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后，黑人教学设备数量，黑人教师工资和黑人学校开课时间都大大地增加了。到1940年，16-25岁的黑人中约有三分之二在学校就读，比1940年时增加了20％。南部公立学校中每个黑人学生获得的政府开支占每个白人学生所得的比例由1931年的29％增至1941年的44％。黑人教师工资在1931年时仅为白人教师的三分之一。到1940年时该比例增加到了50％。而且，在新政期间，黑人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数量都增加了一倍以上。30年代有将近200名黑人获得了博士学位。1940-1943年又有128名黑人获此殊荣。而在20世纪头30年间获得博士学位的黑人仅有45人。新政给黑人带来的此等好处在他们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广大黑人群众对罗斯福为首的民主党及他所领导的政府寄予厚望，期盼着他的政府能带领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黑人在1936年的总统大选中决定性地加入了罗斯福的新政联盟。
如果说在1932年的选举中，广大黑人选民虽不满于胡佛总统的政策，业已开始有限地游离于他们几代人所支持的共和党，但民主党的由来已久的谨慎态度使得他们至少仍在精神上留在共和党阵营的话；那么，到了1936年，随着民主党的政治态度更加明朗化，广大黑人群众义无反顾地蜂拥加入了民主党的营垒。在选举前夕，大批黑人选民的信件雪片般飞向各家报社、民主党竞选总部和白宫，表达一个共同的心声，“我选罗斯福”。1936年8月末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69％的黑人认为罗斯福是他们所期望的总统候选人。大选的结果，罗斯福赢得了哈莱姆黑人选票的81％，匹兹堡黑人社区选票的75％。罗斯福在费城、底特律、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等城市黑人选区的得票率分别为69％、66％、65％、60％和49％。
这个结果不仅如美国著名的政论专栏专家弗兰克·R.肯特所言，是美国黑人的选举行为具有“真正的政治意识的时代”的开始，也是美国黑人选举模式发生重大转变的明证。
在1936年的总统大选中，罗斯福在各个主要城市的黑人社区所得的黑人选票比1932年时增加了60-250％；而且他在黑人社区得到选票的比例大大低于其在整个城市的支持率的状况，使这两个数字非常接近。黑人由此完成了其政治抉择上的历史性转变，全面倒向了民主党，并成为新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黑人内阁”
罗斯福总统执政的年代，也是黑人政治力量得以迅速积聚并获得机会充分展现的年代。在此期间，黑人参与国家及地方政治活动的基础有所扩大；旧有的黑人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及全国城市联盟(theNationalUrbanLeague)和新建立的黑人机构“种族关系协调委员会”(theCommissiononInterracialCooperation)与“朱利叶斯·罗森沃德基金会”(theJuliusRosenwaldFund)的主要职能发生了更有利于黑人参政的转变；在联邦中央和地方，参政的黑人数量有所增加。另一方面，黑人的选票在历史上首次成为影响美国两党政治选举结果的重要政治力量，因此也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竞相追逐的目标。
在新政期间，解决接济和经济复兴计划中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既给黑人提出了特殊的挑战，也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全国城市联盟等有着悠久的，为黑人的进步而不懈斗争的历史传统的黑人组织转变职能和工作方法，以及“全国复兴联合委员会”(theJointCommitteeonNationalRecovery)与“全国黑人大会”(theNationalNegroCongress)等新兴黑人组织的诞生提供了历史机遇。
毫无疑问，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为黑人的种族进步而斗争的最具影响力的组织。它已领导美国黑人为争取民权与政治平等奋斗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新政不仅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传统的宣传和抗议方法，如进行社会调查，充分运用舆论工具，在首都华盛顿进行游说以及利用公众集会的方式进行抗议等在确保黑人从新的联邦救济与复兴计划中得到公平的份额的斗争中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而且还使它的斗争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强调确保黑人权利的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在过去，政治领域内的斗争仅仅与少数黑人领袖有关，而共和党和民主党对种族问题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视态度，黑人的政治权利问题更是被束之高阁；同时，联邦政府也不大关心社会事务，对这方面的事情只进行很有限的干预，这就难于使广大黑人群众团结起来发动有效的政治行动。但是，自新政以来，联邦政府作出的决策都直接与每个黑人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这大大提高了普通黑人参政的积极性。越来越多的黑人参加到美国的政治运作中来。黑人参政的群众基础开始扩大。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准确地把握住了这种历史机遇，使自身的职能适时地发生改变。
首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致力于美国选举活动政治化的斗争。它努力收集并及时发表总统和国会议员候选人有关种族问题，如反私刑法案，黑人在救济和联邦就业上的平等待遇，及聘用公务员的非歧视原则等一系列关乎普通黑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以此来教育黑人选民，帮助他们选举出能够替黑人的切身利益说话的候选人。其次，该组织还大力宣传选民登记的重要意义，鼓励黑人，甚至是生活在下南部的黑人积极争取选民资格，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一位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官员对该组织的这些活动进行评论说，“我们……开始试图塑造黑人选举的个性形象，使他们成为能够利用其选票影响政府决策的公民。”
