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香涛，直隶南皮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1863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从此跻身中国官僚集团。
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钢铁厂，它比日本1901年开始投产的八幡制铁所早了七年建成。张之洞为我国重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毛主席在和黄炎培等人谈到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特地举出过去四个实业界人物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工业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极力主战。1884年，他调任两广总督后，仍坚持抗法立场，从各方面支援抗法战争。他竭力推荐爱国老将冯子材，因而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但由于李鸿章执行的“乘胜即收”政策，使本来打了胜仗的中国，反而与战败的法国签订了屈辱的和约。这使张之洞极其愤慨，他“耻言和，则阴自图强”，于是“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物局”，开始进行以创办近代企业为主的洋务活动，决心“借富强以保中国”。
钢铁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兴办企业离不开钢铁。张之洞正是在兴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认识到“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需，无一不取资于铁”，“铁之兴废，国之强弱、贫富系焉”。但是处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钢铁厂，需要的钢铁几乎全都依赖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贸易总册》所载，此年中国共耗银两百四十余万两向外国购买钢铁，到光绪十四年即增至两百八十余万两。这样逐年增加的钢铁进口，不仅会造成对外贸易的不平衡，而且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外国的依赖性，便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张之洞为此惊呼：“再过数年，其情形岂可复问！”同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在于“利权已失”，而在诸多“利”之中，“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因此，只要办起自己的钢铁厂，“在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
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汉阳铁厂终于建成，其规模在当时东亚是最大的，有大小十个分厂，有两座百吨化铁炉，两座炼钢的酸性转炉，一座平炉，还有轧制铁轨的设备等等。铁厂的生产目标是“制械造轨”，而又以铸轨为先，张之洞原设想铁厂一经开炼，只要生产能力全部发挥出来，年产精炼的熟铁可达三万吨。铁厂产品不仅可行销国内，还可销往东南亚、南洋等国以及日本。但是，这却引起了侵略者的恐慌，他们把中国钢铁工业的崛起视为可怕的“黄祸”，所以千方百计对汉阳铁厂进行限制阻挠，并进而破坏铁厂的发展。又由于封建官僚对铁厂的统治，使铁厂一开办即遭到极大困难。铁厂从光绪二十年五月正式出铁，产品质量低劣，成本高，销售困难，从此，铁厂陷入危机。
张之洞毕竟是一个封建官僚，他对近代科学知识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就使他在兴办汉阳铁厂这样的近代新型企业时犯了一系列错误。
首先是采购了落后不适用的设备，买来的三座炼钢炉中的两座酸性转炉，不适合于汉阳铁厂所用的含磷较多的铁砂矿，生产出的钢含磷多，易脆裂，不宜于做钢轨。当时把握中国铁路修建权的“洋匠”即以汉阳铁厂的产品“不若洋厂精熟可靠”为由，而拒绝购买汉阳铁厂生产的铁轨，断了铁厂产品的销路，企图将铁厂扼杀在摇篮中。
其次是汉阳铁厂的厂址选择不当。张之洞为了“督查甚易”，实际上是为了把铁厂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把厂址选在汉阳。但汉阳一无煤，二无铁，需要的所有生产原料和燃料必须远道运来，铁厂要负担沉重的原料和燃料运输的费用。致使当时铁厂的铁轨比外国生产的铁轨贵。
由于上述原因，加上铁厂内部管理混乱，贪污成风等诸多因素，使铁厂生产“无不亏本”，难以维持。
为挽救危局，张之洞曾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诸如寻找新的原料来源，请准免税案，但都无济于事。于是清政府责令甩掉这个只是赔钱而毫无用处的包袱。不得已，张之洞只好将铁厂转给大官僚、大买办盛宣怀“招商承办”，实际上是将危机转嫁出去。从此，汉阳铁厂由官办时代进入官督商办时代，封建统治阶级企图创办自己重工业企业的愿望失败了。
尽管张之洞开创中国自己钢铁工业的努力未能成功，但是汉阳铁厂的开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各阶层建立民族工业的普遍要求，起了开创民族重工业风气之先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