书记丁公量的评价）；更有人说他是“现代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而他自己却说：“这都是溢美过誉之词，我只不过对党对人民有一点责任心而已。”他写的近8000首诗词，可以说无一是歌咏“风花雪月”的，都是充满激情，充满战斗力，充满对革命烈士、对共产主义精神的无限深情和坚定信念的。
艰苦朴素保持传统全家和睦平凡劳动
天石同志是 1983年4月28日离休的，是行政12级干部。他的妻子和英也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可是他们一直住在解放初分配的老房子里，面积也不大，十分简陋。房屋内除了电视机、冰箱外，全是老的家具。破的藤椅，旧的桌子，就是他编写出近百万字书稿的工作地方。特别令人惊叹的是，他的5个子女中，除大女儿抗奋1968年大学毕业现在是高级工程师，大儿子建华先插队农村，后经自己努力大专毕业在外省电视台当了干部外，其他3个子女都是工人。建华曾对我说，“爸爸对我们说：一切靠你们自己，爸爸绝不会为你们谋什么私利”。他的女儿也对我说：“爸爸经常教育我们要老老实实做工，朴朴实实做人。”
在上海的3个子女及婿、媳原先都和他俩住在一起。他将外间正房用纤维板半隔为两，稍小的一间给小儿子结婚住，稍大的一间是大家吃饭、会客兼二老的卧室。里间也用纤维板隔成两间均为10平方米左右的小间，分别住着大女儿夫妇和二女儿夫妇。只留下不到1米宽的过道通往卫生间，简直像火车车厢一样。这样住了七八年后，组织上分配了一处住房，才让小儿子夫妇搬出去住了。不久，外地插队落户的两个子女的孩子按政策回沪就业和读大学也需住处，其父母因而常来探望居住，这样又显得挤了。此时经组织上协调，增配了一处住房。直到现在，子女们相安无事，一家子和睦相处，有事大家互相帮助。
1995年，子女们早就计划为爸爸做80大寿。天石同志和老伴商量后说：“不要给我做什么寿了（他和老伴从来不做寿），镇海要建立海防遗址纪念馆，就把这500元做寿钱捐献给镇海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为后代建立革命传统教育和精神文明教育的基地，这比做寿意义大得多。钱虽然少了点，但也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我们是镇海人，海防遗址记载着抗倭、抗英、抗法、抗日的英勇业绩，这是千秋万代的大事。”子女一致同确实，天石同志从来未为子女们谋求过什么私利，子女们也从未有什么要求。他常常对亲友和子女们这样说：“革命60年，似乎没有得到什么享受，但是问心无愧，这是最大的享受。”
关心家乡情系老区鞠躬尽瘁无私奉献
天石同志对家乡龙山是很关心的。1985年，乡下有一位干部去看望他，他得知家乡仍旧很贫穷，人均收入每年还不到300元，他落泪了，心里很不安。中共党员和革命老区心连心啊！他立刻和上海纺织局老同志联系，并通过老同志和上海第五针织厂联系，经他们下乡调查、考察，不久给家乡送去了设备，派去了技术人员，为家乡培训工人，解决原料和市场销售问题，办起了一所针织厂，不仅提高了村民的收入，还修铺了一条往来通行的路。80年代末，乡党委书记黄岳大去探望他，带去了一筐杨梅。他坚持不收。黄岳大说：“你为家乡做了好事，家乡人民很感激你，这不过是一点土特产，表表心意而已。”他只好收下，事后折价25元，仍把钱寄去。诸如这样的事有多次。
龙山有个凤湖中学，是抗日战争时，他和县工委委员李长来、戚铭渠同志一起研究创立起来的，为抗日培养了一批好干部。校内有个“长来图书馆”，是抗日战争时为纪念长来烈士而建立的。1986年复校，他和铭渠同志一起送去贺词，并积极支持办好图书馆。凤湖中学校办厂是一个微型开关厂，需要紧缺的、当时我国还不能生产的日本进口冷轧薄钢板2吨（后又需数吨）；龙山罐头厂需要紧缺的铝锭6吨，乡下派人来沪求援。他知道生产非此不可，心急如焚，经过上海老战友的帮助，以最低公价，不要一分酬金，很快予以解决了。凤湖中学的校长很感激，到上海探望他时捎去了两斤茶叶作为谢礼。这可难为他了，他想折价把钱寄给学校，又怕不能入账，于是，除茶叶交人带回去外，他又和别人一起，把凤中创办人李长来烈士的照片放大成12寸、24寸各一张，并配上相架，托人送到凤中，作为纪念。
也有人问他：“你为乡下这么出力，想得到一点什么好处？”他说：“我不想得到任何好处，我只想老区人民能一天天好起来。我们是老区人民养育长大的，老区人民在民族解放中出力最多，牺牲最大，许多同志长眠在这些大地上，忘记老区人民就是忘本啊！”
他在家乡有一楼一底的祖传楼房。1987年，他听说自己的母校龙山小学居然还没有电灯，教师晚上批改作业还是用煤油灯照明，校长写信说捐助七八百元就可装上；又听说凤中“长来图书馆”无钱购书。他就和老伴和英商量，把祖传一楼一底的房子卖掉，得款5300元。他作了如下分配：给龙山小学1500元装电灯；给“凤中”长来图书馆1500元购书；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委员会和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经费困难，他也各给了他们150元；分给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各250元。他说：“房子她们也有份，祖上没有分给她们，就从我这房子里照顾她俩。”余下1500元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分钱。老伴当然同意，子女也无意见。
老夫妇俩都是从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战斗过来的老党员、离休干部。他们省吃俭用，在1985年，一次就交了党费2000元，而且还郑重其事地给党组织写了一封信：“奉上人民币2000元，作为我俩的党费，以表达我们对党的无限信仰和无限崇敬的心情。我们都有离休工资，5个子女都有工作，一分钱也不必留给孩子。我们这些钱是微薄的，但我们的心是真诚的。”中共中央组织部还专门给他们寄来了大红的收据。
听说我在为华一鸣、忻一波、施阿林三位烈士建碑，他又给我写信，寄来了500元，托我转给三北镇政府。他说：“华一鸣、忻一波等烈士都是我熟悉的，我们活着的人不能忘记他们，要让英烈精神永留人间。”
近十多年来，他经常写信给我，他的信中充满着革命的友谊，也洋溢着高尚的情操。对于少数离休干部经常打麻将之风，他非常反感，常常说：“这是浪费时间。我们离休干部年纪大了，时间不多了，根据身体条件，要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多做一点，讲理想，讲传统，讲党性，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他还剪了《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报告文学《命根在碑》寄给我，文章是介绍北京的一位将军，为了建立狼牙山五壮士碑和百团大战纪念碑，忘我奔走，不住宾馆（招待所），不吃招待饭，常常在车站过夜，在摊头上就餐，甚至献出了自己儿子的生命。他说：“人就是要有这种精神！”
天石同志的精神得到了上海许多老同志的赞誉。1988年7月，他荣获了上海市离休干部老有所为精英奖，还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颁发的优秀工作者证书，后又连续被评为上海市法院系统优秀党员、上海市机关党委优秀党员。
天石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完全彻底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的精神世界是重要的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写于1997年年底
作者后记：1997年，天石同志病重住在华东医院，我去探望，看到他的坚强精神，深受感动。回甬后，我将他平生经历整理成上述文字，寄给天石，请他核实。天石同志十分谦逊，压下数月，说“不值得讲”。我再三说明，这不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对历史和后人有所交代，他才对史实作了核实后退回。
此文为追思天石同志而写，并作为《天石诗选》代序。
（选自《天石诗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