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作为在“思想与感情之后，立着的一个强大的主宰”。上述诸多理论开启了从身体层面思考中国女性生存的先河，身体在文学的缝隙处生长起来，成为女性自我拯救的诺亚方舟。
在中国女性身体写作的艰难探索过程中，以林白、陈染、徐晓斌为代表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作家从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自觉地返还“女性之躯”，在女性身体经验的叙述中，重构身体空间的合法地位，改写了“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的边缘化地位。
然而，身体空间在文学中合法地位的重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80年代末期，王安忆和铁凝自觉地抛却了以男性之眼反射女性身体的文化传统，在以身体为契机重构以女性自我为主体的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开启了文学正视女性身体的历史之门。其中，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等文本，勇敢正视女性的性别、直面女性的身体，从肉身欲望的层面还原了身体对于女性的价值。身体欲望在女作家的笔下超越了精神之爱的圣洁模式，抵抗了现实生活的卑俗、龌龊，回复了人的生命空间的本体状态，由此实现了男女两性灵肉和谐的极致境地。与王安忆对身体欲望的大胆肯定张扬不同，铁凝的《棉花垛》从相反的路径入手，还原女性身体，无奈又悲凉地展示了只有身体才是女性最终的归宿，才是生存空间、生命空间的原点。《棉花垛》中，农家少女小臭子的身体被革命者所征用去勾引敌人、刺探情报，但当其反过来对革命造成威胁时，女性的身体立刻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在革命者的眼中蜕变为一具“烂货”，于是，革命者“国”乘逮捕、提审小臭子之机，强行占有并消灭了它。作者尽管没有张扬女性的身体欲望，但其正视到身体既是男权统治的工具，也是女性最后唯一可能拥有的领地，正是在这种悖论式的追问中，深化了对女性身体命运的思考。然而，身体在文学中苏醒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女性身体欲望的表达多被置于“荒山”、“野岭”、“小镇”、“乡村”等边缘化的社会生活场域，隐约地传达出作家对女性经验现实世界的畏惧和逃避。
与王安忆、铁凝相比，其后的林白、陈染、徐坤则更为勇敢，她们毫无顾忌地以新奇的目光发现并鉴赏女性的身体，以大胆的口吻袒露女性私密的体验、经历，以沉迷的语言颠覆了束缚男女两性的伦理等级及清规戒律，形成一种偏执的女性反抗姿态，以此改变女性被书写、被观看、被欣赏的命运，重构了女性以身体为原点的生存空间的合法性。观看作为一种权力，也是男性借助社会权力，通过观看而扭曲改变女性身体的自由状态，进而改造、侵犯、颠覆女性生存空间的一种政治策略。林白、陈染等通过反抗女性的被观看、被欣赏，而重构了一个属于女性自我的身体空间，实现了对传统空间规训的反抗。在《同心爱者不能分手》、《日午》、《致命的飞翔》、《回廊之椅》、《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等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林白是何等迷恋女性的身体，她不厌其烦地借助镜子痴迷地凝视女性自己的身体，以至于其笔下的女性都美轮美奂、缥缈超凡得不食人间烟火。对此，林白解释道，“我内心总是潜伏着一股谈论女人的欲望”。其后，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长恨歌》、徐晓斌的《羽蛇》等文本无不是以女性的视角审视女性的身体，还原了女性清醒与迷茫、背负与绝望、逃脱与落网的身体历史。
祛除了身体压抑，摆脱了历史文化束缚的女性写作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富于变化和韵律的。正如西苏所说：“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某种内驱力的奇遇，关于旅行、跨越、跋涉，关于突然的和逐渐的觉醒，关于对一个曾经是畏怯的既而将是率直坦白的领域的发现。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
在新生代女作家对身体的自我展演式炫耀过程中，以女性为主体而建构的女性空间在都市消费主义的控制下，再次被颠覆、被解构，呈现出欲望中心化、消费至上化和景观展演化的特点。她们抖动着欲望的翅膀，发出蝴蝶般的尖叫，在无畏、自恋、厚颜的狂欢盛宴中，忘却了女性身体写作探求多重可能性的初衷，成为消费都市的畸形儿。都市既为女性提供了欲望的宣泄渠道，也导致欲望的极端物质化。卫慧在《上海宝贝》中试图以物品堆积出荒诞的欲望场景，让CK内裤匆忙地闪现在倪可与马克的洗手间做爱中。此外，《蝴蝶的尖叫》、《糖》、《美丽的羔羊》、《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文本，不但无一例外地袒露出对Chanel香水、CD唇膏以及名牌时装强烈而执著的拜物情怀，而且其中的女性更是流连于酒吧这个消费的公共空间。卫慧在《纸戒指》中就这样写道：“圣诞前夜，恰好是我的生日。于是这一夜理所当然地成了纵情狂欢夜。上好鲜艳欲滴的彩妆，我找出了一只夸张的黑松石耳饰，那耳饰的穗带上嵌了小粒的水钻，摇曳至肩。单耳悬佩的戏剧感，就是属于拒绝平淡的节日的。对于一些过着凡庸生活却憎恶凡庸的人们，狂欢的节日就如同仅作一日游的诺亚方舟，载着他们淹入快乐的海洋。嗅着昂贵的Estée Lauder所散发出的性感而神秘的芬芳，我虚荣而满足地单身上路了。……迪厅里声色狂乱。年轻的肢体上下左右飞舞，构筑成欲望的迷宫，四周充满了滑腻而粘稠的某种体液的味道。……我笑得止不住，身体内有岩浆呼啸滚动，这是放纵的感觉。我跳上音箱，大幅度地摇摆着，一个高个男孩贴过来，我们相缠相绕，技艺不凡。这是当众亲热的方式之一，具有某种因假想而衍生的诱惑。”在酒吧这个由绝望、破碎、虚无所构筑的另类异托邦（heterotopia）空间中，所有的阳光、信念、理想变得不堪一击，身体寻找着宣泄的出口，女性更是试图以叛逆游戏的姿态在沉沦中获得拯救，在绝望中获得希望，在黑暗里获得光明的。但是，黑暗中的沉沦，真的能够让女性进入澄明无蔽的生命世界吗？
身体作为空间政治学的原点，在被遗忘、被奴役千百年后，依然具有颠覆既成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力量。鲍德里亚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说：“既然女性和身体在奴役中曾连接在一起，那么女性的解放和身体的解放的联系也是合乎逻辑且合乎历史的。”。女作家通过身体布展建构自我主体意识，寻求女性解放的尝试被消费主义文化逻辑所解构，当她们与男性一同赞叹着“女性的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时，便永远放逐了女性的灵魂，由一种奴役状态转为另一种奴役状态。女性的身体写作，一方面的确强化了女性空间中身体的原点性、原初性，具有革命的颠覆性意义；另一方面，又将女性的身体再次置于被男性凝视观看的境地。因此，女性身体写作最终背离了女性空间革命的初衷，女性的身体空间再次为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所改造、同化。说到底，这是被置于男性空间视阈下的女性空间。改造生活，必须从改造空间开始。身体作为空间的原点，既是改造的出发点，也是改造的最终目的地。因此，反对专制的压迫，必须从反对身体专制开始。只有这样才能颠覆现有社会的身体压迫规训机制，真正建构出适于人生存的差异化空间，恢复人的自由本真特性。这也是列斐伏尔、福柯等思想家对空间予以批判性研究的最终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