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宏康
一、抗战胜利，奉命到庄市坚持
（一）抗战胜利，内战爆发
抗战胜利前一年的1944年冬，日本侵略军为了防御盟军登陆，在庄桥建造飞机场，沿山地区大挖坑道，伪军宋清云、姚华康部已在澥浦、河头、汶溪、庄桥等地大筑碉堡。为了斗争需要，经上级批准，决定将慈溪县庄桥区东部的汶溪、骆驼等4个乡和镇海县龙山区山南的澥浦、清湖、湾塘等8个乡，新组建一个沿山区。11月，我奉命调任中共沿山区委组织委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时每天传来鼓舞人心的好消息：8月17日，新四军浙东纵队开始对拒绝向我投降的日伪军发动进攻，横扫了杭甬线两侧除余姚、慈溪（慈城）两个县城以外的所有据点；20日又以闪电之势向宁波进军，连续攻克鄞西集仕港、黄古林、凤岙等伪军据点；21日下午，攻克西成桥，直逼宁波西郊，宁波城区解放指日可待。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从各方来“摘桃子”了，三十二集团军副司令陈沛率九十八军从天台向宁波赶来，浙保3个团从奉化方向压了过来；顾祝同秉承蒋介石旨意，动用美机空运部队到京、沪、杭接管日伪机关、财产，利用日军，收编伪军，准备发动全面内战。进占在奉化江口的浙保企图围攻我们，我主力部队被迫自卫还击，浙东内战实际上已经开始。9月14日区党委发出反对内战的指示。20日，国民党镇海县庄市区长邱友三率部抢占了我庄市区，战火烧到了我慈镇县境内。
（二）潜入敌占区，准备反内战
9月20日，我被紧急召集到县委所在地的龙山区庄黄开会。21日，县委传达了反内战指示。当时我感到很吃惊，抗战胜利形势很好，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又要挑起内战？我看到连夜从庄市撤出来的区委组织委员包雪浪，她头发蓬松，神态憔悴，要找镇海县委书记吴祥田（虞天石）汇报庄市发生的白色恐怖情况。吴祥田把我也叫去，一起听汇报。包雪浪说：“昨天（20日）上午，我们庄市区署在贵驷镇召开全区庆祝抗战胜利、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万人大会，国民党庄市区区长邱友三带了300余名武装，从镇海县城窜入五里牌，下午到临江乡。当时参加贵驷镇万人大会的中河乡民兵队长王善令（候补党员）到沿江侦察情况时，即遭邱友三部当场用刺刀惨杀，王高呼共产党万岁；正在理发的江防队队长赵玉清（党员）被抓后当即被割去两只耳朵，赵坚强不屈，又被砍头悬首示众；江防队指导员屠永年（党员、民运同志）发现敌情后躲在烟囱里，也被抓捕，敌人用刺刀戳穿他的锁骨，用铁链锁住，解往余姚。邱友三部进驻各乡镇后，到处搜捕地方党员和民兵、干部，许多面目已红的村党员、干部纷纷离家去外地隐蔽。”吴祥田说：“浙东是蒋介石老家，敌人势在必争。就慈镇来说，邱友三占了庄市，宋清云重入慈东，姚华康摇身一变，成了‘国军挺进队’，已率部到了澥浦。区党委指示，准备作最坏打算，要精简机构，加强主力，坚持原地斗争。庄市与宁波、镇海接壤，又是平原，无山区可隐蔽，斗争将是残酷的。现在，公开的机关、部队和干部都撤出来了，但是我们一定还要派人进去。包雪浪是女同志，而且面目很红，不再适宜留在庄市区工作了，县委考虑你（指我）是男同志，身体又好，雇工出身，在庄市那边没有公开工作过，人们对你不熟悉，因此决定你进去坚持工作，你意见如何？”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吴祥田还对我说：“庄市区实际上已被敌人控制，所以你只能采取地下活动方式，不能公开身份，灰色隐蔽，单线联系，负责联络农村党员，准备反内战斗争。县委任命你为中共庄市区委组织委员，但区委已全撤离，实际上你就是特派员。”吴祥田就叫我改名换姓。我说：“改群众化一点，叫朱阿祥吧！”接着就讨论到谁的家里落户。包雪浪和庄市区委民运同志中心支部书记兼同德乡支部书记伍一商量后，提出同德乡三门头徐家应王村的翁善根家作为我们的落脚点较为理想。她说：“翁善根是今年6月刚入党的候补党员，未担任过公开职务，面目未暴露，人比较可靠；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一个正在读书的阿弟，还有一个老雇工韩生发在他家靠老，人口不多，社会关系简单；他家靠近团桥，但不属于团桥乡管辖。虽然靠近大路，却是一个三四户人家的小村子，地方偏僻，老百姓叫这个村子为‘老鹰生蛋’的地方，冷落得很。”吴祥田又问：“宏康同志以什么身份作掩护为好？”伍一认为现在快收割晚稻，就说是割稻客人吧。吴祥田对我说：“任务很紧急，你晚上就翻山过去，进入庄市区，县委决定派区常备队护送你。”又对伍一说：“你要负责陪宏康同志安全进入翁善根家里。”又嘱咐包雪浪：“你把庄市地方党员名单交代给宏康同志。”包雪浪就把一只香烟壳子拆开，在空白的一面匆匆写了庄市区21个党员名单交给我并说：“庄市区环境这样紧张，时间这么紧急，无法详细介绍了，而且现在大部分地方党员为避邱友三抓捕，已纷纷外撤隐蔽，你只好在以后再慢慢去了解情况和联系了。”
龙山区常备队、伍一和我在21日当夜翻山过去，深夜11点钟光景，部队行至骆驼桥附近时，黑暗中突然一声吆喝：“哪一个？”这分明是遭遇了敌人，常备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敌人查问后立即开枪，常备队乒乒乓乓还击起来，打了十几分钟，边打边撤，枪声渐渐息了下来。伍一对常备队长说：“敌人已经发现我们了，我们在一起目标太大，你们马上回三北，由我陪他去。”伍一和我就穿过小路到了团桥附近，摸进一间孤零零的破旧楼房，楼上堆放着稻草，我们两人就在稻草堆里休息了一会儿，拂晓前伍一陪我找到了三门头徐家应王村的翁善根家。
伍一对善根说：“这位是庄市区党的负责人朱阿祥同志，今后要在这里工作，就住在你家里以雇工名义为掩护，现在对内对外先要讲是你家的割稻客人。你家母亲、弟弟都很好，你是党员，党相信你，所以交给你这个任务，你要保证他的安全。”我说：“请善根同志帮助。”伍一又对善根说：“要做好你母亲和弟弟的工作，你看怎么样？”善根当即表示：“好，党相信我，我一定保证阿祥同志的安全，我会做好母亲、弟弟工作的，请组织放心。”伍一又说：“现在日寇投降，国民党妄想独吞胜利果实，已派了大批军队向解放区进攻，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最后人民一定会胜利，这一点我们要有坚定信心。你面目不红，家庭环境好，地方偏僻，不大会有人注意，当然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最后又一再叮嘱一定要保证我的安全。
善根很热情，表示一定保证我的安全，并做好我的耳目。当时晚稻田正在起沟种绿肥，我白天到田里干活，晚上很疲劳，吃好饭就睡了，但是心里老是想着形势和任务。庄市区已被邱友三全部控制，大部分党员、干部都纷纷到宁波、杭州、上海隐蔽了。但是在三北我们的武装还在，县委还在；特别是浙东纵队还在，区党委还在；这是强大的后盾，我在这里虽然要作长期的艰苦斗争，但并不感到孤独。
