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中时，有一类选择题最让人头疼。某题有若干选项，都有一定道理，请选择最符合题意的一个填空。绞尽脑汁想上半天，还是不敢肯定答对了没有。上大学以后，没有了这类考试，我才感到，生活中到处都是这种似是而非的选择题，没有标准答案，也无法检验，也许永远不知道对错。
我本有机会老老实实做个杭州人，娶个南方姑娘。孩子在杭州出生成长，他又结婚生子……从此，我们魏家的生存轨迹得以改变。
2001年，我考上了杭州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关于这一重大飞越的深远意义，我倒没有多想。考上考不上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妈在工商系统工作，如果没考上研究生，大不了按照她的意愿，找个机会回县里工商局，撑不死饿不死也是一辈子。考上了又怎么样？以后在杭州过一辈子？或者像有的亲戚说的，北京上海的随便挑哇？我还真想不来。
从不起眼的二流大学考到名校，我就像土包子进城，晕头转向、诚惶诚恐地过了两个星期。后来，我慢慢悟出点道理来了。一般大学和好大学差在哪？差在教师？学生？还是软硬件？都不是。差就差在风气、氛围，说得夸张点，就是校园文化。
在这里，老师常挂在嘴边的是“做学问”。学生们也爱谈论学术问题，说到某个学术“强人”时，充满无限钦佩。至于毕业以后干什么，似乎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我学的是中外政治制度，我们研究所有四位导师，翁、林、潘、甘。翁老师四十五岁，不苟言笑，是我们这个硕士点的负责人。林老师和潘老师都不到四十岁，外貌显得更年轻，容易接近，听说著作已经不少，科研能力很强。甘老师五十多岁了，有点老气横秋，讲课经常带出一些上海话，表现出对现实的无奈。据说，所里名气最大、资格最老、学术最强的是一位姓蔡的老师，今年七十岁了，早已退休，带的课不多。蔡老师是这个研究所的创办者，翁老师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好几位老师都是他的学生。
我们班算是研究生扩招后的第二届，研三有三名，研二有四名，我们研一扩大到六名，另外还有三名留学生，总共十六个人，开创了中外制度所前所未有之鼎盛局面。
由于我考研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所以考上之后，也没有感悟到什么“天道酬勤”、“皇天不负有心人”之类的人生哲理。但是，反观班里的同学，我才感到，像我这样一个吊儿郎当的人，能坐在这里，实属侥幸啊。
先说班里的三位女生吧，阮雪、李红娟、苏小敏。阮雪是典型的江南女孩，娇小玲珑，白白净净，说话柔声细语，做事慢条斯理。这种孩子，从小到大都是老师喜欢的好学生。她本科是在本校读的，以前就上过翁老师的公共课。老师们对她明显偏爱一些。李红娟来自甘肃，人像名字一样普通，但是风风火火，敢说敢干。可惜长年受西北风沙的侵蚀，五官周正的脸上一年四季受着层出不穷的痘痘的困扰。苏小敏是扬州的女生，她的经历才叫复杂，幼师毕业，当了一年幼儿教师，又上了专科学校，之后，不知道是通过成人高考还是自考的渠道拿到了本科学历，今年居然考上研究生。还有两位男生，陈俊杰和肖国才。陈俊杰是绍兴人，和翁老师是同乡，也是校友，自然地担当起翁老师指示的传声筒职责。肖国才是湖南人，有着一股子无所畏惧的泼辣劲儿。他年纪最大，是所里唯一结了婚的学生，考研的经历也是颇费周折。
半个月之后，原先那种夹杂着惶恐和兴奋的新鲜感一扫而光，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看来，研究生这三年不好混啊。
尽管我入学成绩是班里第二名，但是我心里清楚，我毕竟是半路出家，专业功底不扎实。很快，这种差距就显现出来了。阮雪、李红娟、陈俊杰三个人本科读的都是政治类专业，上课讨论时发言很积极，经常受到老师表扬。苏小敏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反应灵活，口齿伶俐，善于穿针引线，活跃气氛，经常引得课堂一片欢声笑语。唯独肖国才和我，像家里不招人爱的孩子，惴惴不安地陪着笑脸，不敢吭声。
其实，就连肖国才的处境也比我强。大家都能感到，翁老师对于老肖，显得特别宽容。这大概是因为他俩有着相似的经历吧。翁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国才不容易，既要读书又要顾家，把学习搞好的同时，要多关心关心家里。”课下，翁老师居然会和肖国才一起抽烟，说说家长里短。
我很希望翁老师也能这样对我。可是相反，翁老师对我总是特别严肃。他说：“魏秋枫（连我的姓都不肯省略），你自己应该能感觉出来，你的知识结构和政治学方面的积累，比班里其他人要弱一些，以后自己要下功夫，多看一些这方面的书。”
