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分别对生活在普韦布洛岛的蒙古族的两个极为不同的部落与生活在南太平洋的三个社会进化程度迥异的部落进行了跟踪研究，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博厄斯和本尼迪克特等人的这些观点为后来的文化相对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文化相对论的许多观点大大削弱了白人种族优越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其他人则指出，白人种族在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落后于其他种族。1938年，博厄斯在其新版的《原始人的观念》(<I>TheMindsofPrimitiveMan</I>)一书中大胆地宣布，人类社会各种族集团的发展进程是步的。
1935年，社会心理学家奥托·克林伯格发表了《黑人智力与选择性移民》和《种族差异》两种著作，推翻了美国科学界关于天生智力和智商试验的许多论断，从而对种族主义的科学性提出了全面挑战。1905年，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任美国心理学家联合会主席的阿尔弗来德·比尼特进行了一系列测量智力水平的试验。从此，种族主义者们就象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争相用智商测验的结果来维护其白人种族至上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负责对应征加入美国陆军的人员进行智力测验，他的结论得到绝大多数吉姆克罗制拥护者的赞同和支持。20年代，大部分科学家也接受了比尼特的论断。一时间，黑人是劣等种族的观点似乎找到了“科学”的论据。
1923年，在博厄斯的社会环境论的鼓舞和启发下，克林伯格开始重新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尼特等人对于黑人的智力测验结果的科学性。在综合他自己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通过对大迁徙对于黑人智力的影响的分析后发现，不同种族中的人，其智商的结果随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来自俄亥俄、伊利诺伊、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等州的第二代黑人移民的智商高于南部的黑人和白人——这一发现直接命中白人种族至上论的核心：黑人天生就是低贱的种族；纽约市黑人的智商水平与他们在该市生活的时间同比增长；因此，克林伯格得出结论，“随着黑人同白人所处的环境越来越接近，黑人的劣等性将趋于消失。”克林伯格的这些论断得到了托马斯·R.加思等杰出心理学家的认同。
这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主张不同种族在基因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智力不同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在美国学术界，人们普遍认同于如下观点：就个人的能力而言，不同种族之间没有先天的差异，而只存在因为教育、文化、经济、和其他环境决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后天差异。这也得到了美国心理学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认可。
不久，德国对该国的犹太人进行种族主义大清洗的消息传到美国。美国各界对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的滔天罪行义愤填膺，纷纷发表声明，谴责种族主义。1938年底，在博厄斯的推动下，美国人类学学会宣布“人类学不为以种族低贱为由对任何民族进行种族歧视的行为辩护”。是年，该学会和美国生物学学会的年会都发表声明，谴责纳粹分子的种族主义理论。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重新抬头和纳粹主义的出现无疑加速了美国科学界鄙弃基因说--威力论基础的种族概念的过程。1939年，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在世界博览会上领导一个小组专门讨论了“科学家如何帮助挫败种族主义”的问题。至此，美国各界反对种族主义的呼声达于高潮。
其次，如同博厄斯对美国人类学家的重大影响一样，为了逃避纳粹主义的迫害而流亡到美国的犹太裔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使他们的工作集中于大量的种族偏见问题。他关于挫折对人类行为之影响的研究为科学地解释为什么种族主义是种族主义者对人性的歪曲，而不是遭受偏见的集团的特性或者行为所造成的某种东西的论断奠定了基础。
卢因于1936年创建的社会问题心理研究联合会(theSocietyforthePsychologicalStudyofSocialIssues)和由他自己担任主席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社区关系联合会(theCommissiononCommunityInterrelationsoftheAmericanJewishCommittee)就种族偏见的根源和本质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心理学调查研究，并得出一致的结论：种族仇视是个人因不能实现其生物需要或社会愿望的目标所造成挫折感诱发的。他们认为偏见是精神失调或精神神经病的同义语。
本·赫克特则通俗地认为，“偏见是我们将自身的疾病转嫁到别人身上的一种方法。它是我们因不喜欢他人而不是我们自己所施展的一种诡计而已。”其他学者则拓展了卢因关于偏见根源的解释。许多社会学家深入探讨了为什么人们对某些族裔团体有偏见，而对另外一些团体却没有；为什么有这种偏见的群体的人格相对而言是稳定和一致的。他们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民权运动领袖们所主张的种族融合有助于消除种族偏见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认为，种族间交流的越频繁，发生种族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他们的研究发现，白人对于黑人的态度主要不是由同黑人接触的方式，而是由针对黑人的主流态度所决定的。美国社会学家在30年代所进行的这些研究使黑人获得了清白。他们还认为，种族主义的裂痕是可以弥合的。
同一时期，约翰·多拉德及其同事们关于引起偏见的社会过程和模式的研究使应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分析和诠释偏见产生之根源的工作达到高潮。他们认为，在引发偏见的文化机理中，阶级和种姓概念占有中心的地位。他们认为，种族主义对于黑人和白人的人格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肯尼思·克拉克和玛米·克拉克夫妇通过对生活在种族歧视环境中的黑人的研究认为，这些黑人有较明显的自卑感。其他的学者则详细地考察了种姓和阶级概念对于黑人的上进心、犯罪率、生活的涣散状况、未来的志向和成就的影响。有些学者明确警告说，美国黑人和白人种族关系和谐的表面正孕育着严重的危机。