谁知过了三四天后，我和善根在田畈里干活，忽然看到附近一个水漕边围着一群人，人声嘈杂，议论纷纷。原来是农民在漕里摘菱时发现一具尸体。尸体已浮肿腐烂，认不出面目了，但是从手指套着的一只刻有名字的金戒指中，认出是当地的保长陈永法。他们说，这个人失踪好几天，原来在这里……手上绑着绳子，肯定是被人弄死的，快去报告乡公所。我听了心里不无疑虑：出了什么问题。晚上回到家里，翁善根向我汇报说：“这个保长是被我们地方党员杀的。”我吃了一惊，问他是怎么回事。善根说：“邱友三部队还未到，这个保长就公开威胁我们说，蛇吃老鼠，老鼠吃蛇，六个月大，六个月小，你们共产党长不了，国军要来了，你们不要再神气，我要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我们几个党员认为这家伙一等邱友三进来，肯定会要我们人头落地，不如先下手为强，前几天晚上把他拉到田畈里勒死，沉到漕底。现在暴露了，乡公所肯定不会放过我们，我们再也住不下去了，想今天晚上就离家到上海去避一避。”我听了认为，事到如此，不能坐以待毙，他必须外出隐蔽。虽然他是我第一个接上关系的党员，他离开后我会失去耳目，对我的工作必然带来困难，但为了他的安全，我同意他的意见。当晚，他就离家去上海。
（三）部队北撤，奉命坚持
从9月22日进入翁善根家，到10月上旬的10余天时间里，我每天起草摸黑在田里劳动，却不知道浙东形势正在急剧变化。后来才知道，9月20日华中分局转发了党中央要浙东部队限在7天内北撤完毕的通知；22日，又拍电报给浙东区党委提出6点指示，其中有一条要留下少数熟悉地形、民情、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隐蔽坚持，党的组织要转入地下。23日，区党委在上虞丰惠镇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指示，部署北撤并留下坚持秘密的问题。当时因情况紧急，慈镇县没有派人参加会议，由谭启龙同志北撤经过三北时，向黄知真当面传达布置的。浙东纵队主力正在三北集中，准备渡海北撤，情况突变，我全不知道。大概是10月上旬的一个傍晚，我从田畈回来吃晚饭时，翁妈妈对我说：“有一人来寻过你，送来一张小条子。”她边说边看看我，目光是善意的，但有点疑惑的样子。我急忙看纸条，原来是县委的通知，叫我第二天立即赶到三北掌起桥陈家施隆泉大房子里找谢仁安接受新的紧急任务。
第二天一早，我就从翁家出发，下午一两点钟赶到掌起桥陈家施隆泉大房子找到慈镇中心县委委员、慈溪县长谢仁安。他一见到我就说：“你来了，很好，现在我向你传达上级决定，中央来电，浙东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限在7天内全部北撤。”我感到很突然，为什么要北撤？谢县长好像知道我的心里想什么，接下去说：“首先是执行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精神。为了表示我党的和平诚意，争取国内外人士的同情，决定撤出长江以南的苏南、皖南、浙东等8块根据地；其次，这8块根据地都是在敌人四面包围下比较分散和孤立的地区，尤其是浙东，是蒋介石老家，三五支队对他的威胁特别大，蒋深感不安，必然要消灭我们，为了保存我党实力，也是撤出为好。”为什么限在7天内撤完呢？谢县长又说：“主要是为了接受皖南事变敌人搞突然袭击的教训，而且敌人已经在部署这个计划了。”谢县长看到我情绪还未转过来，接着说：“这次主力北撤，如果内战一打起来，主力和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谢最后说：“为了保持党的旗帜，继续坚持斗争，部队北撤了，但我们党是不北撤的，区党委已经决定留下秘密人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根据形势需要，把党委制改为地、县、区三级党的特派员制。组织上考虑，你是男同志，又是本地人，雇工出身，各方面条件都比较适合，已正式决定你为中共庄市区特派员，留下来坚持，任务是光荣的，但斗争肯定是艰苦的。你有什么意见？我当时认为，这是党考验我的关键时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既然党已决定我留下坚持，是党对我政治上最大的信任。因此我当即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他听了很高兴，立即写了介绍信，叫我马上到龙山区的龙头场去找慈镇中心县委委员、镇海县长戚铭渠，接受他布置有关坚持隐蔽斗争的具体任务。”
我从谢县长那里出来朝龙头场方向走去，这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光景了。路过田央黄村附近时，迎面遇见龙山区委组织委员金晓光，她和我打招呼说：“听说你留下来坚持，你要有思想准备，坚持是相当艰苦的。”她还讲了当年红军长征后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事。说：“有不少同志牺牲了，有几年接不上关系的，你一定要坚持住。”她的这番话，给了我一次非常现实又非常生动的教育。这时，我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坚持到底，决不半途而废，决不做逃兵；万一被捕，决不出卖党的利益，决不做叛徒。
我到了龙头场街上林梅生的大房子里，只见屋内屋外的人都很忙碌，有的在扛运物资，有的在收回抗币（浙东抗日根据地浙东银行发行的一种纸币），有的在劝说身体不好的和年龄小的同志精简回家，也有哭着不愿走，坚持要求跟部队北撤的。戚铭渠也很忙碌，双眼通红，看得出他已熬了好几个通宵。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马上到我住的楼上住下，从现在起不要下楼来。你要留下坚持隐蔽斗争，不能让任何人接触你，以免暴露面目。晚饭我会叫人送上来的。”晚上，戚县长来了，先问我：“组织上决定你留下到庄市区坚持斗争，有什么意见和想法？”我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考验，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
接着他谈了北撤的意义和当时形势，最后详细地向我布置今后斗争的方针和任务。他也像谢县长那样分析了我留下的有利条件，说这是完全符合华中分局指示精神的。他很严肃地一字一句教导说：“留下坚持的方针是四句话十六个字：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保存力量，等待时机。”我很自然和习惯地连忙拿出笔记本准备记下来，他马上摆摆手阻止说：“别记，别记，从今天起你一切都要记在脑子里，今后笔记本不能用了，这就是地下工作的规定和纪律。”我马上聚精会神记住这几句话反复背熟，铭刻在心。他又说：“根据上级规定，今后在白区，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党支部、党小组都不能活动了，只能单线联系，采用链条式和树枝式的方式联系，一般地说，不能发生横的关系。”我听了感到很新鲜，这和过去根据地公开做群众工作、大刀阔斧发动群众显然不同。他继续说：“根据庄市目前的特殊情况，接党员关系时你要慎重，要先作考察了解，采取三接三不接的原则，这就是首先要接政治上坚定忠实可靠的；第二，面目没暴露的；第三，有活动能力的。反之，政治上动摇的；面目已经暴露引起敌人注意的；不起作用的，暂时都不要接，要作进一步考察。环境恶化，白色恐怖严重，党员更要保持气节，共产党员决不能以党员面目自首，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和群众一起，以农会会员、民兵等群众组织办‘自首’手续，以便进行隐蔽斗争。”此时已是深夜，他一面叫警卫员在他房内为我搭铺，一面又继续说：“当前你不要急于先接党员关系，而首要任务是站住脚跟，改名换姓，千方百计找到落脚点，并找到职业来掩护落实户口，设法搞到国民党乡公所发的国民身份证，然后再去接党员关系。”