唉，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考上了研究生，还是个差学生。
不知从什么时候，学生中间流行“郁闷”这个词。我陷入了郁闷之中，这种情绪占据了主基调，一直持续到毕业。
其实，我这种情绪还有一个来源——远方的女友。
由于各个方面的一贯平庸，我在恋爱方面从来没有足够的信心。
但是，我一直怀有美好的愿望和幻想。这大概是因为我在女生面前胆小怯懦，压抑久了，反而产生了过度膨胀的冲动和想法。其它方面庸庸碌碌也就罢了，但是，我不能容忍我的爱情一片苍白。
上大学以后，经历了两次失败的表白，我的信念动摇了。我开始怀疑，我这样的人，是不是只配与一个最最平凡的女人厮守？
大三那年，事情的发展印证了我的怀疑。
以老生身份召集老乡会的过程中，我得以理直气壮地联系大一的师妹。在一个长相平平、老实本分的女生面前，我居然找到自信。在她面前，我突然变得油滑起来，经常卖弄一些学校的旧闻逸事。在格格的笑声里，她的眼神充满了对我这个师兄的盲目崇拜。老乡会结束后，大多数老乡就淡漠了。但是，我俩的联系却维持下来。她开始主动约我一起逛街，一起自习。学得头昏脑胀的时候，我俩也会像别的情侣一样，躲到图书馆后面阴森森的小树林散步聊天。
我感到，我和她正渐渐走近那种关系。我很矛盾，我惆怅、我后悔。我当初对她为什么要那么热情、那么亲热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可是，现在的我和她，好像驶入了窄窄的单行道，调头或是刹车，都会给她造成伤害。再说，虽然不称心，但是聊胜于无吧。
最后，稀里糊涂地，我俩算是成了男女朋友。
坦率地说，我承认对她一直没有产生过真正的爱情，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种类似亲情的感情却滋长了。在考研的那段日子，没有她的陪伴，我都不知道怎样能熬下来。当我要离开她去杭州上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恋，我已经离不开她了。
那天傍晚，家乡的秋风带着丝丝凉意，透过长袖T恤，吹得人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天快黑了，她还不肯回家，执意要陪我走。
街道两旁的白杨树叶子打着旋飘落下来。下一次和她见面，就是天寒地冻的腊月了。
她家和我家，住在县城的南北两端，相隔五里路。走完这段路，我俩就要相隔两地，分开四个多月了。
我推着自行车，她默默地跟在旁边，没说一句话。
在管云河大桥上，我们站住了。
脚下这条河把县城分为南北两半。小时候，它显得那么宽大气派。我只有坐着爸爸的自行车才能到了北城。现在，它也像爸爸一样老了、佝偻了。桥身被风雨侵蚀得斑斑驳驳，路面在汽车的碾压下变得坑坑洼洼，两旁的路灯早已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朦胧的夜色下，大桥显得更加幽深黑暗。
“你回吧。”我嗓子眼里像堵着一团棉花，“天黑了……不安全。”
她终于哭出声来，捂着嘴，抽泣着说：“你就没有别的话了吗？”
“在你家里都说过了，”我拼命抑制着流到嗓子里的泪水，“我到了学校，就给你家打电话。”
“还有没有？”
“还有就是……你平时要好好学习，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时间就过得快了。”我已经泣不成声了。
“可是，我想听你讲笑话怎么办？我已经习惯你陪着我上自习了，你不在我旁边，我学不进去……”
“别这样。坚强点，不要哭了。”
“你要等到放假才回来吗？”
“是啊，四个月，现在觉得很长，其实过得也快。等放了寒假，我就回来了。”我擦了擦眼泪，“你回吧，不早了。”
“不，你先走吧，我要看着你。”她哭着说。
“那我走了，你也回吧。”我转身骑上车子，告诉自己，不要再回头了，别再惹她难过了。可是，当我驶过大桥，快要转弯时，我还是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在桥的那一边，她似乎快站不住了，她一手扶着桥栏杆，一手擦着眼泪。我犹豫着，放慢了速度，车子晃了晃。最终，我转过脸，用力向前蹬了两圈，眼泪又流下来了。
“秋枫！”背后传来她的哭喊声。
我扭回头，视线一片模糊。我招了招手，骑上车子走了。
回到家，我早早地上了床，在黑暗中，任由眼泪恣意的流淌。这一年来，我和她形影不离，我已经习惯了她在我身边的感觉。想到要孤零零地在千里之外生活三年，我就感到无边的寂寞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换芝，”我心里呼唤着她的名字，“等着我，我一定早点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