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赵魏三家分晋，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此后，进入了七雄并立的战国时代。战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生在列国的变法运动，在这场变法运动中，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首先是从魏国开始的。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魏文侯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在他即位以后，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国，任用吴起为西河守，西门豹为邺令，同时，也礼敬士人，尊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子夏为师，孔子的再传弟子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也在魏国受到了礼遇。由于魏文侯礼贤下士，魏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在魏文侯任用的三个相国中，魏成子、翟璜的事迹已经不可考，只有李悝和西门豹的政绩流传下来。
当时，西门豹为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令，邺县一带的土地贫瘠，于是，西门豹动员邺县的民众开凿了十二条水渠，引漳河水灌溉邺的土地，使盐碱成分过多的“恶田”变成了良田。如果说西门豹的影响仅仅局限在邺县的范围内的话，李悝则使魏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李悝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始祖，据记载，李悝曾著有《李子》三十二篇，但已经散失。
李悝在魏国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尽地力之教。尽地力之教的主导思想是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他认为，当时在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可以有九万顷土地，山林川泽以及人们居住的城邑要占去大约三分之一，此外，可以有土地六百万亩，如果农民勤于耕作，每亩可以增产三斗，但是如果农民不是精耕细作，每亩也将减产三斗，这样，六百亩土地的增减总数将达到180万石。因此，李悝做出了三项规定，第一，农民耕种的土地，必须同时播种稷、黍、麦、菽、麻五种作物，以防因为某种作物发生病害而影响收成。第二，要促使农民努力耕作，抓住农时，特别是在秋季庄稼成熟的时候，要像防备强盗一样防备风雨等自然灾害。第三，要让农民在住宅周围栽树种桑，菜园里要多种蔬菜，垄亩之间的疆界上也要种植瓜果，也就是说，要充分地利用每寸土地。
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标志着农业生产正在从春秋时期相对粗放的农业生产向比较精细的农业转变，同时，也标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使人们充分地利用土地的程度，总之，尽地力之教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另一方面，尽地力之教也表明，当时的魏国已经没有多少剩余的荒地可供开垦了，所以，充分地利用土地，成为魏国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措施。
李悝变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行平籴法。李悝认为，如果谷物太贵就会伤害城里的居民，而谷物的价格过低又将伤害农民，城里的居民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就会离散，到别的国家去定居，而农民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国家就会穷困，所以，无论是谷物太贵还是谷物太贱，都对国家不利。为了使这个矛盾得到解决，李悝制定了平籴的方法，具体做法是，根据每年的收成，把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把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在收成好的时候，由国家出一部分钱购进一部分粮食，向在收成不好的时候，再由国家从国库中拿出一部分粮食以平价出粜，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在收成好的时候谷价过低，而在收成不好的时候谷价过高。李悝平籴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城市居民和农民的经济利益都不受到损害，同时，这种方法也可以有效地限制投机商人的活动，防止贫民的流亡，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两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实行的“常平仓”、“均输法”等，就是在李悝的平籴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为了安定社会秩序，李悝制定了《法经》六篇，内容是《囚法》《捕法》《盗法》《贼法》《杂法》《具法》，但是这六篇都已经失传，只是在汉魏以来的一些文献中保留了一些片断。李悝认为，盗贼等犯罪现象的存在，是对于专制国家的最大的威胁，所以，“王者之政”应该从防止和制裁犯罪开始。在战国时代，人们所说的盗，是偷窃别人财物的行为，贼，是对他人人身造成伤害的行为，这两种行为是中国古代社会最突出的犯罪行为。所以，李悝把《盗法》和《贼法》放在《法经》前两篇的位置上。《囚法》是关于如何断狱的法律规定，而《捕法》则是关于如何捉捕逃亡人犯的法规，杂法是有关越城、赌博、淫侈、欺诈等违法行为的处理规定。
李悝主张实行严刑苛法，如《法经》规定，犯越城罪，一人越城则诛，十人以上越城则要诛死全乡的人和犯罪人的全族。另外，《法经》也对于十五岁以下的少年和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犯罪做了一些减刑规定。虽然李悝制定的《法经》十分严酷，但是，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
在李悝变法以后，魏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大增，成为战国初年列国中最为强大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