我说：“几天前，根据庄市区白色恐怖的情况，吴祥田决定我到庄市转入地下工作，做好反内战的斗争，我已改名叫朱阿祥，落脚点就在同德乡三门头徐家应王村地方党员翁善根家里。”他点点头说：“好、好，过一段时间，上级会派人找你联系的……”这时我当即问：“以后来与我接关系的上级是谁？”他说：“你不要问，这也是地下工作的纪律，在白区只能上级了解下级，下级不准问上级的真实姓名和住址。”戚县长深夜一席谈，不仅使我受到一次深入白区工作纪律的教育，也使我以后隐蔽坚持有了明确的方向。戚县长还向我布置了一个交接关系的任务。他说：“你把沿山区的所有地方党员的关系交给顾信祥，他已被任命为中共沿山区特派员，你要负责帮他在沿山区落实好隐蔽的地点，陪着他接上所有地方党员的关系。”他又交给我5枚金戒指，说：“经费很困难，留下这些作为你坚持的活动经费。”谈话结束后，我就睡下，一觉醒来，天刚拂晓，见戚县长已经起身了。他似有歉意地对我说：“刚刚接到上级紧急通知，要我们多带些金银去，因为部队在途中要轻装打仗，不能多带物资，所以同你商量，昨夜给你的金戒指要收回4枚，另外给你40斤花皮一枚戒指，可变卖作为生活费。”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今后你一个人坚持，要‘慎独’，要自己拿主意，要记住自己是一个党员，要学会在玻璃窗里看人，你看得清人家，人家看不清你；看人不能光看外表，要看到他的内心。”他停了一下，像长辈一样又对我说：“你要回家去一次，向你父母交代清楚，告告别。”我真有点依依不舍。他一再叮咛：“要隐蔽好自己，保持党的旗帜，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再见的。”
我挑了40斤花皮，向我的家乡太平闸走去。我的家乡是红色堡垒村，村里的党员和群众都是可靠的，但是主力北撤后，范市那边一些反动分子肯定要反攻倒算，会遭受麻烦。爹是知道我公开身份的，他一贯支持我的工作。见到父母时，爹问我：“部队北撤了，你是不是北撤？不撤，你到哪里去呢？”我当然不能将组织上布置我隐蔽坚持的决定告诉他老人家。我说：“我在家里，敌人肯定要来抓我，我只能到山南去，避避风头。”我父母同意我去外地避一避。这时我又提出：“我怕家里受牵累，你们两老要……”我与父母商量后，想了一个办法，对外假称我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是我母亲带来的，与家庭已“脱离关系”。我母亲给我整了几套土布衣服。当时主力部队已全部北撤了，范市乡国民党的乡公所已经恢复，乡队副张达来到太平闸，企图抓我，把我父亲叫去，我父亲照商量好的口径回答，张达见问不出什么，只好放回。太平闸村党员和群众对张达完全封锁了消息并且秘密来通知我，我就急急告别父母，考虑到山南澥浦、河头一带已经布满了姚华康部的岗哨，再不能走那条路去庄市。当时，施阿林也在太平闸，他认为部队北撤后，地方上反动分子必然会来抓他和对他家属找麻烦，因此他已把家属搬到任佳溪去了。我就和他连夜一起走，在任佳溪他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翻山到沿山十字路村支部书记王龙海家与顾信祥碰面，陪着他接上沿山区党员关系。10月中旬，到庄市翁善根家里继续去当割稻客人，正式开始隐蔽坚持的白区工作。
二、失去上级领导，坚持白区一年
（一）与上级断了联系，转移了三个隐蔽点
我回到翁善根家里。这时，部队北撤了，同志们和领导都走了。我确实有一种孤独感，日盼夜盼只盼上级快点来联系，可是等来等去就是等不到组织上派人来。哪里知道，我的上级慈镇县特派员蒋子瑛在接受了黄知真布置的任务后，不久就牺牲了。就此使慈镇党和上级中断了一年关系。这一情况，直至解放后我找到了当时因外出而未被包围的裘维新，以及见到当时突围出来的陆林法回忆录，并查阅了 1945年10月26日国民党慈溪县的《慈溪简报》和伪保长王兴宝（解放后镇压）的口供，才弄清来龙去脉。
1945年10月7日，最后一批慈镇县党、政、军干部和三北特务营北撤，至此，浙东纵队武装和党政机关都撤完了，浙东大地全被国民党占领。10月中旬，整个三北地区的各集镇进驻了国民党军队，乡保机构也由国民党重新组建。敌人大肆搜捕我抗日民兵、积极分子，龙山区施公山的华贵才被割去耳朵，洋山乡的民兵大队长、共产党员裘登法被敌人割下头颅后挂在风水墩大树上。庄市区实行全面政治“清乡”，逐家逐户查户口，强迫共产党员和抗日民兵、农会会员自首登记；又强化保甲制度，施行联保联坐。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一个既无户口又无国民身份证明的人，要在一个地方长期住下来是很困难的。为了在敌人虎口下开展党的工作，完成党交给我隐蔽坚持的任务，我必须高度警惕，避开敌人视线，摆脱敌人搜捕，保护自身安全，及时转移隐蔽地点。因此，根据敌情，我潜伏过3个隐蔽点：第一个是同德乡三门头徐家应王村翁善根家，从 1945年9月22日起，一直住到 1946年3月，后因周围风声很紧，翁善根母亲受不住恐吓，向我提出调换地方。我也感到再住下去恐有危险，决定转移。第二个是河头乡田舍陈村陈坤江家，自 1946年3月中旬至6月上旬，因国民党宋清云部追捕我，在群众掩护下摆脱敌人而转移。第三个是团桥秦胡村秦云岳家，从 1946年6月中旬起，一直到 1947年1月赵士炘来了之后止。我就是在敌人的包围圈中，由地方党员和基本群众保护下隐蔽坚持过来的。
翁善根家落脚 1945年10月中旬，我从戚县长那里接受任务回翁善根家以前，先陪沿山区特派员顾信祥到十字路村，把他安排在十字路村党支部王龙海家作为他的落脚点，经商量后决定，老顾以“判山客人”（承包收购山上木柴）为掩护。沿山区是老根据地，党支部和党员都很坚强，群众觉悟也较高，敌人虽然也搞“清乡”登记，但一无所获。我陪老顾一个个顺利地接上地方党员关系，但当去接陈阿豆关系时，他不仅不接待，反把我们骂出门。我们认为此人已经动摇，决定取消他的党员资格。交接完后，我就回翁家了。
我在翁家以割稻客人名义落户后，就把一张党员名单卷起来，插进小竹筒里，藏在瓦片下面。为了不露出破绽，彻底转变在根据地工作的一套作风，心中暗暗订了几条规矩：一，身边和住处不藏任何文件和书籍；二，说话不讲干部术语；三，不上街不逛集市、不公开露面；四，不公开看报、看书，不佩笔不写字，甚至连牙齿也不刷了。在根据地工作时，发给牙粉，天天早晨刷牙，但是当时农村老百姓大都不刷牙，当雇工哪有刷牙的。更重要的是，我还充分做好了随时随地可能被捕的思想准备和口供，还要使敌人在我周围搜查不出任何证据与可疑的痕迹。总之，我下定决心，这个假雇工一定要当真雇工一样来做。
