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曾说过：“世道衰退，各种歪理邪说和暴行频发，谋臣篡位、儿子弑父等乱纲乱纪的事时有发生。孔子忧心世道，潜心著了《春秋》，流传后世。《春秋》面世，那些乱臣贼子们也都有所顾忌。孔子忧心乱臣贼子，贼寇们也忌惮孔子。这让人们相信，史册对人的褒贬记录，其实比刀斧严刑更加有效，如此看来，执笔著史也算是功劳一件了。”
春秋时代之后，天下就大乱了，叛臣逆贼层出不穷。于是到了南北朝，从刘宋武力夺权开始，其他的南齐、南梁、南陈诸朝，全都是篡位弑君夺得的权力。这些政权都是非法建立又被非法摧毁，一会儿强盛一会儿衰亡。
北方的少数民族乘着中原大乱也乘势崛起，占据北方江山，传世十一代君王，维持国运一百七十多年。夷狄有君，诸夏不如，真是可悲可叹啊！到了北齐、北周时期，同流合污和篡位夺权的情况仍在继续，已经彻底沦为乱贼横行的时代。
隋文帝时期，外戚上位夺权，虽然勉强统一了南北朝，保留了中华民族的体统。但是这些乱贼建立起来的政权，无道无义，命数有劫，终于招致各种横祸。臣子叛乱，生子弑父，兄弟为贼，荒淫无度，最终落得江都兵变，满门都不得好死。他们的昏庸乱国，夏桀、商辛也不过如此啊！隋炀帝的两个孙子一会儿立储一会儿被废，完全像个傀儡一样任人摆布，因此他们都无心争权而去拜佛诵经了，甚至希望自己没有生在帝王之家。如果不是父亲祖辈作乱，后辈也不会无辜卷入如此境地，遭受现今的惨状啊！虽然隋朝得了天下，但其实更像是一个过渡的时代。按照以前史学家修史溯正统的惯例，隋朝在史书上是没法当作一个朝代列入正统的。
在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姚思廉的《梁书》《陈书》里，都有意回避和绕开隋史。沈约和萧子显都是梁朝人，投鼠忌器有所顾虑情有可原；但是姚思廉是唐朝臣子，依然回避奉迎前朝的史书套路，难道是认为大唐政权的建立，也是篡位窃国的原因而不便提及么？或者还是因为他的父亲姚察之曾在梁、齐当官，而没有客观地记录这段史实？
之前，崔浩之兼修《魏史》，直白披露了这段史实，结果落得客死他乡。他的作品里对魏朝的描述并不正面，被时人称之为“秽史”，后人著史也没有查证引用其作品。
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北周书》，轻率落笔写史，仅仅是凭着对两朝的一些记录资料，稍微做些润色删减而成，并没有客观地表达出自己对历史的褒贬评论。
《隋书》是唐朝史臣合力编撰而成，宰相魏征主编。魏征以直谏忠臣著称，但是为何在《张衡传》中，不提刺杀隋文帝的事？明明此人是个乱臣贼子，为何在史书里还刻意歪曲，那么这部史书还可信吗？
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是官府的私家著述，拿他的作品来做正史参考，发现有的地方详细、有的地方又特别简略。咱们暂且不去讨论其史书的详略，单说他把隋朝列入到了《北史》里，后人就以此讥讽他此举不当。我个人认为，《春秋》用少数民族的礼仪来记录少数民族的事，估计李延寿也是这个想法吧。
哎，乱臣贼子遍地都是，有的幸而掌权得了天下，拥有四海，难道真的会名垂千古流传后世吗？我动笔开始写《南北史演义》的时候，主要是援引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根据里面的史实，略加演义。因为南北两朝的年代关系，所以将两朝并在一起来写，读者阅读的时候也方便互相对比、查阅。不敢说本书能有多大价值，自认为可以像历代官史、私史一样流传了。阅读正史的人向来都容易生厌，而阅读历史小说的人又不得不翻查史实资料。我撰写历史演义有些年头了，每一本书面世，都很受读者的欢迎。自认为是因为落笔浅显易懂，异同其他作品，而且没有敷衍记录，又不违背通俗演义的宗旨。
民国十三年一月 蔡东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