全国城市联盟在历史上一直将为黑人获得经济机会作为其主要工作重心。它习惯于以事实为依据，以推理为准绳，通过整理和发表有关黑人经济状况的详细调查报告，依靠口头劝说而非抗议的方法“礼貌地”处理问题。在新政的新形势下，该组织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随着联邦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不断增多，联邦政府逐渐成为众多就业机会的最主要控制者和提供者。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城市联盟不得不象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那样，到华盛顿去进行游说，与国会以及各级联邦机构和部门进行周旋。静静地乞求美国联邦政府对于黑人的施舍是无济于事的，全国城市联盟也不得不鼓励其成员走上街头，展开公开的抗议活动。这在它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同时，全国城市联盟的官员也深刻地认识到，由于人员和经费的严重不足，即使全国城市联盟的所有成员(不足50人)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确保黑人在救济与复兴计划中受到平等待遇的活动中去，但是，在能够对黑人产生直接影响的新政的各项政府决策都是在州和地方政府部门作出的情形下，它也根本不可能对每个负责实施新政救济和复兴计划的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进行调查和监督。为此，全国城市联盟于1933年组建了“紧急咨询委员会”(EmergencyAdvisoryCouncils)网络，负责调查有关国家复兴管理局的种族歧视的诉讼，游说诉讼委员会，使黑人了解各种救济和复兴法律、法规和机构的运作规则，并教会黑人如何确保得到新政所承诺的好处。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出现了200多个分支机构，它们主要分布在那些没有全国城市联盟的代表或其他关注黑人事务的组织的城市里。这个咨询网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全国城市联盟人力和影响的不足，有助于黑人获得更多的平等待遇，但由于它们的组织性较差，又缺乏足够的经费和有力的领导，这些机构到1935年秋便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至此，全国城市联盟已经感受到“普通的‘老式的’方法在哪里也难以为黑人弄到工作”。就黑人工人而言，一味地依靠其他组织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黑人工人必须组织起来，形成一个能够替自己的利益说话的强有力的机构。于是，全国城市联盟组织建立了一个工人委员会网络。这些委员会给黑人工人提供极为必要的受教育机会，并对黑人的组织工作提供实际的帮助。全国城市联盟产业关系部主任阿诺德·希尔深有感触地告诫黑人工人，“你们必须组织起来，推翻那些使你们游离于工会之外的种族歧视的藩篱，同其他工人一起，呼吁一个劳工的新政。”这可以说是新政对全国城市联盟产生影响的结果。从此，美国黑人工人被有意识地组织起来，开始在为广大黑人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33年夏，来自新英格兰各大学的一小群黑人研究生组建了“黑人产业联盟”(theNegroIndustrialLeague)。该联盟的执行秘书长是哈沃德法学院的研究生约翰·P.戴维斯，研究部主任是哈沃德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罗伯特·C.韦弗。该联盟的主张是，“无论联邦政府何时援助国家的复兴，我们都要设法确保黑人种族的利益”。该联盟克服了缺乏经费和实践经验，组织本身影响小等诸多局限，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在有关国家复兴管理局的法规早期听证会上奋力为黑人要求平等待遇，指出该法案的潜在的歧视性条款。这引起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秘书长沃尔特·怀特和联邦教会委员会官员乔治·E.海恩斯等黑人领袖们的注意。
1933年9月，其他十五个组织与黑人产业联盟共同建立了一个新的反对国家复兴管理局种族歧视行为的华盛顿院外活动集团，名为“全国复兴联合委员会”。<3>这个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分析并指出国家复兴管理局法规中对黑人不利的条款，收集有关就业模式和工资标准的信息，与政府官员会见，出席听证会以及及时发表其工作成果等。全国复兴联合委员会在其存在的历史中虽然只取得了尽管十分有限，但却非常重要的成绩，即迫使国家复兴管理局出面禁止在南部对黑人实行较低的工资和较高工时标准，但它的存在及其公布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所揭示的是种族歧视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极大地教育了黑人工人和群众，提高了他们的组织和思想觉悟。如若没有它的不懈努力，国家复兴管理局对黑人的歧视很可能会更严重。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全国城市联盟等旧有的黑人组织在新政的影响下，原有的工作重点、斗争策略和方式都在一定意义上发生了转变、扩展和延伸。这使它们更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更加有效地团结和教育广大黑人群众，提高他们的组织纪律性和政治敏感力，为将来参加更大规模的斗争做好准备。
依靠组织象全国黑人大会和全国复兴联合委员会这样的政治团体对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决策施加影响，仅仅是黑人有限地干预美国政府政策的途径之一。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变化，黑人领袖们渐渐认识到，单纯地依赖能够或愿意为黑人的利益而奔走呼号的政治性组织的努力不可能完全解决美国联邦政府的职能部门，尤其是负责联邦政府救济和复兴计划的行政机构和部门的黑人的不平等待遇问题。有助于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问题的解决的另一个途径是设法派人进入政府部门任职，让他们来监督美国联邦政府的决策行为，尽可能避免对黑人具有歧视倾向或者可能会有损于黑人利益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但是，首先提出并真正实践这一设想的是两个白人，“种族关系协调委员会”(theCommissiononInterracialCooperation)主任威尔·W.亚历山大和“朱利叶斯·罗森沃德基金会”(theJuliusRosenwaldFund)主席埃得温·R.恩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