我的活动地方，除了翁家就是田畈，从起沟排水、撒草子种、收割晚稻、耕田冬种、培育春花，全部农活样样都干，干起来还特别起劲，不但起早摸黑，下小雨也出畈去干，手里起泡，生了老茧，我才放心，万一敌人来清查被捕了，我有这一雇工的特征可以对付了。但是身体十分疲劳，我虽是雇工出身，参加过田间劳动，因为我的家乡是棉区，都是旱地活；再加我又脱产几年，一下子要适应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的水田活，感到十分吃力。但一想到上级党交给我隐蔽、坚持的任务，一想到庄市区许多党员的政治生命都在我身上，我就咬紧牙关拼命干。翁妈妈和老雇工是知道我过去身份的，我只好向他们说：“过去我当过‘三五’，现在不干了，我不能回家去，回家去有危险。”他们对我表示同情，同时翁善根避走后，老雇工年纪大了，家里正缺少劳动力，我就顶上去，而且干活不取一分钱，还要每月付给100多斤谷子作饭钱，翁妈妈心里当然十分感激。但是屋漏碰到连夜雨，我浑身生了疥疮，出脓出血，先痒后痛，连走路也不方便，但照样下田劳动，晚上回来吃了饭后就上床睡觉，浑身腰痛背酸，睡不着觉。但是一想到我现在做雇工同过去给地主做雇工性质完全不一样，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这样一想，辛苦全忘，力量倍增，精神振奋。通过4个月的劳动，总算顺利地住下来了，没有引起群众的怀疑，也没有引起保里、乡里的查问，都以为我是一个真雇工呢！
到了旧历年底，冬闲了，一般当长工的照例要回家过年。翁妈妈好像心事很重的样子，一天晚上对我说：“阿祥，你在我家帮忙，快半年了。善根不在，你帮助我家干活，很出力，你人也很好。不过，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为了大家安全起见，我想你是不是换个地方，今后我们仍旧像亲眷一样走动。”我考虑她这样提出来，一定有什么压力，也有一定道理，调换一个地方，于她、于我都安全些。再说我的户口和身份证一直没有解决，请她去报，她也有难处。后来干脆就不去报了，因为一报户口、办身份证，要问来龙去脉，反而落了一条辫子在乡公所、警察所手里。但是没有身份证又不能长久住下去，万一来查怎么办？再说过年了，我这个雇工还留在东家，外面可能要引起怀疑。还有上级给我的经费已经快用光了，再住下去也有困难。但有一件重要的事困扰着我：翁家不仅是我社会职业掩护的落脚点，更是上级党与我联系的联络点，我如走开了，万一上级党派人来联系了怎么办？同时我又找不到适宜的落脚点可以转移，再三考虑后，我向翁妈妈说：“你待我很好，我很感谢你，你的意见也很对，但我一时找不到去处，容我再考虑一下，我一定调一个地方。”于是我与翁家唯一的一户邻居孙毛头商量，因为孙毛头这个人蛮直爽，在团桥镇上摆水果摊，有时往返山北龙头场买卖花皮、倭豆、米面，我要他带我做小贩，他一口答应。我想，做小贩一可避开过年不回家这一点；二是流动性大，不容易暴露目标；三可以趁机打听消息，碰到熟悉的同志找寻上级关系。同时，与孙毛头可以互相照顾，遇到什么麻烦事，他可证明我是雇工，更重要的是仍旧可以保持翁家这个联络点。我不经常在家，可以缓和翁妈妈的紧张心理。
于是我和孙毛头一起做起小贩来，挑了团桥一带出产的米面，三四十斤重，跟着孙毛头来往于山南的二六市、三七市和山北的龙头场、河头市等地，春节期间，我还以走亲戚名义到沿山区和三北寻找熟悉的同志，探听上级党的情况。
春节过后，翁妈妈又向我提出了调换地方问题，我看她脸有难色，肯定受到了恐吓，我决定赶快转移地方。
陈坤江家脱险我答应翁妈妈马上调换地方，但到哪里去呢？我想，以春节走亲戚方式到沿山区去一下，那里我工作过，群众基础好，许多党员我都熟悉，经反复考虑，决定到河头乡田舍陈陈坤江家里去。陈坤江是1945年春由我介绍入党的，后来随军北撤了（1947年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他家里父亲早亡，弟妹幼小，全靠他妻子和老母两人操持家务，没有主要劳动力，经济困难，我去帮他家做活，他老母亲可能会欢迎的。再说，田舍陈这个地方，是一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村子，东南靠着翁家池，是抗日时期我党的一个重要联络点；西北隔河是属于镇海县觉渡乡的杨家村；离庄市也不远。1944年11月开始，我调入沿山区委工作后，这个村一直是我们发动群众进行反征粮、反抽丁、反苛捐杂税等斗争的基点之一，并有民兵、妇女会等抗日群众组织，还涌现出一批陈坤江、陈阿根等积极分子。此外，该村的保长在政治上也是倾向我们的。总之，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理想。
我于 1946年3月离开翁家时春耕已经逼近，我趁这个时机到陈坤江家。坤江的妈妈知道我过去的身份；但不知道我还在为党工作，当我向她提出愿在她家做雇工时，她一口答应，说：“宏康，你来好了，坤江跟部队走了，你是晓得的，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坤江妻子还怀着孩子呢，下面弟妹4人，最大10多岁，当不来劳动力使用。你帮我家干活，只是我付不起工钱，雇不起工呵！”我连忙说：“阿姆，坤江出外去了，我应该帮忙，只要有口饭吃就好了，我根本不要工钱。”就这样，在坤江家住了下来，成为我第二个隐蔽点。
我离开翁妈妈时，没有告诉她我去什么地方，谁知我转移不到半月，她就被捕了。4月初，同德乡乡长胡子寿叫寺前王保长胡佑成通知翁妈妈在10天之内把善根叫回来报到。翁妈妈深知善根回来是危险的，当然不会去叫，但为了缓和一下，她买了补品、水果等礼物，与女儿一起到乡长家里去说情。乡长说：“善根是三五支队，民兵队长，一定要回来登记。”由于母女俩苦苦哀求，说尽好话，又见礼物也就算了。过了十几天在4月中旬的一个早上，翁妈妈又被驻团桥的国民党侦缉队抓去了，押到东岳宫，由队长权麻皮亲自审问。这是个阴险毒辣的家伙，他恶狠狠地说：“你家里住过的那个朱阿祥到哪里去了？”翁妈妈说：“阿祥给我做过长工，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做，我不知道。”权麻皮又说：“只要你讲出朱阿祥在啥地方，我就立刻放你出去，如果你不讲出来，不要怪我心狠。”最后他威胁说：“你如不讲出来，我就要你活的进来，死的出去，两条路由你拣。”翁妈妈坚持说：“我是不晓得。”敌人用竹棒边打边说：“你们家是共匪窝，是要杀头的，你不讲出来，好……”手举刀子在她面前装作要砍下去的样子，翁妈妈即用右手去挡，被刀砍伤3根手指，虽经医治，3只手指还是伸不直，成了残疾。
翁妈妈被抓，她的小儿子善良和女儿阿翠认为是伪保长胡佑成报告的，就去胡家哭闹，要他把母亲保出来，他只得答应。后来因敌人得不到口供，找不出我身份的确切证据，才于当天下午，以5000斤谷价保释回家。这钱是通过别人以高利贷向长石乡洪家村林大宏处借来的，本金在解放前逐步还清，但利上滚利部分林大宏本来要牵牛抵息，幸而解放了，林大宏是恶霸，被镇压了，高利贷也就废止了。
我在陈坤江家帮助种田，春耕结束后，曾去三北探听上级党的消息，同时陆续接上了庄市和沿山、龙山地方党员的关系。6月上旬，一天下午3时左右，驻骆驼桥的国民党慈溪县自卫大队一分队陈清亮带了三四十个士兵快步向田舍陈方向过来，接近村口时群众看到来了许多“黄衣裳”，急忙跑到坤江家里通知我：“敌人来了赶快躲避。”积极分子陈树根也来告诉我，叫我赶快跟他跑。我当即跟着他顺河边到了田央他的家里。他要我躲到挂着帐子的大眠床后面，还开着大门，他自己则到门口以扫地、收东西的样子放哨瞭望。敌人进村后，包围了陈坤江家，说要抓沈宏康，搜索一阵，找不到我，一部分敌人就走向陈树根家门口，问陈树根：“见到沈宏康吗？”陈说：“哪个沈宏康？没见过。”敌人也就回去了。我这次遭到陈清亮搜捕，很可能是因我从1944年到1945年曾在沿山区工作过，这里人都熟悉我，或是因我多次来往庄市接地方党员组织关系而引起坏人注意。这次遇敌脱险，是全靠田舍陈群众的掩护，特别是陈树根不顾个人安危来保护我。
秦云岳家站稳脚跟 1946年6月中旬，我来到秦云岳家。秦云岳是1942年入党的老党员，我住陈坤江家里时已经和他接上了关系，并曾谈起过想到他家隐蔽以及代办报户口的事，当时他一口答应。因此，我早有把秦云岳家作为备用隐蔽点的考虑。秦云岳家里因为种租田较多，自己参加劳动，虽有一个老丈人帮助种田，但劳动力还是比较紧张，需要另找雇工，我帮他种田，不拿工资，只供吃饭，也很合适。
秦云岳是镇海县国民党县农会下属的团桥乡农会理事。这个县农会在抗日时期曾在我党帮助下开展活动，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理事长顾荆庸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比较进步，拥护共产党。秦云岳在这个挂着灰色招牌的组织掩护下进行党的活动，不会引起敌人注意；加上他为了工作方便，同一个乡队副关系较好，这个乡队副经常到他家里吃饭、喝酒，也多了一层掩护。秦云岳老练、大胆，加上上述两层掩护，当我提出先报进户口和领取乡公所发的国民身份证明，他一口答应，即找那个乡队副办妥了，秦云岳把我安排在一间过去放柴草的小房子内，与老雇工陈阿二住在一起。他向我介绍，阿二在浙南当过红军，因为敌人要抓捕，好不容易逃到这里来隐蔽的，是共产党员。他说：“户口报进了，身份证也有了，你放心住在我这里，要活动你就活动好了。”到这时，我才感到有可能真正实现上级要我站稳脚跟，作好长期坚持斗争的要求。这第三个隐蔽点，为我安全、方便地接上地方党员关系和寻找上级党线索提供了条件。我仍用朱阿祥名字（当时形势已缓和，而且权麻皮已调走），和山北保持经常联系，隐蔽在山北的胡玉麟、施阿林等同志和我父亲都曾来过，也正是有了这第三个隐蔽点，才使上级党找到了我，并成为联络的地点之一，一直使用到 1947年1月。
（二）逐步接上地方党员关系
1945年9月我在翁善根家落脚后，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只是日出而作，在田畈上劳动，日落而息，吃了晚饭就休息。我当时主要任务是站住脚跟，随时等待上级来联络接关系，因此不能离开。再说当时白色恐怖严重，邱友三杀了赵玉清、王善令两同志后，又在庄市、贵驷抓了两个民兵，一个被杀了，一个被关在庄市叶家，当晚他挖墙洞想越狱，被敌人发现也杀了。当时绝大多数农村党员为了免遭捕杀纷纷外逃上海、宁波，其中有30到40人跟着主力北撤了；也有些曾被抓起来过，而有些没有离开的党员，思想上也很害怕，我曾经几次去试接几个地方党员关系，但是找不到人。从翁善根家转移到田舍陈陈坤江家，当时敌人的“清乡”风头暂时过去，我就又准备把庄市区的地方党员关系逐步接起来。但是我和他们都没有见过面，现在的政治态度也不了解，地形、人头都不熟，怎么办？想来想去，不管怎样，先选择几个试着开始。1946年3月，我先找庄市叫陈昌年的党员，原只知道他住在庄市镇附近，经打听是住在蛟河陈。走到那里，我问路人陈家在哪里？正好有个20几岁农民模样的人走来，旁边有人说，他就是陈昌年。我走上去问：“你是不是陈昌年？”他打量我一会，回答：“我就是。”当时别人并不在意走开了，我就直截了当地自我介绍：“我是党的负责人，叫朱阿祥，包雪浪介绍来你这里，和你接关系。”他一听包雪浪的名字，就面露亲切和热情之色。我说：“部队北撤了，党是不会撤走的，我和你接上关系后，你就直接由我领导了。”他很高兴。我又叫他谈谈部队北撤前后的情况。他说他在邱友三进庄市时即撤到了龙山，在虞洽卿的大房子内，由戚县长布置他回来，并说有人会来接关系的。在邱友三狂捕滥杀时，他先回小港蚶岙庙做小工，后又去上海躲避，在一个工厂做工。因领导工人罢工，被开除回来，没有被捕过，现在这里情况比较缓和一点了。我又问了他支部里林意国和王小毛两个党员的情况，并叫他秘密告诉他们，我要一个个找他们谈话。谁知我第二次去陈昌年家里，他告诉我，林、王两人一听说党的负责人要找他们，就害怕了，竟不承认自己是党员，而且连夜逃到上海去了。我想：这样也好，革命如大浪淘沙，不坚定的让他走开，留下坚定的更显得有力量。
接上了一个党员的关系，我就以此为起点，了解附近几个党员的情况。党员朱岳林虽然被捕过，但未暴露党员身份，在本村的朱家岸开小店，我就去找他。我装作买东西，走进朱岳林的小店，看四周无人，就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不是朱岳林？”他回答是的。我就直说：“你是共产党员，我是党的负责人，今天与你接上关系，今后你就由我领导。”我们隔着柜台一问一答，他态度不冷不热，也不叫我进去坐。我想：由于环境恶劣，他被捕过，有点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政治上不动摇，还愿意跟党走，我就与他接上关系。我第二次去找他也是这样态度，他讲到自己被抓去过，因为敌人不知道他是党员，他在抗日民主乡公所里当过一般助理员，也没有其他口供，后来就放回了。接上了朱岳林关系后，又接上了朱明耀的关系，他也被捕过，没有承认党员身份。我又向他了解两个比较特殊身份人物，即万嘉乡王大路史致浩和团桥乡秦胡秦云岳的情况，我想先弄清这两个党员情况，然后去接关系。朱明耀说：“阿浩和阿岳都是县农会理事、乡农会理事长，阿浩和县农会理事长顾荆庸熟悉，顾来乡开会，阿浩还主持会议呢！阿岳有一个堂姐夫陈子英是当地有名士绅，与乡队副较熟。他们两人人很好，人缘好，没有被抓去过。”我想，这两个党员有这些复杂的关系，有必要再考察一下，待过一段时间再说。
我在翁善根家做雇工到了旧历年底，我想利用群众春节习俗，以走亲眷的名义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去访问熟悉的同志，寻找上级党的线索。我经沿山区向龙头场、海地舍、小施山等一路走去，打算在年三十夜到达太平闸老家。到了龙山乡海地舍找到岑德林和方忠文，他们告诉我龙山区特派员林之山因病重和不安全不能坚持下去已离开龙山区了。我想龙山区没有党的领导不行，虽然上级布置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但是情况特殊，我有责任把失去领导的党员联系起来。这是党的利益和今后斗争需要。这样既可掌握更多情况，又可开辟更多落脚点。当我到小施山时，找到北撤时因负伤留下的党员王阿能，就告诉他今后与我保持联系。后来又碰到范市杨家杨汉耕，他说：“上级一直没有找过我。”我知道他是党员，也主动与他接上了关系，并且布置他继续在镇海县农会工作以作掩护。在大年三十的下半夜，我摸黑悄悄进了自己老家的门。父母见到我回家过年真是又惊又喜。我告诉老爹，悄悄通知冯德传、岑水荣、余柏静（女）等同志，叫他们一个一个分别来，我有事要找他们商量。这些党员都分别摸黑到了我家，他们都是我发展的党员。他们讲：部队北撤后，林之山同志来过一次，说今后党支部不能公开活动了，转入地下，今后党员归他领导了，去后一直未来。部队一北撤，太平闸党支部用结拜兄弟形式拧成一股绳。国民党要民兵登记，太平闸村党员商议后说：民兵没有，民夫是有的。太平闸党的红旗依然树着，虽然形式上看不到，但是党员思想上、感情上仍凝成一团。我听了心里很高兴。冯德传在部队北撤后曾经被抓去过，但没有暴露身份，最后全村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拿出5斤、10斤花皮凑齐一笔款子，把他保释出来。我听了心里也很振奋。这就是铜墙铁壁，这就是党的红旗永不倒的原因。就这样，我把太平闸的党员关系全接上了。他们还告诉我许梅生、施阿林、胡玉麟3同志在掌起桥陈家阿谦嫂家里做雇工，提供我找寻上级党的一个重要线索。
我在陈坤江家趁劳动间隙时间，又去沿山区十字路村找顾信祥，目的是向他打听上级党的情况。不料到了村里，支部书记龙海告诉我，老顾过年回去后，一直没有来过，听说到上海做生意去了。我想沿山区的党员不能失去领导，我曾在沿山区委担任过组织委员，这个区的觉员情况我了如指掌，一定要负责一个个联系上，使他们不致失去联系而模糊政治方向，这也是我应尽职责。同时也可以使我有机会了解和掌握敌情。以后的实践证明，1947年恢复和发展武装活动，首先是沿山区的党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庄市区的地方党员经过半年多的一个个排队和观察了解，我决定再接上万嘉桥王大路史致浩的关系。
史致浩是乡农会理事长，活动能力较强，在地方上也有影响，经了解他的表现不错，打消了我原来的顾虑。1946年5月我去时，他正在锄草烧焦泥灰，我帮他一起干活，他大大咧咧的，样子很直爽。他问我：“哪里来？叫什么？”我说：“我叫朱阿祥，三北人。”他看了看我。我又说：“包雪浪同志要我来接你党员关系的。部队北撤了，党是不会撤的，要把党的旗帜高举下去。”他感动地说：“好、好，党还没有忘记我，还记得我，我想党呵，但是找不到你们。”
他向我汇报了一些党员情况：“胡安生表现是好的，他面目不红没有走过；袁鸿岳有社会关系掩护没有走过；何永耀因面目较红避走过……周围情况没有问题，你放心。”接着他热情地留我吃饭，他家里人口多，老老小小一大桌；当我自家人一样。因团桥秦胡村秦云岳也以农会为掩护，于是我趁机问秦的情况。我说：“听说秦云岳与乡队副关系蛮好，是吗？”史致浩说：“阿岳人糊也是为了拉关系，在政治上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告别时，他又诚挚地说：“你有什么困难，随时来好了。”
过了10多天我又去史家，史致浩告诉我：“你上次来后，我告诉了胡安生，安生说又没有介绍信，会不会是特务？我说派派不会的，人很忠厚，如特务一看就看得出来，流里流气。安生说，要提高警惕。我们商定避开一个礼拜，大家睡在别的地方。又去顾信祥家的村里打听，顾家里人说是不会错的。”
我对秦云岳心中有了底，就到秦胡去接他的关系。一见面我也单刀直入：“你是包雪浪、伍一领导的吗？”他开始有点吃惊，我笑笑说：“我叫朱阿祥，代表党来同你接关系”。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找到了就好啦，阿拉到处找你们找不到啊！”
就这样，我从 1945年9月21日第一个接上翁善根，1946年3月第二个接上陈昌年关系起，逐步接上了庄市区的15个地方党员关系，此外，还接上失去领导的沿山区8个党员，龙山区22个党员关系。至此，庄市、沿山、龙山这3个区该接的45个地方党员关系都接上了。
（三）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
从 1945年10月上旬接受任务起，我在翁善根家里，天天等待上级会来与我联系，可是120多天过去了，没有上级党的消息；心里不免作了各种猜测：我的联络点或我的化名被忘记了吗？不会是上级党组织遭到破坏了？不得而知，我也不敢想，内心十分焦急。一个共产党员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像黑夜里失去了指路灯，也像吃奶的孩子失去亲娘，孤单、痛苦，无头无绪。我一定要设法探听失联上级党的消息，主动去找关系，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抉择。
在1945年年底，我先到沿山区十字路找顾信祥，当时顾信祥还在。我问老顾：“你处上级党有否来过？”他说：“一直没有来过。”我那里也没有来过，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和老顾议论再三，也得不出结论。冬闲期间，我曾跟翁善根家老雇工到二六市、三七市、慈溪一带去打听消息，也没有找到上级党的任何线索，只了解到前一时期白色恐怖十分险恶，而现在高峰已经过去了。我决定利用过年机会，以走亲访友为名，与熟悉的同志联系，找寻上级党的线索。在龙山海地舍找到党员岑德林和方忠文两人，他俩告诉我：阿根（林之山化名）病重，到上海治病去了。
最后在接上太平闸支部的一批党员关系后，他们告诉我，许梅生、施阿林、胡玉麟在掌起桥陈家阿谦嫂家里做雇工，我于是又装作走亲访友的样子，到掌起桥阿谦嫂家里去。当时我并不熟悉阿谦嫂，打听到她家地址就在街旁边，我不敢进去，只在街上来回转。快近中午时分，许梅生、施阿林、胡玉麟3人背着锄头回来了。他们已看到我，我望着他们3人，真是十分兴奋。他们叫我进阿谦嫂家，阿谦嫂也很热情，叫我吃中饭。吃了饭，我们4人在一间小房间里就扯起来。我问许梅生：“上级党有没有来找过你？”他回答：“没有来过。”也谈了自己奉命在观城区坚持的经过，说：“我留下坚持是蒋子瑛同志找我谈话的，陈孟庸同志陪我到洋山殿地下党员黄金芳同志家里，也是以当雇工名义隐蔽，但是年前黄金芳同志被捕解去观海卫，我觉得不安全，就转移到这里，报上了户口，领到了身份证。”我说：“快半年了上级一直没有派人来联系，我正在到处找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呢。”许梅生说：“我看到《慈溪简报》上登着消息，这是去年10月，蒋子瑛在洋墅被敌人烧死了，我估计蒋子瑛同志可能是我们的上级。”
经一番议论，大家认为上级领导人已牺牲了这个可能性很大。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坚持到底决不半途而废。”大家也表示要坚持着，组织上总会派人来找我们的。我们相互告知了联络地址，谁得到消息，就互相通报，一定要找到上级党。
这就是我在镇北平原隐蔽坚持一年间的情况，一直到与上级党接上了关系。
（选自《解放战争时期宁波地
区革命史料》第一卷）
难忘的三天
——接应浦东张凡部队纪实
沈宏康
1947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奉上海局派驻浙东的代表顾德欢交给的一项特殊任务：接应淞沪工委书记张凡带领40余人游击武装来四明山。数十年过去，那艰难险阻的三天往事，仍历历在目……
受领特殊任务
1947年5月下旬，顾德欢和中共四明工委副书记陈布衣率领四明山刚刚建立的三支队二大队第四中队渡过姚江，与慈镇地区以赵士炘为首的县武工队会合，在慈北洪魏史祥寺与敌激战后，又在镇海庄市彭王庙和警察所缴了枪械。消息传开，镇北、慈北广大群众都说“三五支队又回来了”，情绪十分振奋。另一方面，也震动了敌人。他们以三区专员郑小隐为首，调集“浙保”和保警中队分头寻找我们部队。我们部队就在镇北、慈东平原和山区一带高度流动，昼伏夜出。敌人围剿扑空，惶惶不安。这期间顾德欢曾几次派人去太平闸、古窑浦、五洞闸等海边了解情况，打听浦东部队方面的消息。
6月19日凌晨，我们和四明主力部队在镇海中官路宿营，大约8时许，敌人突然包围上来。部队接战后突围出来。傍晚，急行军到达庄市附近，顾德欢找赵士炘和我两人谈话。当时赵是中共慈镇工委书记，我是县工委委员、县武工队长。他说：“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浙东游击根据地，开创武装斗争新局面，上海党决定由中共淞沪工委书记张凡同志带领部队到浙东，以加强四明山武装力量。浦东部队要来，在史祥寺战斗前已听上海党代表林枫传达过。但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几次派兵到沿海去都未接应上。另外，我们在慈镇地区已活动了20多天，敌人已经调集大量人力到处寻觅，企图消灭我们。形势十分严重，我们不能久等了，要回到四明山去，因此把接应浦东部队这一任务交给你们，具体由沈宏康同志负责。在这一段时间，宏康同志其他事情不要管了，集中精力专管接应工作，在太平闸海边隐蔽起来，掌握敌情，随时准备隐蔽地接部队登陆、休整和必要的物资补充。还要派人侦察姚江渡口敌情，准备好船只，护送浦东部队安全到达四明山。浦东也会派人，选择熟悉沿海地形、有海上战斗经验、真实可靠的同志去联系。”于是我们选派了县武工队沈长文，因为他是观城东山乡人，抗日战争时期是海防大队中的事务长，共产党员，有战斗经验，是血战大鱼山岛，突围出来的同志之一。
顾德欢与我们一起商定：浦东部队乘的船先泊在海中，不要靠岸，由沈长文同志先泅渡上岸报告，由我根据情况，确定什么地方上岸，什么时间上岸，隐蔽在何地，然后设法护送部队过江上四明山。
顾德欢又向沈长文作了具体交代并带上给张凡的信件，立即出发到上海浦东去了。
我接受了任务后心中又兴奋又担心，因为我知道这一任务原是顾德欢亲自抓的，现在叫我一个人去完成，敌情紧张，责任重大。我又想到，抗日时期也是浦东过来部队，使浙东打开了局面。这次四明山重新建军，武器简陋，仅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几十支旧步枪，弹药也不足，如果浦东部队过来，会大大增强四明山的武装力量，浙东局面又将重新打开，所以又感到十分兴奋。
晚上，我们经过镇骆公路，来到了长石乡杜郭村宿营。第二天即20日早晨，发现敌人岗哨就在小清水湖万寿庵，不到一里路。同时，根据侦察员的侦察以及长石乡下河吴家村保长吴茂章（倾向我们的）来我驻地报告：在河头、西经堂有大批“浙保”。敌人决定配合慈溪、镇海保警队四面包围，在晚上进攻，企图消灭你们。顾德欢和陈布衣决定提早烧中饭，率部队冲出敌人包围圈，向洪塘留车桥大山靠近。后因情况紧张，来不及吃饭，就迅速撤出。上午11时左右，敌人追了上来，部队边走边还击，与敌人抢占山头，战斗激烈。晚上渡过姚江，到了鄞西山区潘岙村。我负有接应浦东部队任务就先返回慈镇地区，临行前，顾德欢又把这一任务的重点向我重述了一遍。我随即直奔太平闸这个红色堡垒村。
浦东部队遇险
太平闸是我老家。这个村子在我党的领导下，1941年组织了抗日弟兄会、妇女会、自卫队，发动群众进行二五减租斗争，1943年春建立党支部，一直是抗日武装三五支队的后方基地，红色堡垒村之一。我军北撤后，党支部继续坚持斗争。1947年3月，我们在三北打响武装斗争第一枪，就是在太平闸筹措活动资金的。太平闸村有一个地下联络站，以姚春堂为负责人。我到了老家，就找联络站同志和党员冯德传、岑水荣等商议，做了各种准备工作。
6月30日一早，沈长文来了，一见面就说：“浦东部队已经登陆了”。
这个违反事先约定的情况使我吃了一惊，忙说：“不是说好登陆地点和时间，要根据敌情由我来定的吗？现在部队在什么地方？”
沈长文说：“住在陈家路下。”
我一听，糟了，陈家路村子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离太平闸一里路，离古窑浦也是一里左右，隔着一条河叫淞浦，河上没有桥，只有一条极为简陋、不能过人的独木挨桥。当帆船过来时，把这挨桥推开，帆船过后，这挨桥又自动复回原处，根本过不了部队，而且到挨桥地方，需要绕一个大圈子，一旦遭敌人包围，出路都没有。我考虑片刻，立即叫几位党员弄来四条小船在淞浦搭成浮桥做好准备，同时写了条子要联络站迅速派人送给赵士炘，告诉他浦东部队已经登陆的情况。我自己当即由沈长文陪同到陈家路下见张凡。只见许多战士在河边洗衣服，有的赤着胳膊在洗澡，据说船在海中漂了六七天，战士们又脏又热。我还看到哨兵拿着卡宾枪在大路旁站着岗。周围群众兴奋地议论：“三五支队又来了。这次是从上海来的，武器多好呀！”我又高兴又暗暗叫苦，这样暴露目标会带来很大危险。
随着浦东部队过来的还有几位隐蔽在上海的原浙东农村地方干部李贵浩、方达、王祖根等人。据他们和沈长文说，他们一星期前由浦东小洼港上船出发，遇到顶头风，航行了几天，好不容易到了庵东海上，遇上一条庵东盐船，把它夺了过来，盐警企图反抗都被打死了。在海上漂了几天，战士们又渴又热又脏，十分疲劳。29日夜到慈北海岸边，分不清岸上是慈北何处，但因已把盐船放回，在海上已经暴露，再不能在海上久待，也不允许沈长文先泅渡上岸报告了。因此只好在滩涂里跋涉了一里多路登陆，才知道是古窑浦附近。
经沈长文介绍，我向张凡说明顾德欢交给我的任务，同时向他汇报了近来慈镇地区的敌情。我说：3月份我们在龙山区窖湖乡缴过枪，5月份四明山部队渡姚江到三北，经过史祥寺、庄市彭王庙缴枪和中官路、留车桥战斗，遭到打击的敌人，正在调集“浙保”和慈溪、镇海保警队四处寻找机会，企图消灭我们。四明山主力不能久待，已于日前返回，而慈镇武装活动时间短、力量弱，一旦被敌人发现，他们可以迅速集中力量，我们就会陷于被包围的境地。因此我向张凡建议：集合部队，迅即烧饭，饭后拉出村庄，到野外隐蔽，避免挨打。张凡同意我的意见，立刻命令部队集中烧饭做菜。谁知饭还未熟，就乒乒乓乓打了起来。后来才清楚，浦东部队在海上夺了庵东缉私营盐船时已经暴露，敌人调集部队，封锁了姚江，意欲把登陆部队堵截在海边消灭。敌人侦知我军行动后，一路从观城出发，一路从范市出发，一路从龙山出发，发动了突然袭击。由于浦东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强，加上武器精良，已有准备，一发现敌人进攻，机枪、卡宾枪就一阵猛射，然后边打边撤。敌人一听这种阵势，知道不好对付，不敢追赶。
我领着浦东部队先向南撤，从陈家路下过了事先叫人搭好的淞浦浮桥，到了太平闸，再到王家路下。当时我考虑到部队在海边众寡悬殊，只有向西边大山靠近，周旋余地就大。然而，撤到大山去，一要穿越二三十里广阔平原，二要穿过公路和范市、庄黄敌人的据点，途中有艰险；但不这样做，就摆脱不了敌人的包围，必须从危险中冲出一条生路。我把这意思向张凡说了。他表示同意。于是带着部队刺刀出鞘，子弹上膛，白天强行军穿过敌人碉堡群，躲在碉堡里的敌人虽然看到我们的队伍却不敢放一枪，我们一口气急行30多里，到达龙山区沿山黄泥岙村，已是下午3时许。部队很疲劳，天气又热，没吃中饭，真是又饥又渴，只得放出警戒暂时休息一下。战士们靠在杨梅树下，热情的老百姓送来杨梅暂解饥渴。傍晚，赵士炘带着部分武工队员赶来接应。
侦察员报告说：驻扎在庄黄四维堂的敌人向黄杨岙方向运动，但慑于我军威力，中途停下，不敢前进。
部队、个人先后突围
6月30日傍晚，我们和张凡商议后，一致认为当晚是过不了姚江的，因为一方面姚江各渡口已被封锁，另一方面部队在海上劳顿了一个星期，已疲劳不堪，需要时间休整，但是必须转移宿营地。当晚部队从山北翻山转移到山南汶溪乡秦夹岙村山上的石柱寺。
石柱寺是一个孤寺，远隔村落，寺内只有一个和尚和一个护法婆及一个雇工。我们打算休整两天，等准备工作和联系问题解决好后渡姚江去四明地区。浦东部队40余人，有机枪一挺，其余是矮中正枪和卡宾枪、汤姆枪，原属淞沪工委领导。她是在1946年下半年建立第一个武装小组后，经过一年左右时间艰苦奋斗，从敌人手中缴来武器，武装自己，逐步壮大起来。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决定，留下杜林等人和一部分武装，继续坚持在浦东地区，其余同志分赴浙东和浦西，配合坚持在当地工作的同志，开创武装斗争新地区、新局面。
这次来四明山的浦东部队除带队的中共淞沪工委书记张凡外，由方大刚任排长，邢天祥为副排长。
7月1日上午，张凡召开了一次部队党员会议，选举胡勇明为党支部书记，布置了下一步准备渡过姚江、进入四明山的计划。下午，赵士炘和我一起商量后，向张凡建议：必须再转移一个宿营地，力争隐蔽几天渡江。
晚上开始行军，翻山越岭，到了云湖乡的云岫寺，但多次敲门不开，同志们翻墙进去，即发现寺内墙脚下有一只鞋，同时在一间房子内发现有子弹壳等，知道和尚翻墙逃走了。大家认为这地方很不安全，尽管已是深夜，部队也十分疲劳，但为了安全，不得不再转移。当时，天空一片漆黑，又起大雾，伸手不见五指，加上羊肠小道，一时搞不清方向，就连向导王祖根也迷了路。正在踌躇中，忽然听到前面有锯树的声音，上去一看，是一个农民在锯树，就叫他做向导。转了半夜，走了几十里山路，绕来绕去，来到了一所寺院，大家一看，不由自主地说：“糟了！这不是昨天住宿过的石柱寺吗？”这时已是2日凌晨，如再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时间已不允许，而且部队疲劳不堪，确实也走不动了。因此只能就地宿营，但部队决不能住到石柱寺内去，因为昨天已经住了一夜，万一敌人来包围，就会十分被动。我与赵士炘向张凡建议：部队只能在寺外山林中隐蔽露宿，但需要到寺内迅速烧好饭，保证在天亮之前让战士们吃饱，发生敌情才能行军作战。于是我带着向导敲开石柱寺门，做和尚思想工作，向他们买米，请他们帮着做饭烧菜。我帮着烧火，到第一锅饭快熟时，我汗流浃背，叫农民替换烧火。我脱掉衬衫，正在揩身，突然听到寺外面有狗狂吠声。我想不是自己部队派人来挑饭，就是敌人来了。我当即把衬衫向左肩一披，一手拿着木壳枪，直奔边门去探看（寺里大门关着）。此时天蒙蒙亮，在朦胧中看到有几十个黄衣裳（国民党部队穿黄衣服）在寺前山坡上慢慢地过来。我发现敌人已经包围我们了，担心部队还未发觉，就朝敌人打了一枪。我甩掉衬衫，打第二枪时子弹卡了膛。这时敌人哗的一声退了几步随即卧倒，机枪，步枪集中朝石柱寺射击。与此同时别的地方也响起枪声。显然前门已冲不出去，即转向寺内跑。敌人已发现了我。后门有门没有路，只有峭壁和用石块砌起来的一道一丈多高的石磡。最后我选择爬石磡，这是唯一出路。敌人怕寺内有伏击，不敢立即冲进来。我抓紧时间第一次爬了一半，手抓不牢石块掉了下来。在这紧急情况下，我想决不能被敌人活捉，下决心再爬一次，但刚爬上石磡，不小心木壳枪掉落在地。这时我听到敌人已冲进厨房，用刺刀戳那个代我烧火的农民，只听他高声叫喊：“喔唷阿姆哎！喔唷阿姆哎！”（阿姆，三北土语，意即“妈”）我已不可能再下去拾枪，只好赤着膊翻过了石磡。这时敌人也追到石磡下面大喊：“不要逃，不要逃，再逃就要开枪啦！”因为敌人不敢翻石磡，只好从寺内再跑到寺外，绕行兜围，这就给了我时间。我又爬过一条荆棘篱笆，虽被刺戳进皮肉，身上流血，但不觉得痛，只是一心向部队露宿的山林跑去。当我跑到昨晚宿营地时，部队已经转移了。前面有子弹不断朝我飞来，后面追上来的敌人也朝我射击，我只好在附近山腰的刺柴篷里隐蔽起来。只听到敌人不断地在喊：“快出来！快出来！不出来，打枪啦！”后来山上山下都是敌人在对射。下面敌人高喊：“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上面敌人回答：“不要误会，我们是丈亭警察局的。”过了几分钟，枪声稀疏了，听到下面石柱寺里敌人在砸东西、打和尚的声音：“你们为啥不来报告？”“我们没有办法报告。”“他们有多少人？”“我们弄勿清楚。”后来听到下面吹号声，不少杂乱的脚步声，在我隐蔽处附近擦边而过到寺里集合去了。这时天色大亮，天上响起了闷雷，不一会下起了一阵雷雨。我在雨中仍隐蔽不动。到中午光景，敌人吹号集合，离开了石柱寺。
我听听没有声音了，为了防止敌人耍滑头，我在原处又隐蔽了两个钟头，然后从刺柴篷中出来，回到寺里去。我想和尚受苦了，应该去慰问他们一下，同时再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一到寺门口，和尚见了我跪到就拜，请求我不要再来了。我见和尚被打得很厉害，对我的态度仍很友好，就安慰他们说：“敌人这样行为是垂死挣扎，将来我们不会忘记你。”和尚告诉我：敌人有到方家河头去的，也有朝金夹岙方向去的。我赤着膊，想借件衣服。和尚说：“我们都是和尚衣，没有衣服可借给你，只有一件蓑衣。”我说：“蓑衣也可以。”我就赤膊穿了蓑衣，本想去方家河头了解情况，但又一想，估计下面有敌人，大白天穿了蓑衣也不方便，加上一夜未睡，人也疲乏不堪，一时找不到部队，就在山旁树丛中休息了几个钟头，晚上回到太平闸。后来才知道敌人冲进石柱寺后，把那个临时向导误认为我军战士，刺了几刀，后被抬走了。
浦东部队原来在半山上面一片松林里休息，派出炊事员到石柱寺来挑饭，刚走了一半路，就听见一声枪声，部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接着对面山上的一伙敌人以密集火力开火，浦东部队迅速上山抢占制高点予以还击。敌人居高临下，占了地形优势。后又发现背后一个山上也有一批敌人，我军腹背受敌，形势紧急。部队一面组织抵抗，一面派人抢占侧翼一个山头，既分散了目标，又相互掩护，逐步向侧面转移，冲出敌人火力范围，摆脱了被敌人前后夹击的局面。不幸的是班长朱亚良负了伤，同志们轮流背着他，撤出战斗地区。他因伤势较重，无法随队行动，只好安置在金夹岙旁边一户老百姓家里。后被敌人发现，光荣牺牲。
浦东部队摆脱敌人尾追暂回浦东
我回到太平闸后，通过了联络站找到了赵士炘和张凡，才知道那天我的一枪是起了报警和吸引敌人的作用，使部队有了准备；同时决定不在寺内宿营，也是正确的，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战斗打响以后，赵士炘和张凡带领部队突围，途中分成为两路，一路由排长方大刚带领，他们因第一次在山区作战，草木丛生，地形复杂，道路不熟，辗转来到海边，找到一条船，时遇落潮搁浅，隐蔽在船上一天。第二天潮涨起锚，在近海又漂了一天，陆上情况不明，又无法与张凡联系，船上又缺粮缺水，于是方排长决定暂回浦东。张凡和赵士炘带领的一路撤到灵湖乡徐白庵，从慈北武工队那里补充了跑鞋，决定化整为零，分成几个小组，一个骨干带几个人，各自到了太平闸。由于姚江封锁严密，一时无法渡江，山区敌人搜索很紧，平原又不能存身，经研究后，张凡同意让部队返回浦东，他自己则上四明山。
这一次战斗实践，为组织领导上提供了经验教训，也为1948年浦东部队在储贵彬率领下再次南下，做了更加充分的准备。浦东部队返回浦东，留下了一部分武器，有轻机枪一挺，还有一批卡宾枪等，我与太平闸党支部党员一起，把机枪、步枪放在空棺材中，抬到棉花地用稻草扎起来，插上纸幡。浦东部队还有一批子弹掉在淞浦河中，冯德传、岑水荣等10余个党员跳到河里把子弹全数摸上，放在棉花地里晾干藏好，后连同武器全部安全送上四明山。
张凡一个人留下来，要上四明山，他说：“我们总不能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总得把这次来浙东的经过向浙东党组织作个汇报。”我也要向顾德欢汇报这次接应浦东部队经过，于是和赵士炘商量后，我就陪张凡上四明山。
（选自《解放战争时期宁波地区革命史料》第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